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東亞遇上病毒:儒家文化能夠拯救我們嗎

撰文:劉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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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全球累計確診病例數已超過125萬,當中尤以歐美最為嚴重:美國確診逾33萬人,死亡超過9,500人;西班牙確診13萬人,死亡12,000餘人;意大利確診12.9萬人,死亡15,000餘人;德國、法國、英國也分別有高達9.5萬、7萬、4.8萬的確診數,英國甚至連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都在確診並在家隔離10日後因狀態無好轉而入院。

相較之下,東亞的中日韓三國雖為早發疫區,卻都將病例與死亡數控制在一定範圍內,維持數據和緩成長,中國甚至早已復工。雖說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但社會與政府的整體心態,卻無疑會影響疫情走向。而若要探討東亞與歐美的防疫策略之別,除卻科學數據外,文化也是一種答案。

低免疫門坎的液化現代性

平心而論,新冠疫情並非人類的第一場疫戰,但時空背景的差異,卻導致了全球擴散的必然。

英國首相約翰遜於3月27日宣布確診新冠肺炎,並於4月5日入院。(AP)

直至冷戰時代,人類都還活在高免疫門坎的社會中,各式邊界與障礙橫亙在日常生活裏,意外成了防堵病毒的天然武器。然而7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崛起,90年代又發生了蘇聯解體,所謂「干預」似乎成了前塵往事,人類在表面上迎來歷史的終結,卻也在某種程度上,親手終結了世界的免疫機制。

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市場與私有化,任何阻礙商品和資本流通的障礙,幾乎都被當作不正確的雜音消去,好為資本鋪平自由之路。這種思維催生了全球化,也影響了政治與思想場域。在反集體與反干預的思潮下,個人主義空前高漲,政府與國家也被逐出人民視野,資本主義的混亂與放縱遍地叢生。

國家未能干預市場,結果便是將權力交予民間暴君:巨大的資本家與跨國公司。於是藥商宰制了藥品的供應與研發,軍火商大肆鼓吹髮動戰爭,原物料商則剝削第三世界人民。人類也深陷於高速運轉的資本主義社會,各國開始了自己的競速遊戲,現代性因新自由主義而液化,直至全球因病毒肆虐而意外減速。

冷戰崩解後,各地紛紛出現日常生活加速的情形。圖為香港地鐵站。(AP)

疫情開始後,國家被迫採取行動,以封城、隔離等強硬的空間措施,凍結了流動已久的現代性,此舉既象徵國家權力,也透視着再征服的意味。然而在這個階段上,東亞與歐美便暴露出明顯的文化差異。

新自由主義與儒家文化

東亞的中日韓三國久受儒家文化浸染,在儒家的統治正當性中,個人修養極其重要,治國更與家庭關係一脈相通。故而君子當先修身齊家,方可治國平天下,家庭因此成了中國人理解政治制度的關鍵。

而在這種「家-國-天下」的思想體系中,家庭既是出發點也是終點,不論時代如何變遷,領導者終歸是要以班固筆下「天子以四海為家」的胸懷自許,人民的心中也始終存有「君父一體」的家國印象。

因而在以儒家文化為底藴的東亞國家中,其雖也受新自由主義主宰多時,具有強烈的液化現代性;但在面對這場疫戰時,其骨血之內的儒家範式卻自然湧現:政府出台種種滲透生活的抗疫舉措,人民也以相對服從的態度,配合法規與情勢,進行有組織的防疫戰。

防疫期間,許多快遞人員撐起隔離體系的運作。(新華社)

例如中國在宣布武漢封城後,全國各地便配合疫戰基調,開始自發性封城、封村,社會上更湧現了大量人力,以協助維護隔離秩序,其中不僅有快遞小哥自組汽車交通網絡,以接送醫護人員上下班,更有無數餐飲業者主動支持第一線人員的餐食。空間的隔離雖凍結了流動的現代性,卻讓儒家的底藴體現得更明晰。

此外,日韓兩國雖未封城,卻都與中國出台了同樣的政策:大數據防疫,即藉由分析感染者與未感染者的各式身體狀態、移動、接觸史相關數據,偵測防疫破口,進而設置不同的檢疫及隔離標準,以阻止疫情散播。這類舉措自然涉及隱私權與數據監控的爭議,但東亞各國因有儒家文化的潛意識,故而整體而言較不排斥國家與政府對日常生活的介入。

反觀歐美國家,不僅自由主義的思想根深蒂固,又曾經歷二戰的納粹與法西斯洗禮,對政府擴權可謂已是驚弓之鳥。以意大利為例,疫情爆發之初,政府便曾出台一系列限制公共交流的法規,內容包括:北意封城、關閉博物館與世界文化遺產、隔離有旅遊史與接觸史的相關人等。

意大利此次疫情十分嚴重,但政府在初期推動隔離與封城政策時,卻遭遇民間抨擊。(AP)

然而此舉卻遭遇某些思想家與學者大力抨擊,認為政府這是要藉發明疫情、製造末日狀態來渲染恐慌,好趁機限制人民自由、遂行軍事化管理。中日韓的大數據防疫在其看來,更形同是把奧威爾(George Orwell)筆下無所不在的「老大哥」召喚到了現實世界。

在歐美國家眼中,政府是隨時要吞吃人民的巨獸,須謹慎防範、馴化;但在東亞從中國大陸到日本、韓國、台灣、越南、新加坡等地,政府的角色卻更像家中父兄,負有照顧、引領人民的責任,家國同構。這種思維並未因清末變法而消亡,也不因引入共和而逸散,更在此次疫情下,以某種現代外殼,體現了文化的幽微深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