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諾：暴政的根源 - EP69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書中表示︰啟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經以一種潛在的方式、已經作為一種潛能或秘密，包含在後來發展中隨處可見的倒退情況，例如極權主義、集中營、人對自然和人對人的統治。這種悲慘的發展就是啟蒙理性自身必然的命運。
啟蒙的自我否定
人們普遍稱18世紀為啟蒙時代(Enlightenment)，啟蒙時代的最大特點是高舉人的理性，認為理性高於非理性情感和宗教信仰，而且相信理性推動歷史，歷史本質上就是理性不斷進步，不斷克服非理性的過程。後來19和20世紀人類的科技取得長足發展，理性的發展達到了顛峰。然而，後來兩次世界大戰爆發，人們在戰爭中目睹血腥的大規模殺戮，其中還有惡貫滿營的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知識份子不能不面對這個詰難︰如果歷史本質上是理性不斷發展，而這個發展趨勢又是必然的，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所伴隨的法西斯和野蠻是理性發展的必然產物嗎？
在某些實證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極權主義的出現可能只是在歷史長河中的偶然事件而已，不能歸咎於啟蒙理性，至少不能完全把罪責歸到啟蒙理性的頭上。總之在他們看來，啟蒙理性跟二戰沾不上邊，他們甚至認為二戰的出現根本上是人們背離了啟蒙理性的指導原則。在他們眼中，二戰的野蠻彷彿是從天而降的隕石，純粹是一場偶然的災難。但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完全不接受他們的觀點，他們在《啟蒙辯證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表示︰二戰及其所伴隨的野蠻，本質上屬於啟蒙理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借用了黑格爾(G. W. F. Hegel)的辯證法(dialectic)來解釋啟蒙理性的內在發展邏輯。根據黑格爾的辯證法，事物在自身之內含有走向自己對立面的種子，例如生命本身即包含死亡的種子，生命不斷發展會走向死亡。同理，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認為啟蒙理性最先作為中世紀蒙昧主義、宗教信仰和非理性思潮的對立面而出現，啟蒙理性對它們作出大力的批判，最後戰勝了它們，從此啟蒙理性在人類各個領域取得了統治地位。但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看來，啟蒙理性本身包含了走向自己對立面的種子，啟蒙反對神話，但自己卻成了新神話。這個新神話首先表現為人和自然的變成主客二元對立的關係，具體表現為量對質的抹殺（可計算性成為統治原則）和概念對事物的抹殺。
總而言之，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書中表示︰啟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經以一種潛在的方式、已經作為一種潛能或秘密，包含在後來發展中隨處可見的倒退情況，例如極權主義、集中營、人對自然和人對人的統治。這種悲慘的發展就是啟蒙理性自身必然的命運。
工具理性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指出啟蒙理性的綱領是要用理性戰勝非理性，去除神話和幻想。換言之，就是利用知識來取代幻想。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認為培根(Francis Bacon)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充分暴露了啟蒙的野心和真正本質，「知識就是力量」旨在使人支配和統治自然。啟蒙理性高舉知識的大旗打倒迷信，在當時的確帶來了正面的影響，但借用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模型，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指出這個命題會自我否定，這個命題在現代帶來的負面必定多於正面影響。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繼而指出「知識的本質就是技術」，人們不會滿足於知識所展示的真理，知識真正令人滿足的地方是「實用性」、能夠解決問題、甚至為人們帶來權力。當人們擁有一定知識後，首先會用來對付自然。自然對於人而言，只是一堆僵死的、有待開發的質料。他們進一步指出，人們會在支配自然過程中所形成的統治欲和佔有欲，會進一步驅使人去把統治技術應用在人類身上。人們愈不把自然當作一回事，也愈不把其他人當作一回事。
康德和薩德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啟蒙辯證法》一書的第二個附錄中，通過把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和文學家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做出對比，指出康德的自主的主體式和薩德筆下無比淫蕩的享樂主體有隱密的聯繫。作為啟蒙理性其中一個倡導者，康德認為每個主體都應該接受自己理性的指導，理性能夠自己為自己給出道德律令，命令主體無論如何都應該要做道德的事。道德律令是純粹形式性的，只是一條道德律令「你應當X」，道德律令具有普遍性及必然性，所以不可能來自經驗客體，只能夠來自理性自身，理性自己為自己頒布道德律令，就是自律；薩德的享樂主體其實也要嚴格遵行快感律，快感律無時無刻都命令主體無論如何都要享受他人的身體，快感律同樣出於主體自身。
薩德曾在著作《閨房哲學》（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中寫道，毀滅是大自然主要的律則之中，毀滅的力量不可能是罪惡，毀滅只是改變了事物的形式，把本屬於大自然的巧手所造的東西還給大自然。整個人類的滅絕也只不過把屬於大自然的東西還給它。因此殺人在薩德看來，其實不是罪惡，因為大自然也是這樣運行的，大自然無時無刻在不斷毀滅和創造。人間的一切宗教、道德只是懼怕大自然的而製造出來的託辭。真正的道德是傾聽大自然的聲音，服從大自然的意志，盡情享受他人的身體。薩德認為喜歡自己的人，要愛自己，為了自己的快樂而犧牲他人非常合理。不難看出，大自然其實就是薩德的主體的絕對的、黑暗的上帝，無時無刻對主體頒布快感律令，命令主體要享樂。康德和薩德的主體都揭示了在主體之內都包含了一個在主體之中，但又和主體不同的絕對上帝。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認為薩德的享樂主體所遵行的快感律令其實是康德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反方向實踐。兩位哲學家總結道︰薩德的主體正是擺脫了所有監護的資產階級主體，是康德在啟蒙計劃中真正所謀求的自律的主體。自律主體就是一個嚴格按照自己的行事準則做事的主體，無論處於甚麼地方，只問自己心中的律令形式而不關心身處的境況和他人的情況。
這樣的自律主體在兩位哲學家看來，康德的倫理學只重形式，其實是形式主義。而薩德的主體其實不是狂歡的、變態的主體，他們在虐待他人時可能根本沒有半點快感，只是為虐待而虐待，他們是嚴格遵守享樂命令的主體。他們面對他人的痛苦時，表現出十足的冷酷，正是這一點上，康德的道德冷漠和薩德享樂冷酷會師了。兩位哲學家指出，啟蒙理性強調自律這一點上，恰好培養出冷酷無情、強調服從、視他人為工具的主體。主體為了服從命令，甚至不惜把他人當作工具。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視主體自己為自己所給出的律法視為「惡」的源頭，例如二次世界大戰時，很多參與大屠殺的軍官事都會辯解自己只是接受上級的命令。但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沒有看到，律法本身不是惡，儘管法律有可能衍生惡。
可計量化
如前文所言，商品的交易價格變成唯一衡量所有社會關係的標準，如無法以商品形式交易的物品就必然被排除在外。由於工具理性必然會追求實用性和易於操作等效果，對所有客體均採取「量化」處理，甚至於把原來屬於「質」性範疇的事物也作量化處理。一旦事物被量化處理後，便易於進行計算處理。例如在統治學或經濟學看來，活生生的人只是人口數字。有一些屬於「質」性範疇的事物，例如情感價值、藝術作品等，在工具理性的橫行下，通通被打上價錢從而成為流通在市場的商品，甚至藝術家的創意、工人的勞動力亦可以被量化估量為他所得的報酬。
概念的暴政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認為理性發展到極致時，會把所有事物都進行概念化。當人們把所有事物都分門別類後，把世界進行概念化，便能根據自己心中所設想對事物進行調動，不難看出，對世界進行概念化和分類化基於實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則。
兩位哲學家指出，活在在的事物的多樣性和差別性通通被省略並而劃歸為一個普遍的和抽象的概念，而這個概念隨後又被提升到凌駕於眾多特殊和個別的事物之上的大寫的概念。例如我們面前有隻狗、人和蝴蝶，人們可以對牠們進行歸納，抽象出一個三者之間的共同概念「生物」出來。但這個「生物」又好像和以上三者毫不相干，用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的話來表示就是「生物」只是一隻沒有手、沒有腳的怪物。
德國觀念論的哲學家們認為有限理性存在者能夠運用自身固有的、不變的範疇（概念）去把握、捕捉事物，但阿多諾質疑若主體利用自己固有的、不變的範疇去捕捉客體事物，所捕捉到的客體真的是客體自身嗎？阿多諾認為利用定義、概念去把握事物，根本無從捕捉到事物的真實性，甚至和真實之物漸行漸遠。換言之，在阿多諾看來，特殊和個體根本難以被定義，為了決定它們的含義所要考慮的東西，恰好是為了概念的靈活性而必須省略掉，而這些被省略掉的東西，就是事物的多樣式和差異性。(例如「人」這個概念就是很好的例子，「人」是一個抽象概念，「人」這個概念無視了所有個別的人的豐富屬性，無視了國籍、性別、語言等屬性。換言之，「人」只是人們頭腦中的「概念」，遠不是真實的人。)如果人們固執地在眾多特殊和個別之間抽象出一個普遍的概念，自認為把握到了真實之物，其實是陷入了幻象。
如果這個邏輯被運用到政治領域上，便容易導致極權主義的出現。在任何一個國家中，所有公民都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觀點，儘管大多數公民可能有相似的政治取態，但社會上總會存在一些公民，而他們擁有和主流大眾完全不同的意見。但統治者往往在多數公民的意見中抽象出一個「大寫」的人民意志，並宣稱自己就是這個「大寫」人民意志的代表，換言之，反抗統治者就是反抗人民的意志，統治者因而有權力去對付反對「人民」意志的人。
在法國大革命中，人們不難看出，以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為首的雅各賓派(Jacobin)一次又一次以「人民公意」的名義來處決擁有不同意見的人，對於羅伯斯庇爾而言，他們肯定認為自己由始至終都是人民意志的體現和代表。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指出當這個抽象的普遍性成為統治的根據時，它不再是特殊和個別的代表，更有甚者，這個「同一性」概念會奴役、抹殺事物的多樣性和差異性，把一切不臣服於自己的特殊和個別都清除淨盡，這就是政治暴力的其中一個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