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疫情當前 美國與日本對華態度截然不同

撰文:茅岳霖
出版:更新:

時間邁入2月中旬,爆發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2019-nCoV)在中方「全面應戰」三週後,依舊未見太多起色。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分別在2月1日和9日分別向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與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等人談及中國需採購醫療物資的問題。外界不難發現,北京面前的形勢仍是嚴峻的。
在這個關鍵的時候,美、日等大國當局在表態「聲援北京」時顯出的冷熱反差就額外突出。

美日兩國對中國疫情態度的迥異,呈現了華盛頓與東京在近期對北京的不同訴求。日本方面對中國經濟助力的渴求,乃至作為今年7月奧運會承辦國的擔憂,更使之在疫情期間展示了罕見的「日中親善」。

而這一切,都是在客觀政治、經濟環境演進之下形成的必然。

美國的援助與攻勢

在中國外交部多次表示「希望(美國所承諾的)有關援助早日到位」後,華盛頓當局終於在2月7日表示,已以政府名義向中國輸送了17.8噸的醫療救援物資,由美國民間和企業統統籌備。而在物資援助的同時,美國也在同一時期嘗試藉助新冠肺炎繼續向中國發起輿論攻勢。

從1月下旬至今,外界可以發現美國一面口稱「幫助中國」,但其主要目的仍在於借貶損中國狀態不佳,藉以襯托美國應對之有力,當中也不乏一些慣有的直接批評。譬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1月31日與英國外交大臣藍韜文(Dominic Raab)討論英美關係的未來時,形容中國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核心的威脅」。

此外,美國從武漢疫情升温之初就在「各國應如何應對『中國疫情』」該問題上主動扮演角色。1月23日,美國率先從武漢撤出其領館人員,率先提出撤出駐北京大使館部分人員,率先宣布對中國公民入境採取全面限制措施。面臨新冠肺炎疫情,各國政府皆面臨頗大輿論壓力,由於此前各國對待疫情並沒有統一的標準,美國這種措施很快就發揮了指導性作用,被其他國家所採用。

考慮到美國還處於選舉季節,特朗普(Donald Trump)當局在此期間甚至還能借此提振選情。因為特朗普在大選年需要政績,因此,他批評中國不透明、中國應對不佳,總能反襯一下美國做得相對不錯,也呼應了美國民間對於「美國仍是最強」的潛在心理訴求,這一點出自特朗普的政治私利考量。

這樣一來,美國在面對中國疫情時的心態就呈現了一種對立而統一的狀態,他也許願意提供幫助,但他同樣希望中國的發展遇到障礙。

對特朗普當局來說,讓美國在公共衛生領域扮演權威角色有助於他在選舉季節維持優勢。(美聯社)

目的明確的「日中親善」

相比之下,東京方面的態度就大不相同。

相對於華盛頓方面率先撤僑的消極態度,東京方面不僅在1月26日率先與北京方面取得聯繫,借其外相茂木敏充之口向中國外長王毅稱「日方願同中方一道,共同應對疫情威脅,向中方提供全方位支持幫助」。

到2月4日,中國外交部特別點名日本政府在疫情發生後「就表示將全力協助中國抗擊疫情」,還專門強調了日本政府主動與日本地方、企業「向中方捐贈口罩、護目鏡、防護服等防疫物資」。

2月7日,日本兩大執政黨政要,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和公明黨幹事長齊藤鐵夫甚至稱「日方願舉全國之力與中方共同抗擊疫情」。到2月10日,以首相安倍晉三為首的日本自民黨甚至還組織對華捐款行動。加之二階等日方要人還向北京表示了「日中兩國團結合作」等意願,這種異乎尋常的中日友好甚至讓觀察人士感覺頗有些反常。

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左)於2019年12月下旬訪問中國,拜會中國總理李克強等人後,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日的安排似乎已經成為東京各界在2020年奧運會前的一大要務。(美聯社)

當然,日本此舉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就當前國際產業鏈的局面而言,日本企業與中國企業之間已經形成了高度綁定的關係,譬如日本的汽車產業正是如此。

當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國的整車企業和零部件製造商的生產計劃陷入中斷,這不僅影響中國本國汽車市場的產銷,也對依靠中國供應商供貨的日本汽車企業構成影響。如日產汽車即在2月10日指出,由於中國供應鏈問題,日方將關閉兩條生產線。雖然在中國湖北的多處汽車工廠有望在2月14日後復工,但摩根大通等權威機構已指出,中國工廠的停工或減產仍將使日產的營業利潤下降約11%。

此外,隨着中日間在2018年10月後達成了為期三年,協議規模為2,000億元人民幣(約合287.5億美元)對34,000億日元(約合303.5億美元)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東京的產經人士和分析家們便在東京奧運會即將召開前大談「新層面的日中合作」。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甚至指出,日本「願同中方在廣泛領域加強合作,包括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

於是,面對着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仍有可能在疫情減退後,於2020年4月訪日的客觀局面,日本當局有意識構建「日中親善」的舉動就顯出了其明確的目的性。這意味着華文世界的觀察家和分析人士固然可以藉此向東京致以敬意,但東京此舉終究也是在特定的政治與經濟環境影響下的結果。正如美國的對華態度不佳一樣,這一切不是偶然,而是當下客觀環境下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