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美洲病夫」:美國的免疫力何以全盤失效?

撰文:薛子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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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滿清和奧斯曼帝國因帝國逐漸衰敗而分別被形容為「亞洲病夫」和「歐洲病夫」。造成兩個老帝國衰敗的原因是多樣的,包括經濟、政治、外交、天災人禍等多方面因素。回望今天的世界,美國作為第一強國,其政制、經濟等領域問題頻現的情況,本身就呈現出令人堪憂的局面,而在面對當下新冠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時,美國高企不下,甚至逐漸惡化的趨勢,其應對能力不僅難望東亞各國項背,亦遠遜於西歐各發達國家和臨近的加拿大,甚至不如南面鄰居墨西哥,令人難免產生「美洲病夫」的感歎。

用醫學上的比喻,與其說是美國「染病」了,倒不如說,美國是得了一種免疫性疾病:在應對外來細菌時,美國的自身反應出了問題。無數醫生都在努力診斷新冠肺炎這個疾病,但美國本身的疾病呢?

診斷美國的政治病

當病人去看醫生的時候,醫生不能一眼就看出來是什麼疾病,只能問下是什麼讓病人不適而前來就醫,即他的主訴(chief complaint)和症狀。

2020年7月7日,德克薩斯州奧斯汀,一名男子在檢測中心接受新冠肺炎檢測。除了佛羅里達州和亞利桑那州,德州的病例最近也在激增。(Getty)

美國最近的主訴眾所周知:300萬病例和13萬死亡數。相關的症狀也是很明顯的,美國媒體這幾個月都在報導的:設備的短缺,對口罩的態度,測試數量和追蹤工作不足等等;除了醫療體系不堪重負的問題,也出現了失業率創新高、政治衝突加強等問題。美國社會、經濟和醫療系統都深受這場無法控制的疫情的影響,出現了各種病徵。

如果是四個月前美國疫情逐漸嚴重的時候,看到上述的病徵,醫生可能會推測美國這個病人患病的原因就是「外來細菌的侵襲」。但是在過去幾個月一直惡化的病情,便不是醫生們所能通過醫理病理所解釋——美國的病,已經不在於病毒本身。

今天歐洲的病例數持續平緩,美國則愈來愈嚴重。是不是美國的「免疫系統」本身有問題?

一開始,美國的疫情跟其他國家差別不大,尤其是對比歐洲疫情最嚴重的時期。但今天歐洲的病例數持續平緩,美國則愈來愈嚴重。為什麼歐洲的「免疫系統」成功將病毒打贏,而美國的「免疫系統」卻一敗塗地?是不是美國的「免疫系統」本身有問題?

美國的「免疫系統」

面對外來的細菌,人體和國家都有自己的「免疫系統」。人體的免疫系統是一系列的生物學結構和機制所組成的疾病防禦系統,但國家的「免疫系統」呢?一樣是一系列的政治結構和機制所組成的防禦系統。如果說到疫情,一個國家的防禦系統可能會包括早期檢測系統、國際合作機制、危機防備計劃等措施。

作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的防疫體系其實非常先進。從2003年的SARS和2005年的H5H1禽流感疫情開始,美國政府制定自己的國家防疫策略。當年是小布殊(George W. Bush)政府擬定的,但奧巴馬時代政府專門設立「大疫預測和預報科學和技術工作組」(Pandemic Prediction and Forecas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king Group),工作組也有擬定自己的防疫策略

奧巴馬政府應對新發傳染病戰略首頁截圖。(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官網)

這些策略有做怎麼樣的建議呢?給個例子吧:兩個政府的策略都強調,為了阻止或延緩某個疫情向美國蔓延,必須協助其他國家及早發現和控制新疫情的爆發。因此,建議美國利用其科學和軍事後勤,它的PREDICT項目,派遣自己的傳染病學家到其他國家的不同城市,助該國家檢測到和研究新出現的傳染病。

那麼,既然美國的「免疫系統」並不是虛弱,為什麼到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時,它卻這般一敗塗地?2019年底,疫情爆發時,美國專家為什沒有啟動早就擬定的疫情戰略?換句話說,美國「免疫系統」出了什麼問題?

美國免疫缺陷

本屆美國政府一次又一次地錯過啟動其防禦系統的機會。

在新冠肺炎危機中,本屆美國政府一次又一次地錯過啟動其防禦系統的機會,用醫學比喻來講,美國似乎有免疫缺陷。

美國沒有和中國或歐洲乃至世界衞生組織合作去限制病毒的傳播,而是宣布可能加速了傳播的單方面旅行禁令。待得病毒蔓延到美國,聯邦政府又一再向公眾傳遞錯誤信息,淡化疫情的嚴重性。

2月26日,特朗普在談到病例時說:「現在有15人,幾天內15人便將降到接近零。」 當事與願違,疫情反而開始迅速上升時,聯邦政府仍然沒有頒佈全國性的計劃,而是讓缺乏協調的各州政府各自為戰,落得互相爭奪設備和資金的下場。

當形勢變得嚴峻時,黨爭又讓專家的意見因政治理由被忽略,並嚴重妨礙統一防疫措施。戴口罩和「封城」措施淪為政治操作的,科學的建議遭到蔑視;對政府的忠誠變得比合理的建議更重要。在政府中要求更積極應對疫情的聲音被排除在外,指出抗疫政策不足的科學專家被「防疫工作小組在發表公開表態前必須徵得副總統辦公室的同意」這種明令而噤聲。

從早期的預警到後來的反彈,美國政府的防禦體系不斷失靈。結果,外來細菌已經演變為「本土細菌」。原來美國在抗疫方面領先世界,現在卻和巴西、印度一起被視為慘淡的失敗者。

究竟是什麼政治疾病讓美國的防禦能力、「免疫系統 」如此弱化?要回答這個問題,可能需要翻閱美國的過去,像醫生一樣詢問美國的「病史」。

美國的「生活習慣」

當醫生診斷患有異常疾病的病人時,他需要查看病人的病史,從生活習慣到兒童病史。

特朗普是在一波民粹主義的支持下上台。這股民粹主義浪潮是從哪裏興起的呢?

美國主流媒體喜歡把特朗普單列為國家問題的根源。然而,美國政治疾病的病原真的能是特朗普最近四年才出現的病症嗎?大多數人都認為,特朗普是在一波民粹主義的支持下上台的。那麼,這股民粹主義浪潮是從哪裏興起的呢?

當特朗普在2016年當選時,他得益於幾十年來美國公民對政壇精英的信任度下降。他的競選口號「抽乾沼澤」(Drain the swap)或「不老實的希拉里」(Crooked Hillary),反映了美國人在社會和經濟上的挫敗感;人們不再覺得自己被政客所代表,感覺到自己被拋棄了。

在特朗普當選之前,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低收入家庭的打擊最大,加劇多年來已經成為美國社會事實的不平等。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其關於不平等根源的經濟分析《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展示自70年代以來,資本的回報增長速度超過整個經濟的增長速度,從而導致財富的集中,不平等上升趨勢。在這個全球的趨勢中,美國領先。皮凱提還指出,這種集中能導致社會和經濟的不穩定。

上圖根據皮凱提《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的數據,顯示了各國收入前1%族群的情況。(Bkwillwm,維基百科公共領域)

用醫學術語來說,美國的「生活習慣」可能解釋它今天的疾病。在過去的50年裏,美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增加的是企業利潤和股東紅利,而不是工資,美國財經政策偏重的也是資本而不是勞工、就業和工業。或者換句話說,美國更追求短期的經濟收益,而不是長期的社會健康。而這種只求短期利益,不為長遠負責的情況,又受到四年一度大選和兩黨輪替執政制度的鞏固。

病史:兒童病歷史

美國資本家對資本增長的沉迷,有助於理解美國工人是如何投票給民粹主義領袖的。這也可能有助於解釋特朗普政府對危機的糟糕管理:特朗普不是一個專業的政治家,他缺乏經驗和領導力去調動美國原本表現出色的官僚體系,譬如無法維持奧巴馬建立的PREDICT項目。

然而,這並不足以完全解釋為什麼美國的抗疫體系會如此慘敗。為什麼在這樣的危機中,兩黨不能團結一致?為什麼專家們被政府和民眾所忽視?在此,我們需要進一步回溯美國的「兒童病歷史」。

原來,美國忽視真相,或者說,選擇自己的真相,由來已久。在《幻想世界:美國何以變得瘋狂,500年的歷史》(Fantasyland: How America Went Haywire: A 500-Year History)安徒生(Kurt Andersen)追溯「美式愚蠢」的歷史。從第一批來美國尋求宗教自由的英國朝聖者,到60年代的新時代文化(new age)和美國媒體從提供信息轉到提供「資訊娛樂」(infotainement)的時候,美國社會始終將個人信仰比可驗證的真理還重視。

這種個人信仰的神聖化,就是美國的「兒童病歷」。這使得政府可以無視科學建議,而不會面臨官員或民眾的重大反抗。在最近霍士新聞台 (Fox News)的採訪中,當被問及他認為疫情會如何發展時,特朗普能簡單的回答:「我認為在某些時候,這大概就會消失,我希望會這樣」(「I think at some point that's going to sort of just disappear, I hope」)。

最後,美國人願意將迷信置於現實之上,使得美國的抗疫工作不斷受阻。美國的抗疫工作就像一個完全無視病毒的免疫系統,反正病毒「大概就會消失 」。

診斷:美國正面對自身的免疫性疾病

美國病了,而在這過程中,特朗普和他的政府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但他們卻不是病原。相反,他們僅是美國既有病情的癥狀。美國的情況更像是一個器官正被自身免疫系統所攻擊。從這個角度來看,患病的美國不僅是簡單的「免疫」缺陷,更是美國防疫體系反客為主,攻擊自己。

正如人們在生病的時候會去找醫學專家,當我們在政治上「生病」的時候,也需要找政治專家。今天的危機,可能是美國對其治理體系刮骨療毒的時機。

就像多發性硬化症等免疫疾病破壞神經系統傳遞信號的能力一樣,美國人對政治和科學的信任削弱,亦影響政府對其官僚機構的動員能力,使得政府無法實施「不受歡迎卻必要的」措施,難以發佈全國性命令。

在這場疫情中,歐洲或東亞的「免疫系統」在應對病毒方面做得很好,而美國的系統卻進入超負荷運轉狀態,將科學問題政治化,政壇演變成黨同伐異的平台,圍繞族裔、宗教等議題充斥着各種爭議及對峙,無法區分輕重緩急。美國正在為自己的錯誤反應付出沉痛代價。

美國的病,有辦法治癒嗎?這個問題的答案之複雜,足以成書。但我們可以這樣說:正如人們在生病的時候會去找醫學專家,當我們在政治上「生病」的時候,也需要找政治專家。美國的政治問題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它的領導層對自己的官僚體系的無為、誤導和負面干涉。今天的危機,可能是美國對其治理體系刮骨療毒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