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教育——如何辯論如何教育?

撰文:林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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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美國總統大選的第一次電視辯論日之後後,CNN民調顯示美國人民對希拉莉的支持度高於特朗普。當然,其後也有人說該民調的採樣已經是偏重民主黨支持者,故此民調未必可信。到底誰勝誰負,結果又成為另一場辯論。不過無論如何,回首過去,電視辯論對美國總統選情舉足輕重,如尼克遜大戰甘迺迪、雷根對決卡特等戲碼之經典可以媲美金剛登上帝國大廈一幕。

 

辯論如何教育

 

選舉與辯論就像雙生兒。但事實上,辯論一直以來也是教育的重要一環。古希臘時代所提倡的「七藝」當中,語法、修辭以及邏輯都與辯論有密切關係。巨哲柏拉圖(Plato)有不少著作也以對話錄的形式寫成。在《會飲篇》(Symposium)中,他就借一場酒會來讓各角色對話、激辯何謂愛情。以辯論書寫學術作品此一作風延續至今。北京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貝淡寧(Daniel A. Bell)所著的《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Communitarianism and its Critcs),以當面辯論的方法與真實的批評者們討論,書中時而有與會者過份激動,要離場休息,冷靜完兩句旋即又鬧得面紅耳赤。但正如作者所言,比起一篇篇文章你來我往,當面辯論可謂是更加直接、更加有效的學術交流方式。

 

對莘莘學子而言,辯論無疑有助他們訓練思維,增廣見聞。但是這就代表香港辯論教育的方法正確無誤嗎?

 

如何辯論教育

 

當年我讀中學的七年間,辯論只佔中文科數個星期的活動而已。而在不再新的新學制DSE中,辯論甚至乎淪落為「鼓勵採用的教學方式」。幸而,香港學界有不少校際辯論比賽:大專最主要的比賽有港台主辦的大專辯論賽,基本法推廣委員會主辦的基本法盃。而中學比賽更多,AIA盃、星島辯論賽、聯校中文辯論賽,密鑼緊鼓。暑假更是常有兩至三個盃賽同步進行,有些學校需要多線作賽。香港學界辯論比賽百花齊放,一方面有賴對辯論甚有熱誠的前辯員們鼎力相助(甚至乎有中學生自行組織盃賽)。但另一方面,當香港的辯論教育幾乎等同於辯論比賽,我認為這種教育方式也有其盲點。

 

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書中,作者George Lakoff以及Mark Johnson提出,我們的語言系統有一部分是以暗喻(Metaphor)作為主軸來運作。例如我前面這句子「我們的語言系統有一部分是以暗喻作為主軸來運作」就是以「機械」作暗喻來理解「語言系統」,所以有「主軸」、「運作」等字眼。而書中常用的例子正是辯論,他們發現人理解「辯論」時所借用的暗喻是「戰爭」,例如我們會說「攻擊對方的論點」、「第一副辯的首要工作要劃定戰場」。但這暗喻的結果,便是令辯論最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為這是一場戰爭。當然,若然要問是先有辯論比賽,還是先有戰爭作為辯論的暗喻,無異於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但無可否認的是,比賽深化了「辯論作為戰爭」這概念。

 

例如辯論比賽中的評判制度,使辯員的目標不是說服對方,而是要說服評判,要不就是證明對方不可信,要不就證明自己可信,於是教練們都會教同學如何「擊敗對手」。但這不正正違反古希臘「辯證法」的要素,反覆詢問以尋求雙方共識嗎?結果,辯論場上的常見情況就演變為,辯員越辯越堅持己見,雙方越鬧越烈,以至溝通失效,真理也不再越辯越明。到同學自比賽抽身而出,面對日常面對面溝通時,某些同學習慣了辯論比賽的說話方式,難免令談話氣氛變僵。由此,辯員們常有一個共同經驗,就是被人責罵「不要再用辯論的方式說話了」。

 

以舞蹈作為暗喻的辯論?

 

我並不是反辯論,更不是反對辯論比賽。我自己也受益於辯論,參與了辯論比賽幾乎十年,曾經參與大專辯論賽,也曾經獲獎。辯論有助我訓練邏輯思考是無容質疑,但正正辯論得越久,我越懷疑以辯論比賽為主軸的辯論教育是否就是「最好」?這方法對訓練同學思維甚為有效,亦有助同學更深入地理解社會時事,但我們不能因此隱惡揚善。我們必須反思,到底辯論教育如何可以做得更好。我們能否想像另一種辯論教育的模式,不是要擊倒對方,而是要與對方尋求共識?

 

在《我》一書中,作者有提及過一個可能:以「舞蹈」作為「辯論」的暗喻,令參與者轉以拿捏平衡為目標,而非一味的追求擊敗對手。作者舉這個例子,其實旨在展示轉換暗喻,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也會有變化。而這個轉換暗喻的過程,他說正是「詩意」(poetic)的來源。以舞蹈理解辯論會不會太詩意?這的確有點浪漫化。但如果真的做得到,對學生而言、對學習而言未嘗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