雷蒙德・卡佛:當我們在談愛時,我們到底在談甚麼

撰文:唐晉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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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雷蒙德・卡佛,就不得不提我們熟悉的村上春樹:他曾說自己的寫作多數來自卡佛的啟發;兼為譯者的村上,亦早已將卡佛的短篇小說全部譯成日文。」卡佛到底有甚麼魅力如此吸引村上呢?他用字精練得被評為簡約主義,他寫美國低層人物的灰暗現實,他寫失敗者、酒鬼——就如在寫他自己。即使沒有讀過卡佛的作品也好,我們可能亦聽過〈當我們在談愛時,我們到底在談甚麼〉(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這個篇名(比如在2014年的電影《飛鳥俠》(Birdman,或譯《鳥人》)),這已經成為一句經典句式了。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Wikimedia Commons)

長期處於邊緣的作家生活

短篇小說家與詩人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出生於1938年的今天,他父親是位鋸木工,亦是個酒鬼,母親則是待應與零售推銷員。卡佛非常早婚,他與妻子瑪利安(Maryann Burk)結婚時,他十九歲,她只有十六歲。婚後兩口子都為糊口而奔波勞累,他們是邊緣的社會階層,亦處於生存的邊緣,無日安寧。卡佛幾乎做過所有低下階層的職業:鋸木廠工人、加油站職員、倉庫工人、守衛、送貨員、採鬱金香勞工 、餐廳清潔工——他要不就是一天中要打幾份工,要不就是失業。同時卡佛就像父親酗酒成癮,最嚴重時甚至要辭退工作。他將這些體驗全都寫進小說中,因而他被稱為藍領作家,或寫失敗者的失敗者、寫酒鬼的酒鬼。

卡佛生命的另一部分是個作家,雖然年少時讀書不多,但開始出來艱辛工作後,他卻回到學院,出入在美國最頂尖的大學之間,比如史丹福大學與柏克萊加州大學。他上課,他讀了個碩士課程(中途曾經綴學),他成為了寫作課的導師。他最終得到作家補助金,成為英文系教授,最終他可以當全職作家,小說亦大賣,終能過上安穩的生活。及後他遇上第二任妻子、作家黛絲.葛拉格(Tess Gallagher),終於成功戒酒,卻好景不常,酗酒沒要了他的命,卻是吸煙習慣讓他患上了肺癌,終於在1988年以五十歲之齡離世。

卡佛的小說集《請你安靜好嗎,拜託?》(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收錄〈肥〉(Fat)、〈鄰居〉(Neighbors)與同名短篇〈請你安靜好嗎,拜託?〉等(Vintage)

減法的簡約主義

要認識卡佛,最直接的方法是去讀他的小說,我們從中都會感受到一種俐落感。他的小說被指為簡約主義(minimalism):他不用副詞(形容詞也不多),人物少有內心獨白,他不延展情節,也不用比喻手法來描寫事物;卡佛的小說只描寫表層的人物動作與對話,如〈肥〉(Fat)就只寫一個待應複述自己在餐廳招待一個肥胖食客的過程,使她亦奇異地覺得自己變得肥大。卡佛以極短的篇幅速寫出一個個帶著不幸經歷的人物,小說只截取了他們一生中極短的瞬間,呈現出來。卡佛說:「相比起人物正在想甚麼,我更感興趣的是他們正在做甚麼,他們正在對對方說些甚麼,甚麼是他們沒有說出口的,甚麼是他們正在談論但卻沒有去做的」。因此在極簡短的人物動作與對話背後,總留有空間,小說的張力就在這空間之中。

我們可以說卡佛的小說流露出的強烈風格,是以減法成就的:他寫完一篇小說後要再「削」過十五至二十次,定稿的字數可能只有初稿的一半。卡佛常被稱為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之後最偉大的美國短篇小說家,的確,閱讀卡佛會讓人想起海明威的短句及對只用名詞與動詞的堅持。卡佛本人亦贊同海明威的話:只要你自己清楚你都省略了甚麼,那麼省略甚麼都沒關係。

村上春樹譯的日文版《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頼むから静かにしてくれ) I、II 卷(中央公論新社)

「骯髒」的寫實主義

在八十年代,卡佛的小說亦被歸到骯髒寫實主義(dirty realism)這個新的美國小說類型之下。卡佛寫對世界冷感的失敗者,他們都被生活的重擔壓垮,也寫他們平庸而細小得近乎卑微的欲望:年輕伴侶羨慕鄰居夫婦的生活(〈鄰居〉Neighbors)、雪櫃壞了因此妻子想要個新雪櫃(〈保鮮〉Preservation)、天生爛牙的女生終在第二任丈夫的幫助下有了整容的機會(〈羽毛〉Feathers)、嫌妻子肥胖想要她減肥的失業丈夫(〈他們不是你丈夫〉They're Not Your Husband)——這些小人物都在所欲之物患得患失之間徘徊,多數都得不到解決,故事就此完結。有趣的是,惜字如金的卡佛多將筆墨花在描述食物與進食的過程,都是極為普通、平民的食物,他們亦會喝低級的酒,抽廉價的煙。

卡佛終生秉持的寫實主義,就是寫這群普通的人。他形容這些人是「美國生活裡最絕望也最龐大的下層土壤,這些人無法完成他們經濟與道德上的義務和職責」,而他自己亦是這些人的一分子(直至晚年得以當上全職作家)。卡佛堅持作家自己的生活與筆下人物的生活之間,不應該有距離。有評論質疑真實的美國人應該普遍比卡佛筆下人物更快樂一些,卡佛只集中展現事物的陰暗面,而根本不了解美國的藍領階層。對於這些來自白領階層的言論,卡佛只覺得可笑。

小說集《當我們在談愛時,我們到底在談甚麼》(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Vintage)

另外有批評指卡佛的故事與人物的難題都沒有解決,小說就完結了。卡佛則指作家的職責不是要提供結論或答案,但更重要的,或許如他所說:「對於我寫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來說,優雅地解決困難,不僅是不合適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卡佛的文學與他的生命可謂是等同的,甚至卡佛的生活亦決定了他的文學形式:他只寫短篇小說與詩,一方面出自他長久都要做著跟寫作無關的勞力工作,沒有一刻可以從生活的重擔釋放,因此只能偷取一點兒的時間來寫簡短的東西,「一次要寫得完,最多兩次」;另一方面他說自己羨慕長篇小說的結構、鋪排、起承轉合,但自己只能寫日常中的俗事,寫不出如經典與史詩的鴻篇巨著來。

1993年的電影《人生交叉點》(Short Cuts,另譯《銀色.性.男女》),改篇自卡佛的九篇短篇與一首詩(Fine Line Features)

細讀卡佛的小說,大概會感受到在冷冰與苦澀之下,還是交錯著一種敦厚的溫情。村上春樹形容卡佛的小說表現了一種作為美國平民的自豪感,作為卡佛全部小說的日文譯者,他這樣總結卡佛:「他的名字會在美國文學史中留下應有的位置,他留下的六十五篇短篇小說中,最少也會有六篇被當做經典長久地閱讀下去。」

延伸閱讀——村上春樹專題回顧:傷春悲秋還是憂國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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