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依然是中亞五國的重要威脅

撰文:外部來稿(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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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蘇聯解體之後,中亞五國(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和土庫曼五個斯坦國)的恐怖主義一度掀起過浪潮。1999年2月,極端勢力組織了對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的暗殺,6枚炸彈分別在卡里莫夫總統車隊行進路線上爆炸,卡里莫夫總統倖免於難。1999年夏和2000年春,幾股武裝向吉爾吉斯和烏茲別克發起了攻擊,對中亞國家造成了極大衝擊。2004年3月,在烏茲別克的塔什干和布哈拉發生了恐怖爆炸,而較小規模的恐怖事件在中亞更是時有發生。

但是,綜合而言,自蘇聯解體之後,中亞五國的恐怖主義發生頻率整體上偏低。相關研究顯示,中亞五國在轉軌之後至2012年,每國年均恐襲次數基本都在10次以下,頻率和烈度看起來並不是很高。並且,中亞五國一直在和世界主要大國合作以打擊本土和外來恐怖主義。近年來,中亞五國的恐怖主義威脅烈度似乎一直不高,伊斯蘭聖戰旅更是數年都未在中亞五國發動攻勢。因此,中亞五國的恐怖主義威脅似乎在逐漸退潮。近期,英國智庫「戰爭與和平報道研究所」(Institute for War and Peace Report,IWPR)和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發布的《2024中國外部風險展望》中都未提及中亞五國的恐怖主義風險。

但是,綜合歷史與現實因素,安邦智庫(ANBOUND)研究人員認為,恐怖主義依然是中亞五國的重要威脅,且其有着較強的蔓延-擴散性,會對包括中國新疆在內的地區穩定產生持續性的威脅。

3月22日的莫斯科恐襲發生後,人們重新注視來自中亞國家的恐怖主義威脅。(新華社)

首先,中亞五國並未真正根除誕生恐怖主義的温牀。貧窮和落後是造成恐怖主義的最根本原因。中亞國家在過去30年努力發展經濟和進行社會建設,取得了明顯成績和進步。但大部分中亞國家經濟還很落後,民眾仍比較貧窮,就業困難,年輕人發展機會不多。

烏、吉、塔三國都還是中低收入國家,還存在大量貧困人口,吉、塔兩國現在仍有約四分之一的居民處於貧困線以下。根據世行的資料,以1992年與2021年相比,烏茲別克人均國民收入從600美元增加到1983美元,30年間增加了3倍多。吉爾吉斯從520美元增加到1276美元,增加了2倍多。塔吉克從280美元增加到897美元,增加約3倍。儘管有這些增加,但絕對值都不高,扣除通貨膨脹的因素,實際增長更低。2022年的塔吉克的平均月工資只有160美元,烏茲別克為340多美元。而哈薩克和土庫曼是中亞的富豪,土2019年人均國民收入7344美元,哈2021年為10373美元,而且最高曾達到12080美元(2014),都被世界銀行列為中高收入國家。

但是,這兩國貧富-城鄉差距極大。2022年初騷亂結束之後,哈總統託卡耶夫曾表示,哈薩克一半的居民年收入僅合1300多美元,每月只有110多美元。與此同時,哈最富有的162個人擁有全國一半的財富。地區整體性的貧窮和極大的貧富差距加劇了民眾的不滿和憤懣。中亞五國伊斯蘭教的社會基礎極其廣泛,貧窮和宗教因素使得這五國的宗教極端思想很容易積累和發酵,為恐怖主義提供了有利的發展條件。並且,為謀生計,不少中亞年輕人紛紛選擇前往土耳其等國打工謀生,其較差的經濟條件也令其容易在謀生國受到宗教極端思想蠱惑,進而回國進一步宣傳和鼓動。

3月24日,4位莫斯科恐襲疑犯被送上法院,4人皆是塔吉克籍。(Reuters)

其次,中亞恐怖主義團體始終在積聚力量而並未銷聲匿跡。綜合來看,在中亞五國較為活躍的恐怖主義組織主要有「東突厥伊斯蘭運動組織」(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ETIM),「伊斯蘭聖戰士」(Jund al-Khilafah)等。而國別-民族特色更為鮮明的組織則主要有「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 ,IMU),「信仰之路」(Akromiya)等。這些組織往往都與基地組織和塔利班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近年來,「伊斯蘭國呼羅珊省」(Islamic State Khorasan Province,ISKP)的影響力也在逐漸增強中。

這兩年,ISKP在爭取中亞塔吉克族年輕人的宣傳運作中進展甚大,無論是人員招募還是資金籌集上都取得了明顯的進展,評論認為其運作模式或許會成為未來中亞地區類似組織的範本。ISKP人員則被認為是今年初伊朗蘇萊曼尼悼念會爆炸事件的幕後黑手。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3月22日發生的莫斯科音樂廳恐怖襲擊事件中,相關最初報道指出,最先被逮捕的4名恐怖犯罪嫌疑人均為塔吉克公民。雖然這一訊息仍有待進一步確認且塔吉克政府否認此事,但進一步訊息仍顯示,恐襲嫌疑人為塔國公民的可能性較大。此事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塔吉克國內仍然存在產生恐怖主義的土壤和環境。

相關研究發現,近五年,中亞相關恐怖主義組織內部衝突有加劇的趨勢,加上地區內外國家協力進行的相關打擊活動,五國恐怖主義組織的活動能力和破壞力確實一度出現了衰減的趨勢。但是,基於中亞五國的社會現實和偏弱的社會治理能力,無論是五國的「內功」還是外部大國的「外力」都無法徹底根絕恐怖主義。而面臨外部打擊和內部紛爭的各恐怖主義組織自身也在進行反思和調適,在其內部整合和方略調整完成之後,其活動能力和破壞能力恐怕只會更強。

2024年3月2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在莫斯科近郊一座教堂點燃蠟燭,悼念恐襲擊事件的死難者。(Reuters)

再次,西方國家的推波助瀾也可能會助推中亞五國恐怖主義勢力的壯大。通過扶持伊斯蘭極端勢力和恐怖主義勢力來對付地緣政治對手是西方國家始終都有的操作。冷戰時期,為在地緣對抗中拖垮蘇聯,美國聯合西方主要國家大力協助中亞-中東地區的伊斯蘭極端勢力,最終哈馬斯等一眾恐怖主義勢力崛起並持續危害地區穩定。

就全球地緣格局而言,中亞地區長期以來是一個被遺忘的角落。近年來,出於對華產業鏈競爭和遏制俄羅斯影響力,西方國家加大了對中亞五國的爭取力度。美國等國均表示有意協助開發中亞的稀散金屬,日本則開始尋求加大數字領域內的合作。

但是,在中亞地區,俄羅斯的安全事務影響力和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在相當時間之內很難被撼動,而西方國家在逆全球化的趨勢之下也更加開始關注和鄰近地區的合作關係,對於千里之外的中亞地區,西方國家進行投機取巧操作的可能性大為增加,而其主要目的就是防止中亞地區的穩定和中俄影響力的持續拓展,恐怖主義則是一個理想的工具。近年來,在西方媒體敘述中,針對中亞國家以打擊恐怖主義為名而扼殺宗教自由的指責內容大為增長,有西方國家背景的NGO也在着力宣傳這類內容並注重對年輕人群體的擴散工作。西方國家的鼓動會形成對中亞五國恐怖主義的輔助催化作用,造成地區形勢的動盪。

最終分析結論: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期間,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馬興瑞一再強調,新疆必須堅持開放,絕不會因為地區和內部局勢的不穩定而放棄開放和發展。由於中亞國家自身內部的問題、恐怖主義組織的發展演化態勢和西方的推波助瀾,中亞五國的恐怖主義威脅始終存在發展擴大和擴散的風險,而與之直接接壤的我國新疆地區可能成為相關風險的直接輸入地。為此,中國對於中亞五國的恐怖主義風險應當密切關注和追蹤。

本文原載於2024年3月24日的安邦智庫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