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週年:生前寂寞,死後哀榮,紀念王小波

撰文:
最後更新日期:

一九九七年的四月十一日,王小波先生離我們而去。這位「生前寂寞,死後哀榮」的作家,在過去二十年的時間裡,曾不斷引起中國大陸知識界乃至思想界的討論與熱議。時至今日,每逢他的忌日,「王小波」三個字便如暗號一般在緬懷他的讀者群中傳念。

作者:周一川(倫敦政經政治系研究生,研究興趣:早期現代哲學、康德政治哲學、西方現代社會學思潮、中國近現代思想史)

一九九七年的四月十一日,王小波先生離我們而去。這位「生前寂寞,死後哀榮」的作家,在過去二十年的時間裡,曾不斷引起中國大陸知識界乃至思想界的討論與熱議。時至今日,每逢他的忌日,「王小波」三個字便如暗號一般在緬懷他的讀者群中傳念。有人將他視為少數文理兼修的天才(秦暉),有人把他看作像魯迅一樣偉大的思想者(麥家)。然而,在這鋪天蓋地的讚美聲中,王小波的形象,一如暗夜中的孤燈,一次次地趨近閃耀卻又一次次地瀕於死滅。王小波究竟是誰?他又留下了怎樣的文學遺產與思想啟迪?在王小波逝世二十週年的今天,願這篇短文能夠幫助「城與邦」的讀者一窺其究竟。說到底,我們之所以對王小波念念不忘,與他的信仰內容無關,也絕非是因為所謂的「特立獨行」,只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越發敬佩並著迷於他廣闊的精神家園與思想天地。

逝去二十年,王小波儼然變成了一個文化符號。(資料圖片)

王小波的寫作格局:「規訓」與「懲罰」下的反抗

 

取名「小波」,是因為父親的遭遇以及家庭的變故,寓意歷經波折。和所有人一樣,當王小波所處位置離歷史事件過於接近時,縱使天賦再高,他也無從看清歷史的真義。對於少年的他來說,新中國在五六十年代所經歷的磨難,更像是一場過程目眩神迷、結局又不可理喻的生存遊戲,而他本人也無從選擇地被一點點捲入其中。從初中生到下鄉知青,從民辦教師到產業工人,王小波經歷了時代要求他經歷的一切。所不同的是,儘管始終帶有這種對「大歷史」的困惑,王小波卻也完成了一個生命個體所能達到的極限。在他所留下的文字中,苦難構成了一件件冰冷的經驗材料,歷史在他的筆下,正以另一種邏輯被重新打開。

 

從創作的伊始,王小波就在秉承著一種「舉重若輕」的寫作原則。具體表現就是「黑色幽默」的運用。在他看來,一如他在某次訪談中所坦承的,對於苦難,他想像不出比「黑色幽默」更適合的記敘方式。這種對中國文學傳統中「軟傷」、「媚俗」情緒的厭惡與抵制,使得王小波的寫作從一開始就變得十分超然。他從苦難中走來,卻能不被苦難所帶來的消極情緒中傷,因而成功避開了「傷痕文學」所預設下的圈套。在《似水流年》裡,那些「啼笑皆非」的往事令人過目難忘;李先生以政治化的語言大聲疾呼「龜頭血腫很不好,龜頭血腫要否定」;賀先生在跳樓的瞬間對正好從樓下經過的陌生人說「小孩,走開」;劉老頭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忙前忙後卻最終沒能實現「吃一隻鴨子」的遺願。時代所造成的價值撕扯與人格分裂,在王小波的筆下,都化作人世間的一幕幕荒誕劇。


然而,王小波並未停留在「黑色幽默」、玩世嘲諷的層次,否則,他不會像今天這樣偉大。事實上,「黑色幽默」只是從苦難中超拔出來的「階梯」,緊隨其後的才是王小波真正的視野與格局。在分別以過去、現在與將來為探討對象的「時代三部曲」中,我們清晰地看到了從個人經驗出走後的王小波,在「一重一重的盤問」中,對生命個體普遍的生存困境所作出的反思與批評。對他而言,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甚至於未來,生性熱愛自由的人類,從來都生活在「無往不在的枷鎖」之中。並且,這種盧梭式的枷鎖還帶有些許福柯觀念中「規訓」與「懲罰」的味道。各式各樣的「桎梏」,無論是有形的、無形的、物理的、輿論的,都如同天羅地網一般,蒙蔽住古人、今人與未來人的生活;「青銅時代」裡的湘西節度使薛嵩,在粗野的叢林中狼狽而失落;「黃金時代」裡被侮辱為「破鞋」的陳清揚,在眾人的誹謗中身心具疲;「白銀時代」裡的「無照」畫家,在沒有休止的思想改造中江郎才盡。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從古至今,生活都在捉弄著所有活人。

面向過去、現在、未來的「時代三部曲」

 

對此,王小波比誰都清楚,在嚴密的社會控制下生命個體所承受的悲慘命運;譬如,《似水流年》裡多次出現的「自殺」;《萬壽寺》裡的「失憶」;《陰陽兩界》中的「被邊緣化」;《2015》裡的「被強姦」。同時,他也清醒地意識到一些消極的、無意義的應對方式;譬如,《綠毛水怪》中的「幻想」、《變形記》中的「做夢」。但是,即便如此,王小波並未走向徹底的悲觀與絕望。相反,他始終不遺餘力地發掘反抗「規訓」與「懲罰」的積極方式。在《黃金時代》裡,他將「性愛」推向與時代對抗的第一線,將王二的本性表現得既放浪形骸又純真可愛;在《似水柔情》裡,他把「對話」看作一種隱形的較量,使得阿蘭贏得了精神價值上的全線勝利;在《革命時期的愛情》裡,他視「虐戀」為武器,在施虐與受虐的過程中扭轉現實世界裡的統治與服從關係。從這一點上看,王小波的小說寫作格局是極為廣闊的;他並未沉浸在對自身苦難的哀傷回憶之中,相反,他出走中國的經驗,以後現代的哲學觀點來透視歷史,在一個關乎人類生存的高度開掘出嶄新的的思想疆域。

「時代三部曲」是王小波寫作生涯的代表作品。(資料圖片)

 

王小波的智識資源

 

小說創作上的這種格局已顯示出王小波智識資源的豐富。事實上,在生前所發表的諸多專欄稿件中,王小波就在不遺餘力地倡導著一種以純粹思維的樂趣為導向的求知生活。在他那些汪洋恣肆、詼諧幽默的文字中,我們一次次地驚艷於王小波涉獵的廣泛。在哲學信仰上,王小波追隨的是英國「經驗式」的個人主義。在他的行文中,羅素與維特根斯坦曾被多次提及,特別是前者「參差多態乃幸福之本源」的名句。在文學師承上,王小波具有獨特而不俗的文學口味。他反感以托爾斯泰為代表的文學傳統以及車爾尼雪夫斯基「真即是美」的觀點,反倒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降的現代心理小說津津樂道。在國內,他推崇查良錚與王道乾的語言風格。在國際,他追隨卡爾維諾、尤瑟納爾、莫迪亞諾與圖尼埃等後現代先鋒作家的創作。和當時國內同期作家相比,已顯示出相當的「超前性」。在對歷史的反思上,一方面,王小波對法國年鑑學派代表人物布羅代爾的作品,如《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熟稔於心,並以此作借鑒,對儒家傳統持有強烈的批判立場。另一方面,王小波受啟發於歷史大家許倬雲,能夠不斷地從中國古代的文學傳統特別是傳奇小說中汲取養分。至於社會觀察領域,王小波曾協助李銀河開展國內最早的同性戀亞文化研究,並在同性戀平權以及女權方面持積極立場。

 

更不用提王小波在數學、編程、統計學方面的天賦,僅從上面的這些角度看去,我認為,那種以「特立獨行」、「玩世不恭」等標籤來概括王小波的說法,事實上,是把王小波這位「中國文壇外的高手」看得太「小」了,有點委屈我們這位天才。如果一定要用什麼身份來限定他的話,我願意說,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知識分子。這也是他本人所承認的;在《寫給新的一年(1996年)》這篇文章中,王小波就談到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榮幸與快樂。對王小波來說,雜文的存在,「無非是活著就得表明些態度」。他真正的功力所在或者說努力的重點全在小說的創作上面。用他的話講,就是喜歡寫點兒「想像」的小說。他認同奧威爾的觀點,覺得小說家的身份本質上就是對社會具有強烈責任感,並對人性保持警惕與反省能力的知識分子。因而他無法認同,作為一門藝術的小說是任何人都能隨便上手嘗試的世俗看法。相反,王小波本人的生命歷程,特別是他十幾年如一日閱讀習慣所積累起的學識,使得他筆下的那一篇篇小說遠遠不止於「有趣」。在那精巧複雜的敘事結構背後,矗立著作為知識分子的王小波所始終關心的種種嚴肅主題,關於人性,關於自由,關於愛。

 

哲學家殷海光曾在《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一文中指出,「思想自由」是外在的(external),而「自由思想」則是內在的(internal)。他認為,「只有能夠自由思想的人才能實現貨真價實的思想自由。」 在我看來,王小波所踐行的不正是殷先生透過《自由中國》雜誌對未來中國人所提出的要求嗎?小波的難能可貴之處就在於,無論是寫小說,還是寫雜文。他從來就不滿足於嘲諷與揶揄,他所希望達到的仍在於「解決問題」。因此,他提出在「無智」的環境中發現智慧,在「無趣」的世界裡重拾趣味,並身體力行,「示範」給大家看。

 

結論

 

王小波的生命歷程與思想境界,使我不免想起李敖回憶錄中的一段文字。李敖說,他在當年服兵役的時候,曾親眼看到國民黨為安撫從大陸抓來的壯丁而設立的「軍中樂園」裡的景象;士兵折磨妓女,妓女反過來欺負士兵。這一幕幕人世間的悲劇不斷折磨李敖日後的心靈。他總是在反問,知識分子所追求的自由、民主、人權、博愛,對這些底層的小人物來說,到底有什麼意義?他們的青春與生命只不過在悲慘的生活中一點點消耗。和李敖一樣,王小波也屬於世間罕有的傑出人物。一方面,由於自己本身就經歷過苦難,也見識過太多時代背景下的無奈,王小波對弱者始終保有悲天憫人的同情。可另一方面,由於他能從具體的苦難中超拔出來,並以思想者的立場關切人類普遍的生存遭遇,他因而也能以「天地不仁當以萬物為芻狗」的觀點來取得某種超然,在更深的層次中思考問題。在王小波去世後整整二十年的今天,我們仍然對他念念不忘。這無關信仰,只因為他代表了一種美好的人格:有智、有識、有趣,無慍色、亦無戾氣,可與之心平氣和地討論問題。

原文鏈接:https://chengyubang.blogspot.hk/2017/04/no18.html



X
X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Microsoft Edge 或 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