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女的資格》|「為什麼男人不多做一點?」家務分配與性別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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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凱特・曼恩(Kate Manne)

「男人就覺得他們有資格享受我們的勞動。」《所有的憤怒:母親、父親,及平等伴侶關係的神話》(All the Rage: Mothers, Fathers, and the Myth of Equal Partnership)一書的作者達西・洛克曼(Darcy Lockman)寫道,「這種資格感的光芒如此耀眼」,它也對許多異性戀家庭投下了綿長的陰影:擁有男性伴侶的母親承擔了遠超出合理範圍的育兒和家務工作。

達西・洛克曼(Darcy Lockman)《所有的憤怒:母親、父親,及平等伴侶關係的神話》(All the Rage: Mothers, Fathers, and the Myth of Equal Partnership)(Harper)

女人的「第二輪班」(second shift)數十年來不曾略為動搖;社會學家亞莉・羅素・霍希爾德(Arile Russell Hochschild)於一九八○年代晚期提出這個概念,描述女人每年多花了一個月的時間,進行「家庭」工作。

這幅家庭內家務不平等的慘澹圖像可能令人驚訝。在描繪當代異性戀伴侶關係時,這種為家庭付出的現代父親形象隨處可見,但,很不幸,它卻是誤導人的。儘管從一九八○年到二○○○年間,美國男人分擔育兒責任的程度確實有所增加(伴隨著女人的勞動參與率大幅提升),但在二○○○年後卻陷入了停滯。在一份針對今日國內情況的代表性研究中,社會學家吉兒・亞佛斯奇(Jill Yavorsky)、克萊兒・坎普・達許(Claire Kamp Dush),與莎拉・薛普-蘇利文(Sarah Schoppe-Sullivan)發現,當雙方都有全職工作(每週工時大約為四十小時)的男女伴侶成為新手爸媽時,男人在家中的工作量大約增加十小時,但與此同時,女人的工作量則增加了約二十小時,因此,母親角色必須承擔比父親角色加倍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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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父親們在這些情境裡真正承擔的新工作中,有許多是與孩子互動這類相對「有趣」的任務─例如和嬰兒玩;父親平均每週花四個小時做這件事,但同時,也就減少了五個小時的做家事時間。母親每週做家事的時間只有減少一個小時,卻增加了大約二十一小時的育兒勞動時間,其中包括十五個小時的身體照護─例如換尿布和為嬰兒洗澡。而在與嬰兒的互動方面,母親也依舊做得更多,每週平均六小時。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和美國勞動統計局(U.S. Bureau of Labor)所蒐集的時間使用日記統計資料也呈現出類似的情況。在二○○○年時,他們發現,全職母親承擔了家中三分之二的育兒責任,而男性伴侶則負責餘下的三分之一;再一次,女人做了雙倍的工作,且令人困擾的是,在過去二十年間,這些數字一直保持穩定不變。

樂施會(Oxfam)於二○一八年發表的報告顯示,就全球整體情況來看,女人從事無償照護工作和家務勞動多出男性一倍,而這在統計數字上仍處於低端。在世界各地,女人平均承擔了比起男性伴侶多出二到十倍這類工作,而這些工作的每年全球產值估計約為十兆美金。

(Unsplash: CDC@cdc)

根據現況,男人和女人若要在育兒工作上達到平等,需要花費的時間預計介於七十五年(由父職倡議團體「男人在乎」〔MenCare〕估算)和兩百年這個更令人憂鬱的數字之間(由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提出)。不過,研究顯示,在某種情境之下,男人和女人間的家務分工仍有可能趨近平等,那就是當她擁有全職工作,但他卻處於待業中時。然而,就算如此,此處的關鍵字仍是趨近,她還是會做得多一些。即使在據稱眾人皆平等的美國社會脈絡之下,平等仍難以企及。

但真要說的話,時間使用研究裡所描繪出來的男性家事參與情況,可能還太過美好。「我對我們從時間使用日記中得到的資料抱持懷疑,」坎普對洛克曼說,「當我們檢視一對伴侶在同一天內的情況時,發現了不同的結果模型,顯示出男人甚至做得更少。」與此一致的現象是,男人看來會高估自己對共同家務工作的貢獻程度。《經濟學人》(Economist)近期針對八個西方國家的父母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四十六的父親認為自己是付出等量的家長,但只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母親同意他們對自己的評價。當然,這或許是女人在時間使用日記裡少報了伴侶的貢獻,而不是男人多報,但社會科學家認為這不太可能。社會學家史考特・柯川(Scott Coltrane)指出:

基於共享家庭工作所擁有的潛在好處、女人的勞動參與快速增加,以及婚姻中的平等理念獲得愈來愈多大眾支持,許多人⋯⋯預測家務勞動的分工會變得愈來愈性別中立。但儘管如此,研究⋯⋯卻似乎不太支持這個說法。這為研究者迎來一個重大的、尚未有答覆的問題:「為什麼男人不多做一點?」

男人為什麼沒有多做,原因之一很有可能是不以為意─一種存心的,且相對幸福的無知狀態。坎普・達許在評論她自身研究時寫道:

有趣的是,新手爸爸似乎沒有覺察到他們並未跟上伴侶增加的工作量。當我們提問時,男人和女人都認為,在成為父母後,他們每週都各自多出超過三十個小時的總工作時數。但我們手上那份更精確的時間日記則說出了一個不同的故事,亦即親職為女人增加的工作量比男人多出許多。

在如此情況下,另一個男人不多做的原因則是,去要求他們盡到本分,此事本身便已是某種形式的勞動。

(Unsplash: 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austriannationallibrary)

在《所有的憤怒》一書開頭,達西・洛克曼回憶了一樁事件,那是促使她撰寫本書的原因之一。她向丈夫喬治要求在母親節當天有個短暫的休假,請他帶兩個女兒去看他的母親,給洛克曼一個罕有的機會,可以有一些屬於自己的時間。這個心照不宣的約定包括了喬治要負責幫孩子打包行李,而這是他打從他倆的長女出生以來的六年半間,第一次做這件事。洛克曼回想起當他詢問她自己有沒有可能忘記了什麼時,她感到多麼沮喪,並且難以平和鎮靜地回覆。但很快,內疚感就生效了。她寫道:

我肩上的惡魔─那是一陣已經被內化了幾十年的白噪音,一個關於女人、女人的責任,和她們相對地位的聲音─慫恿著我:你這樣對他不公平。他畢竟已經要帶她們出去了,你只要隨便丟幾樣東西進去行李箱就好。這只是個在外面過一晚的旅行,這只會花你三十秒,有什麼該死的大不了?我拿了iPad和幾樣玩具,把它們放到行李袋裡,作為對魔鬼的奉獻,也是我對丈夫的奉獻。對於他,我尤其只希望能以公平相待,再無其他。

這段內心對話刻劃出情緒勞動經常造成的複雜代價。情緒勞動有許多內涵,尤其包括了那些太常落在女人頭上的追蹤和預期工作:知道哪樣東西在哪兒、誰需要什麼、購物清單、家庭預算、家人的行事曆等等,更別提還有打包無盡的行李,從尿布包到行李箱都是。(在洛克曼拒絕提供更進一步的協助之後,她的丈夫忘記帶女兒們的睡衣,她們最後穿著泳衣睡覺。)

(Unsplash: Sigmund@sigmund)

如今所有這些形式的工作都被含括在情緒勞動的標題之下,已經算是相當標準的作法;在近期一份提供給男性聽眾的情緒勞動指南中,這個概念獲得了以下定義:

女人為了掌握生活中的小事而從事的免費、隱形工作,這些小事綜合起來後則構成生活中的大事:它們是膠水,凝聚了家家戶戶,並藉此進一步凝聚了一個運作得宜的社會。

我們必須承認,該詞的創始者亞莉・羅素・霍希爾德並不贊成對它作出這樣的延伸解釋,她最初使用該詞,是用來指涉那些為了維持特定情緒效果而必要的有償工作─例如空服員要展現出令人愉快的風度舉止。但對我而言,這正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顯示一個詞語如何自然演變,好跟上語言使用者的需求。情緒勞動的概念自然而然地被理解成涵蓋許多情況,如同《拒絕失衡的「情緒勞動」》(Fed Up: Emotional Labor, Women and the Way Forward)一書的作者潔瑪・哈特莉(Gemma Hartley)所說:

家務並不是唯一一件令人感到厭倦的事。我也是行程管理人,負責安排預約並隨時隨地知道行事曆上寫了什麼。我是那個擁有所有答案的人,從我丈夫把鑰匙放在哪裡、那場婚禮是幾點,還有當天的服裝規定是什麼、家裡還有沒有柳橙汁、那件綠色的毛衣在哪裡、那個誰誰誰的生日是什麼時候,到我們晚餐要吃什麼。我心裡揣著一張包山包海的列表,不是因為我想這麼做,而是因為我知道沒有其他人會做。

潔瑪・哈特莉(Gemma Hartley)《拒絕失衡的「情緒勞動」》(Fed Up: Emotional Labor, Women and the Way Forward)(HarperOne)

情緒勞動也包括處理環繞著這類事務而生的情緒:例如,不要指出男性伴侶哪件事情做得很糟,以免使他惱怒,也要避免太常在家中尋求他的「幫助」和「支持」。如此一來,許多女人陷入了一個強而有力、進退兩難的局面:你若不開口求助,就必須承擔許多的物質、家務和情緒勞動,程度遠遠超出你原本應該負責的份量;當你真的開口時,你則會破壞一套隱晦的社會規範,亦即女人得維持秩序、照顧他人,並且不要要求太多。哈特莉:

開口求助,而且是用正確的方式求助,是一層額外的勞動。在許多情境裡,個人為了要把工作委託給他人,必須反覆地提出要求,而這經常被看成是嘮叨。有時這實在就是不值得費力去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求,而且是持續用正確的語氣提出要求(但依舊有可能被說成是一個嘮叨的人),所以我乾脆自己動手做。

哈特莉的書以一樁事件開場,它和洛克曼的開篇小故事明顯相似:作為母親節禮物,她要求雇用家事清潔服務員,為她與丈夫子女一起住的公寓打掃浴室和地板。她解釋:

對我來說,這個禮物的重點不是打掃本身,而是總算有那麼一次,我不用負責家裡的辦公工作。我不必打電話聯絡、詢問好幾家的報價、做功課研究每間清潔公司、處理付款,然後預約打掃時間。我真正想要的禮物是擺脫這件任務所帶來的情緒勞動,而它已經在我心中困擾我許久,打掃房子只不過是加分而已。

(Unsplash: Vitaliy Rigalovsky)

然而,唉,事情未能如願。哈特莉的先生選擇省錢,然後自己動手徹底清掃浴室;在此同時,她則被交付獨自照顧孩子的任務,而整間屋子除了浴室的其他部分在她周遭陷入一片混亂。她描述自己隨之而來的憤怒乃是「年復一年,緩緩接下了扮演家中唯一在乎所有事情的角色,最後綜合起來的結果。」

把這樁事件輕易地打發成已開發第一世界的煩惱、進而不予理會,是一件簡單的事,也是一道障眼法。在此,將這些女人和她們那些享有較少特權的同儕兩相比較,並不是有意義的作法;後者無疑確實面對許多獨特的問題,其中某些主題我們已經討論過,也會在後續討論到更多。真正有意義的比較,是針對女人與其未能公平負擔家庭照護之重擔的男性同伴,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而在這件事情上,並沒有好理由可以解釋男人的失職。

男人和女人「天生」有著不同的育兒傾向或偏好,這個太過便宜行事、性主義的假設已經被破解了,一部分是因為研究顯示,當男人是主要照顧者時,他們的大腦(大腦是可塑的)會變得和那些擔任主要照顧者的女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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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轉而「俯身取用」貧窮女性勞力

但縱然如此,男人卻還是未能適當地投入家務和育兒勞動,而此事看來影響了各種人口統計背景下的每一個女人。當然了,這並不是在說富有和貧窮的女人受到影響的方式一模一樣;當高收入、占優勢地位的白人男性不在乎,而與他們同樣富有(且還是一樣,通常是白人)的女性伴侶變得精疲力盡且感到絕望時,她們最後經常就會「俯身取用」(lean down),仰賴非白人和貧窮女性的勞力。

因此,當享有特權的白人男性失職時,這不只會對他們的妻子造成傷害,傷害也會延伸到更弱勢的女人身上,她們最終可能會遭到剝削,必須從事這些相對享有特權的女人原本應該要做、但不應該由她們獨自處理的工作事務。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厭女的資格:父權體制如何形塑出理所當然的不正義?》〈男人享有家務勞動的資格感〉一章;為閱讀需要,部分擷取內容有些許調整。】

書名:《厭女的資格:父權體制如何形塑出理所當然的不正義?》

作者:凱特・曼恩(Kate Manne)
出版社:麥田出版
出版日期:2021年5月

凱特・曼恩(Kate Manne)|康乃爾大學哲學系副教授,自2013年起任教至今。其研究集中於道德哲學、社會哲學與女性主義哲學。《不只是厭女:為什麼越「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為其第一部著作,深刻探索並拆解現代生活中公共場域和政治場域中的厭女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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