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年代」下的革命組織:淺析盧森堡與列寧之爭

撰文:來稿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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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一川

中國大陸電視劇《覺醒年代》的熱播,使二十世紀初「革命者」的形象倏忽間躍然熒屏。延年與喬年的就義,帶著捨生取義者慷慨赴死的悲愴,與其父輩們,像是陳獨秀、李大釗,甚至魯迅等左翼知識分子在時代風雲際會下的苦苦求索,一道在「告別革命」的當代觀眾間引發了強烈的情感共鳴。然而,離開充滿電影質感的鏡頭,對所有關心社會主義前世、今生與未來走向的人而言,《覺醒年代》揭示出的或僅僅是易於被人們的感官捕捉的情緒與高度情感化的理念,連同它們在大時代下跌宕起伏的瞬間與片段。而它囿於篇幅未曾聚焦的,則恰恰是在歷史的長鏡頭中真正構成年代之「覺醒」核心要素的、關乎革命前途、並決定千萬人生死的種種極具現實感的議題。

無論是二月革命後臨時政府與蘇維埃「兩權並立」的政治現實,還是辛亥革命以來任北洋軍閥蹂躪的民初社會,考驗中俄革命者的,無一不是如何組織民眾、團結一切受壓迫的力量、並在夾縫中求取生存的革命難題。如何保持革命運動的火種?如何平衡精英與民眾之間的互動關係?甚至,如何在革命初步取得勝利後,保衛新秩序免於墮落回舊秩序的腐敗趨向?對於這些運動過程中實實在在的「組織」問題——而不僅僅是思想或理念——的探索與答覆,乃至在左翼人士之間引發的爭論,才真正構成了延年與喬年之死所抽象代表的時代轉向亦或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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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鬥爭中的政黨

在寫於1918年的《論俄國革命》中,羅莎・盧森堡在開篇即指出:「俄國革命是世界大戰最重大的事件。它的爆發,它的史無前例的激進主義,它的持久的影響,最好地駁斥了官方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起初十分賣力地從思想上為德帝國主義征服戰爭進行粉飾的謊言。」【註1】然而,就在這本小冊子的結尾,針對同一群革命者,盧森堡的論調明顯發生了轉折,或者說一種深層次的遞進。她說,

「他們(布爾什維克)走在國際無產階級的前面,奪取了政權並且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這一實踐問題,他們在全世界把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決戰大大向前推進了。在俄國只能提出問題。問題不能在俄國得到解決,只能在國際規模上得到解決。在這一意義上說,未來是到處都屬於『布爾什維克』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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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任何領略過盧森堡思想世界的讀者都不難發現,其人在分析問題時一貫的批判立場與思辨性。在俄國革命的問題上,盧森堡的態度並非無所保留地褒揚,而毋寧說是一種有限的肯定。對於列寧與托洛茨基等人的事業,她所做積極評價主要集中在革命的發動這一點上。如她所指出,布爾什維克最大的貢獻在於解決了「贏得多數人」的這一難題。【註3】具體而言,正是「列寧和同志們在決定性時刻提出了唯一向前推進的口號即全部權力歸無產階級和農民!他們的堅決態度使他們幾乎在一夜之間就從受迫害、收誹謗的『非法的』少數成為形勢的絕對主宰。」【註4】這其中隱藏了一種與後世拉克勞(Ernesto Laclau)與墨菲(Chantal Mouffe)的「鏈接(articulation)」概念之內涵存在重疊的「革命的辯證」,即不同於被盧森堡斥之為「鼠目寸光的議會真理」【註5】——「不是通過多數實行革命策略,而是通過革命策略達到多數。」【註6】這直接要求在瞬息萬變的革命情勢中間迅速作出決斷,並要保持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勇氣與決心。正是認知到這點,盧森堡相信,「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都無法保持『中庸之道』,」【註7】換言之,「要就是火車頭沿著歷史上的上行線全速前進,直到頂點,要就是它由於本身的重力重新退回到出發時的窪地上去,並且把那些在半路上想憑自己微弱的力量使它停下的人無可挽救地一同帶下深淵。」【註8】而對前者的實踐,即為一個真正革命黨的使命和職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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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歷史的視角觀察,盧森堡認為,這裏存在著一種「革命的生存規律」【註9】。它的基本要求在於——

「它必須非常迅速和堅決地向前猛進,用鐵腕克服一切障礙,日益擴大自己的目標,否則它就會很快地倒退到它的軟弱無力的出發點後面,並且被反革命扼殺。在革命中是沒有靜狀態的,不能原地踏步,不能滿足於最初一度達到的目標而進行自我剋制。誰想從議會的蛙鼠之戰中把這種平庸的真理搬用到革命策略上來,那只會證明,他對於革命的心理、革命的生存規律本身,正像對於全部歷史經驗一樣,都是一竅不通的。」【註10】

對「革命政治」與「議會政治」的區分,始終是盧森堡思考無產階級鬥爭的關鍵意識。其緣由,正如其在《社會改良還是革命?》中所指出的——議會政治所進行活動的領域,恰恰是「距離最近的一次」革命所塑造的。因之,如果資產階級社會的前提與框架得到承認,無產階級鬥爭所達到的「高度」就會被鎖死。如其所言:

「每個時代的法制都不過是革命的產物。革命是階級歷史在政治方面的創造行為,而立法則是社會在政治方面維持生存的手段。合法的的改良工作本身並不包含著自己獨特的,與革命無關的動力,在每個歷史時期中,它只是在最後一次革命變革所給予它的推動在它身上還發生作用的方向上和時期內進行活動,具體地說,也就是只是在最後一次革命變革在世界上所建立的社會形態的框框裏進行活動。這正是問題的核心。」【註11】

不過,在這裏,重心仍在於對布爾什維克所發揮政治領導力的肯定。正是看到了列寧、托洛茨基與他們的同志在革命進程中的不妥協與激進色彩,盧森堡指出,「布爾什維克是英國平等派和法國雅各賓派的歷史繼承者。」【註12】以上三個政治主體,在歷史的進程中,面對各自迎來的歷史關頭,都將「勇氣、魄力、革命遠見和徹底性」【註13】方面所達到的水平,趨於極致。由此,新的政治可能與道路才變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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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政黨與工人運動

然而,將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度遠非革命的全部。先期而至或者說佔據大部分時間的,從來都是基層運動持續而繁重的耕耘與守候。強有力的列寧式政黨領導,儘管在歷史的關頭發揮了「組織多數」的關鍵作用,但在維持與基層工人運動的關係上,列寧主義有著不容忽視的侷限。盧森堡相信,其根源在於,革命的領導人錯解了政黨與工人運動之間的辯證關係。

早在寫於1903年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中,盧森堡就給出如下振聾發聵的論斷:

「列寧所主張的社會民主黨的集中制根據以下兩個基本原則建立的:第一、使黨的一切組織及其活動,甚至在最微小的細節上,都盲目服從中央機關,這個中央機關單獨地為大家思考問題,制定計劃和決定事情;第二、把黨的有組織的核心同它周圍的革命環境嚴格地隔離開來。在我們看來,這就是把布朗基密謀集團的運動的組織原則機械地搬到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群眾運動中來。」【註14】

作為十九世紀革命冒險主義思潮代表的布朗基主義(Blanquisme)一貫主張,革命運動的前途繫於少數人有組織且富於軍事性的聯合與密謀。在這一點上,布朗基顯示出與巴貝夫(Babeuf)的一脈相承。其核心精神在於,「少數人」為著工人階級而奮鬥,但卻不依賴他們來取得革命事業的勝利。盧森堡以此作鏡鑑,直截了當地指出,在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中存在著將中央機構全然「架空」,並進而脫離群眾組織,並由此造成革命領導層與革命環境相剝離的危險趨向。而這儼然重蹈了布朗基主義傾向以近乎政變的方式來實現社會進步的覆轍。

俄國政治宣傳品中的列寧(資料圖片)

事實上,在列寧對社會主義系列問題漫長的思索中,富於爭議性並極易引起後世爭議的,莫過於他如下的一處論斷:

「任何大機器工業都要求無條件和最嚴格的統一意志,以指導幾百人、幾千人以至幾萬人共同工作。這一必要性無論從技術上、經濟上或歷史上看來,都是很明顯的,凡是思考過社會主義的人,始終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條件。可是,怎樣才能保證有最嚴格的統一意志呢?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從於一個人的意志。」【註15】

儘管此處論及的乃是通過武裝革命取得政權後社會主義如何展開建設的問題,但列寧思想中偏重強有力領導與精英控制的傾向,使得像盧森堡這樣的同時代人在革命尚在進行之時就已多有警覺。只是盧森堡的批評並未停留於表面。她所提供的仍舊是一整套抽象且極富辯證性的分析性觀點。其論旨在於——作為「先鋒隊」的革命性政黨,應如何擺正並處理自身與群眾運動的基本關係?

如其指出,政黨儘管在統籌革命力量方面扮演著「先鋒隊」角色,但就摸索富於「原創性」的鬥爭策略而言,反倒顯示出一定的「滯後」。其原因不外乎是:在富於變化的革命環境中,真正的政治行動者往往比覺悟的理論家,更易感受到外在環境的刺激,並因之會更加敏捷地發展出隨形勢而變化的因應策略。這即為盧森堡強調的,「不覺悟的人先於覺悟的人,客觀歷史進程的邏輯先於歷史進程的體現者的主觀邏輯。」【註16】而正是在這一點上,反映出盧森堡與列寧思想層面不容忽視的張力。後者在有關工人階級意識形成的思考中曾認為,

「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確信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鬥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佈對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從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註17】

列寧《怎麼辦?》(Aziloth Books)

因此,圍繞工人階級能否自發創造具有原創性的鬥爭策略並進而在此一過程中形成革命意識的問題,儼然成為左翼人士需要共同面臨的問題。盧森堡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中的回答,不僅提供了對群眾運動強有力的辯護,更豐富了左翼對於政黨性質的認知。如她進一步所指出的,在俄國革命的早期鬥爭中,社會民主黨囿於自身的侷限,在革命進程中發揮的作用不僅是渺小的,還常常顯示出明顯的「保守化」傾向。其最終造成的後果是,「它(社會民主黨)憑經驗把每次贏得的鬥爭領域開發到盡頭,就立刻把它變成一個堡壘反對更大規模的革新。」【註18】這意味著,在綿延的革命進程中,革命領導層需要不斷檢視自身與底層民眾之間的位置關係,並進而展開反思,以求最有利於革命局面的組織形式的產生。反過來說,政黨的「先鋒性」無法一勞永逸地獲得。它仍需要在每一次運動或考驗中經過調整與努力才能得到實現。

「歷史社會主義」

在盧森堡看來,藉由武裝革命奪取全國政權意味著一個全新的開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同樣是革命者需嚴肅對待的歷史性難題。在此一問題上,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依舊存在著重大侷限。自馬克思的學說誕生以來,探索能夠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政治形式一直都是左翼理論家與實踐家關切的核心。在盧森堡的評議中,列寧對馬克思國家理論的闡釋完全無視了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本質不同。後者認為,「資產階級國家是鎮壓工人階級的工具,社會主義國家是鎮壓資產階級的工具。它在某種程度上說只不過是顛倒過來的資產階級國家。」【註19】然而,這一過於簡化的觀點顯然未能考慮到如下事實,即,為「少數人」把控的資產階級政治,顯然「不需要對全體人民群眾進行政治訓練和教育。」【註20】與之相反,對於無產階級專政而言,該種訓練與教育恰恰是一種新型政治藉以才能變得可能與可行的基本要素。離開它,無產階級政權下的政治生活便會迅速地回落到舊式的資產階級意識下的水平。正是看到這點,盧森堡相信,當前的蘇維埃亟待進一步釋放並培育更廣泛的民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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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一種歷史性眼光加以審視,這其中隱含著一種涉及到「如何認知社會主義」的根本性問題。在盧森堡看來,社會主義的革命與建設從來都沒有現成的處方。它本質上是一件「十分糢糊的未來的事情。」【註21】這表明,社會主義制度下新生活的展開,都只能在一種具有探索性質,並能與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允許程度更深的多元主體參與進來的制度環境中一步步實現。在此過程中,任何排斥底層而企圖通過自上而下的命令體系來組織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嘗試,都只會將社會主義事業引向某種自我毀滅的結局。在這個意義上,對應著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提出的「歷史資本主義」【註22】的概念,一種「歷史社會主義」【註23】的視野在盧森堡的寫作中隱約浮現。其要義在於,公共生活的存續與否關切著社會主義的命運。而盧森堡的如下論斷尤為值得關注:

「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只應當並且只能是一個歷史產物,它是在它自己的經驗的學校中,在它得到實現的那一時刻,從活的歷史的發展中產生的;歷史歸根到底是有機自然界的一個部分,它同有機自然界完全一樣,有一個好習慣,總是在產生實際的社會需要的同時也產生滿足這一需要的手段,在提出任務的同時也提出解決的辦法。但是既然如此,那麼社會主義顯然就其本性來說就是不能欽定的,不能通過敕令來引進的了。它需要一系列針對財產等等的強制措施作為前提。消極的東西,即廢除,是可以用命令實行的,積極的東西,即建設,卻不行。這是處女地。問題上千。只有經驗才能糾正錯誤並且開闢新的道路。只有不受拘束的洶湧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想出成千的新形式、即興而來的主意,保持創造力,自己糾正一切失誤。」【註24】

演說中的盧森堡(資料圖片)

由此,盧森堡完成了對俄國革命的基本評價。回到開篇所引《論俄國革命》的結語。之所以「未來是到處都屬於布爾什維克的,」是因為一方面,列寧與他的同志,在一個全然不利於革命產生的社會環境裏,憑藉過人的意志與策略選擇,在短時間內將人類的社會主義事業推至一個高峰。這是馬克思曾寄望的西歐老牌工業國家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所奢求卻始終無法達到的新高度。更代表著自巴黎公社以後又一個具有里程碑性質的歷史轉折。但另一方面,「覺醒年代」下接踵而至的歷史難題,仍在考驗著俄國革命者與全世界的左翼人士。如何建構更具互動性與靈活的黨群關係?如何在奪取政權後不斷實現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超越而不至於誤入歧途?顯然,列寧與托洛茨基以及整個布爾什維克,仍是面臨險途而無任何經驗可以參照的先行者。向前的每一步,皆為歷史的新篇章。

結語

在《覺醒年代》中,有兩處細節頗多引人注目。其一是幾處特寫鏡頭所提示的,陳獨秀與蔡元培早年從事革命暗殺活動的傳奇經歷。其二是延年與喬年,從早期經由吳稚暉啟蒙信奉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到後來在留學期間轉而擁抱馬克思主義信仰,直至最後的犧牲。事實上,如汪暉指出,「圍繞政治路線、政治經濟和軍事戰略、策略的理論辯論,從而在劣勢條件下獲得領導權正是二十世紀的政治遺產。」【註25】只不過,需注意的是,在此一進程中,革命者的人格與價值觀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相反,它是深刻地嵌於一個更廣大的甦醒著的階級意識之中。另一方面,革命者與革命者之間是在一個劣勢環境中發生關聯,並進而凝聚力量的,由此必然牽涉出眾多革命者如何進行組織與協調的問題。隱藏在陳蔡二人早年人生經歷之後所「按下不表」的,乃是向前可追溯至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與巴貝夫等人的,涉及革命展開方式的歷史性論辯。而與延年與喬年的生死所「共振」的,乃是整個左翼運動在「短二十世紀」的開端面臨的重大路線紛爭。其中被聚焦的,皆是十分現實的組織架構與策略選擇的革命性議題。從這個意義上講,「覺醒年代」之下真正覺醒或者說獲得新生的,乃是脫胎於十九世紀但卻大大超越了十九世紀的一個全新的政治行動空間與可能。

而對於生活在當代的我們,列寧塑造的革命者人格與政黨行動原則連同盧森堡偏向「扁平化運動」的政治視野,提供了重新思索今日政治的「異化」歷久彌新的思想資源。如何展開與過往的對話,並進而培育出專屬於二十一世紀,並回應著它的內在種種困境的新的政治行動空間,自然有賴於只有不斷「覺醒」從而才能讓曾經覺醒的政治意識免於沉淪與熄滅的熱望和努力。

註釋

1. 羅莎・盧森堡. 1918. 「論俄國革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htm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羅莎・盧森堡. 1899.「社會改良還是革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1898/09.htm

12.羅莎・盧森堡. 1918. 「論俄國革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htm

13. 同上。

14. 羅莎・盧森堡. 1904. 「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04.htm

15.弗拉基米爾・列寧. 1918.「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1804.htm

16. 羅莎・盧森堡. 1904. 「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04.htm

17.弗拉基米爾・列寧. 1902. 「怎麼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01-1902/02.htm

18. 羅莎・盧森堡. 1904. 「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04.htm

19.羅莎・盧森堡. 1918. 「論俄國革命.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htm

20. 同上。

21. 同上。

22. 見伊曼努爾・沃勒斯坦. 1999. 歷史資本主義.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3. 有關圍繞「歷史社會主義」這一概念的闡釋,本文受啟發於邱士傑對陳明忠思想歷程演變的分析。見邱士傑. 2021-03-16.“歷史社會主義的盜火者——陳明忠的思想軌跡. http://www.cifu.fudan.edu.cn/35/c4/c12233a275908/page.htm

24. 羅莎・盧森堡. 1918. 「論俄國革命.」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htm

25. 汪暉. 2020-04-22.“革命者人格與勝利的哲學——紀念列寧誕辰150周年. https://www.guancha.cn/wanghui/2020_04_22_5477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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