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問】中美能夠邁過「修昔底德陷阱」的三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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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談判已經進行了一年有餘,十數輪的高級別洽談、兩次「習特會」,依舊未能終止「硝煙」。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將於近期簽署,但這也不能排除兩國再起糾紛的可能。

需要認知到的是,中美貿易戰只是中美衝突愈發激烈的一個維度,中美關係結構持續發生轉型,近年來尤其凸顯,無論是貿易戰、兩國金融科技情報糾紛、國際輿論對壘,還是美國政府對中國內政事務的干涉及指摘,這一系列表徵性事件,都將在可預見的未來數年、十數年乃至數十年內持續爆發,而未來數月也將新聞不斷。

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盤綜錯節的中美關係,予以較為完整的框架性評述。《香港01》將以8篇文章陳述我們對中美關係結構性轉變的核心判斷,此為第二篇。

【中美之問】系列

第一篇【中美之問】不要總為中美關係貼標籤

第二篇【中美之問】中美能夠邁過「修昔底德陷阱」的三個理由

第三篇【中美之問】丟掉幻想 中美關係想好也好不起來

第四篇【中美之問】互惠vs衝突:中美關係的一體兩面

第五篇【中美之問】熱戰可避 冷戰難逃:中美衝突的數個領域

第六篇【中美之問】篤信「真理」的美國人

第七篇【中美之問】美國鷹派的中國政策:只脱不顧

第八篇【中美之問】中美是否必有一戰 關鍵在中國

古希臘時代的雅典將軍及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曾在其撰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寫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無可避免,肇因於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恐懼」。這是「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詞彙的由來,意思也就是一個新興崛起的大國必然挑戰既存大國,而既存大國也必然予以回應,使得兩者間必然發生戰爭。

這種論斷是否符合與中美?對此人們已經討論多年了。而自從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其2017年出版的《註定的戰爭:美國和中國能否避開修昔底德陷阱?》一書中再次提到這個論斷,國際輿論界的相關討論便隨之興起。由2018年5月正式開啟的「中美貿易戰」,以及逐漸爆發於各領域的中美摩擦,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之效。以至於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還專門在12月4日於美中貿委會年度晚宴的演講中強調「這世界上本無所謂修昔底德陷阱」。

圍繞中美關係和「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被熱議,這可以理解,畢竟這個詞彙是很好的噱頭,且中美關係確與「修昔底德陷阱」所描述的狀況有可比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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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中美關係可類比於「修昔底德陷阱」,在於兩個原因。

其一,中美的結構性矛盾源於「老大」對崛起的「老二」之不信任和敵意。一個新興國家的崛起必然尋求既有秩序的改變,而既存大國則是既有秩序的最大受益者。

這與今日中美關係的情況是類似的。數十年間的國際既有秩序,是由北美、西歐及日本澳洲等國為主要構成體,以美國為絕對主導的政治、軍事、貿易、金融、科技網絡。中國自1970年代起逐步融入該「既有秩序」,然而卻一直是被動參與,缺乏制定和調整規則的權利。這在中國經濟體量僅佔全球1%時尚不覺得有問題,可是當中國坐擁15%的全球經濟體量,卻仍沒能在世貿組織(WTO)、國際貨幣組織(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機構獲得對等的規則制定權,那麼該既有秩序必然會逐步失效,中國也會尋求更多的話語權。

從這個維度來講,中國就是那個尋求既有秩序改變的「外來者」,就是那個帶有修正主義傾向的新興崛起大國。

誕生於慾望和恐懼的產物

其二,中美摩擦頻發,並可類比「修昔底德陷阱」的另一個原因,源於美國保持自身領導地位的慾望,以及擔心失去自身領導地位的恐懼。這與當年英國德國之爭、西班牙英國之爭、斯巴達雅典之爭都是類似的,是原有戰略佈局、軍事、政治、經濟利益受到了挑戰,是「慾望和恐懼」相互摩擦所產生的結局。

中國經濟體量僅佔全球1%時,世界尚不覺得有問題,可是當中國坐擁15%的全球經濟體量,卻仍沒能在世貿組織(WTO)、國際貨幣組織(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機構獲得對等的規則制定權,那麼該既有秩序必然會逐步失效。

今日的美國政治依然受權力博弈的思維所影響,無論是奧巴馬的「21世紀是美國世紀」或是特朗普的「讓美國再偉大」,以及他們的當選,都凸顯了美國社會從上到下對自己全球絕對領導權的執着,斷不能接受「美國並非當世最強大的國家」。這種對權柄的執着很容易演變成國家硬實力的衝突,包括軍事衝突在內。

要改變這種情況,首先需要改變當下許多政界人物、媒體輿論界人士、乃至普通公民以權力博弈格局為主導的思維。

這在中國並非太大的問題,因為北京的決策者並不以這種思維制定中美外交政策,中央也對中國的對美政策有絕對話語權。美國則不然,一方面是華府的決策者很多仍相信「權力博弈」、執着於「美國第一」,另一方面美國社會也普遍抱持類似思維,且社會通過選舉和媒體輿論,對美國外交政策有相當影響力。在維持美中關係和平穩定這一維度,美國該現況實則是一種惡性循環。

與中國類同於精英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不同,美國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輿論制約,美國對華政策不僅受白宮與國會左右,且也受民情影響。(Getty)

中美必有一戰?

社會心理學有一個「防禦性溝通」(defensive communication)的概念,意思是當一個人主觀地認為,有外來者正帶來改變或威脅時,這個人會傾向於採取防禦式反擊,並常常伴隨衝突性意識。用該概念來形容今日之美國對華思維,是恰當的。

這也決定了中美至少在未來20-30年內都將處於結構衝突期——中國會尋求既有秩序的革新,而這必然需要以美國為首的各西方國家「交出部分規則制定權」,令美國相對實力受損,觸碰到美國的神經。

但是,中美終會邁過「修昔底德陷阱」。這是因為,「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在於「難逃一戰」的結局。可是今天中美之間不僅還難談「必有一戰」,便是連小規模軍事衝突都未曾發生,這不同於以往「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為什麼?理由有三。

理由一:經濟社會牽絆

中美能夠邁過「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一個理由,在於歷史上所有「修昔底德陷阱」的前例,都沒有今天中美這般緊密的交織。

二戰之後,世界各國迅速融入全球化進程,眾多傳統關係都被引入改變當中,且過去數十年的改變不過是全球化的初級階段,很大程度上還只是資本的全球化,當全球化進一步加深,國際經貿滲入到產業鏈的每一個層級,社會人文交流的壁壘被進一步打破,政治科技等方面都會發生根本性變化。

2019年秋季因美國體育界人士支持香港社會運動而引起的「NBA風波」,一方面凸顯了兩國對「國家主權」和「言論自由」的認知,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兩國各領域交織的實情。(Getty)

全球化所帶來的改變當然有其「陣痛」,人們需要適應,但即便是今天的程度,也已經讓中美「互惠互利,難以割捨」,更何況以後呢?在這種共生關係之下,「敵」不再是敵,「我」也不僅僅是我,又如何開戰?

理由二:國際阻力

中美能夠邁過「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二個理由,在於國際阻力。

在發生戰爭的歷史前例中,國際社會也大多事不關己,僅憑道義或血親關係而出面調停。而在今日這種全球政經佈局緊密相連的情況下,「在認識到分歧的同時以和平手段尋找共識」已經成為國際普遍接受的原則,即便是頻頻參與、發起戰爭的美國,至少在明面上也秉持着維護和平的口號。

各國積極維護和平的動力空前高漲,這不僅僅是出於政治正確和人道考量,更是因為今天世界各國都與中美密切交織,僅是中美貿易戰都已然令各方受損,何況進一步衝突?

中美之外,諸如俄羅斯、日本、歐盟各國都是國際事務的重要持份者。圖為德國總理默克爾(左),法國總統馬克龍(中)和普京12月9日在巴黎會晤討論東烏克蘭問題。(AP)

理由三:沒有人想要戰爭

而中美能夠邁過「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理由,在於沒人想要戰爭。這不僅僅是因為兩個擁核大國之間的「共同毀滅原則」(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簡稱MAD)形成了有效的相互震懾,也不僅是因為現代戰爭的殺傷力讓人們找到了恐懼的新視角,更是因為一些更為細膩的社會因素。

首先,戰爭的目的永遠是政治利益,而今兩國交織過於深廣,戰爭已經無法帶來利益,又或者說,人民再也無法體會到這種政治利益,然而戰爭的社會經濟成本卻大幅增加,這又會轉化為政治損失。因此,今天中美之間沒有發起戰爭的政治理由。

再者,過往歷史上的早期帝國皆有強大的榮譽感,無論是「為了法國而戰」、「為了德意志而戰」、「為保大明而戰」、「為了大英帝國而戰」,這種榮譽感與各帝國是密切相連的,可是今天全球化之下人與人之間相互依賴的關係,讓這種榮譽感變得愈發虛妄和不切實際。

先說美國本身。美國軍事佈局覆蓋全球,參加了二戰之後每一場世界主要戰爭,自越南戰爭起,軍事收縮的聲音便未曾間斷,伊拉克戰爭乃至阿富汗戰爭以來便更是如此。對人民而言,美國社會的共識便是不願再捲入戰爭,否則力推全球撤軍的特朗普也不會當選;而對軍人而言,軍人最怕的從來就不是人死身殘,而是找不到奮戰之意義,無法獲得社會的認可,而這正是美國軍人們當下面臨的困惑。

至於中國,今日之中國相較於美國,民族主義精神更為高漲,尤其是軍隊。與美國尋常百姓和軍人厭戰的情況不同,今日中國軍隊反而頗有鬥志,尤其是基層、中層與中高層,中共十八大之後的數年軍改,能否做到「戰之能勝」尚待實戰考驗,卻已經做到「揮之則來、來之能戰」。可是中國舉國上下都非常不願意發生戰爭,這是因為戰爭是一個賭局,會大概率為中國發展進程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阻礙中國發展。中國人懂得這種賭局的虛妄性,中共領導集體就更是如此。

再者,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是當年一窮二白、無退可退的處境。窮的人「沒有什麼可再失去的」,而富裕的人更不願意打仗。

要區分的是,若是在台灣等問題上,中共和中國國民會在必要時毫不猶豫地與他國打上一仗,但如果是因為國家主權遭侵犯以外的原因,譬如搶佔資源等等,則很難想象中國訴諸武力的可能。畢竟對中國文化而言,和氣才能生財,而「武」的意義,在於「止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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