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軍極右思想滋長的兩大緣由

撰文:藺思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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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德國國防部長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要部分解散德國的精英特種部隊KSK再一次引發了對德國軍內新納粹主義的關注。但近幾年來陸續曝光出來的軍內極端右翼事件,尤其是不久前在KSK一位官兵家中發現的武器庫,直接促成了此次卡倫鮑爾大刀闊斧對德軍進行改革的決定,但事情也許比她想像的要棘手的多。除了德軍內部難以根除的問題,2015以來的難民潮對德國社會和政治的衝擊也在間接鼓動着軍中極右聲音。

軍內極右主義的歷史土壤

從歷史上看,德軍本在二戰戰敗後被強制解散,而西德也被剝奪組建武裝部隊的權利,但其軍事禁令卻在美蘇交惡、冷戰開始後的1955年被解除。而此時組成隊伍的人員,大多數都是曾在二戰期間的德意志國防軍參與戰爭的官兵。

從軍隊創建之初至今,政府和軍方就建立並不斷完善防止軍內極端主義的機制,但其效果卻是有限的。軍方在1950年代創立之時便規定,任何人在加入軍隊後,無論兵種,維護德國基本法所規定的民主原則都是軍人的一項核心職責,以避免有納粹主張,甚至被認為並曾在戰爭參與過刑事活動的人加入軍隊。在1955年至1957年間,軍中負責審核參軍申請的委員會就進行了大約600宗審查,拒絕了其中51個申請,而另外也有32人收回參與的決定。

7月1日,德國國防部長卡倫鮑爾召開新聞發布會,宣佈部分解散德國精英特種部隊KSK。(GettyImages)

此後不斷完善的軍紀,亦有詳細條文規定了軍隊內不能容忍的與納粹主義有關的行為。任何做出此類行動的官兵都會受到懲罰,而任何發現此類行為的士兵,亦有責任向軍事保安局(德國情報機構)或聯邦議會舉報。

但另一方面,在部隊中,向任何人舉報自己的戰友都是一大禁忌,即便是在極端右翼傾向的問題上,舉報者依然會在軍旅內被視為在背後捅刀子的人。

加上軍方歷來的傳統主義傾向,時至今日,德國軍營內仍然保留着納粹時期的象徵。許多兵舍至今仍然以二戰期間一些軍事將領的名字命名,而軍營的陳列櫃裏也依然留有納粹時期軍士的頭盔、照片和裝飾品。儘管有明文規定不允許軍內存有納粹標誌,但軍官卻又被賦予「維護傳統」的權力,使得這類事件實際上仍然由部隊內的軍官自行處置。

出於上述種種原因,政府不斷想要抹去的納粹歷史,依然在籠罩着德國的軍隊。

納粹德國時期士兵所戴頭盔。2018年,德國多個軍營被發現留有納粹士兵的頭盔等物件。(GettyImages)

難民潮下極端右翼的崛起

然而,當德國社會普遍視任何可與納粹扯上關係的事情為禁忌時,軍中的納粹影子也甚少為外人所見:一位為退伍軍人服務的非營利性組織主席就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聯邦國防軍依然是社會的一面鏡子」。

近年軍中極右主義事件頻生,固然有軍內自有的歷史因素在,但2015年開始的歐洲難民危機,在德國社會醞釀着變化的同時,也在同樣受軍外民情觸動的官兵間掀起了波瀾。

2015年難民潮開始後的兩年間,德國為超過130萬來自敘利亞和阿富汗等國的難民打開了國門。截止2018年,德國接受的難民數量居歐盟國家首位、且比排在第二位的法國多出足70萬。與此同時,民眾對於難民問題的看法也在發生改變,民調顯示,對難民持有負面看法的比例,在2014至2019年間增長了10%。無論在軍隊內還是社會上,焦慮感、威脅感都在增強。

立場極右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迅速崛起就是這種情緒的體現。

德國另類選擇黨自2013年建黨以來,以其堅定的反移民政策迅速崛起,成為德國的第三大黨。(GettyImages)

2015年起,AfD將難民潮作為自己的政治平台,抨擊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的難民政策,提議調查默克爾的決定是否屬於違法行為,並與歐洲的反移民運動PEGIDA(意為: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合作。每周,喊着反對西方伊斯蘭化口號的遊行都在德國城市內展開。而遊行活動最旺盛的德累斯頓(Dresden)等德國東部城市,也恰恰是AfD獲得最多支持者的地區。

幾年間,AfD在德國迅速崛起,從2013年創立時選票不足5%的最低門檻因而無法取得任何聯邦議會議席,到四年以後,在2017年聯邦議會選舉中一躍成為佔據了議會709席中94個席位的德國第三大黨。

本來,與AfD這類極端右翼政黨合作被德國主流政黨視為禁忌,但這一禁忌卻在今年2月圖林根邦(Thuringia,位於德國中部的聯邦州)的選舉中被打破了。德國最大黨、亦即默克爾所屬黨派基民盟(CDU)在投票選舉邦總理時與AfD合作,將屬於中間派的自民黨成員推上總理之位,而原本外界預期會勝出的左翼黨則以一票之差落選,引發了德國政壇的一場地震。

基民盟在圖林根邦的黨主席莫林。此次圖林根邦總理的選舉中,莫林違背基民盟的一貫作風,與AfD合作推選邦總理。(GettyImages)

事件發生後,作為基民盟的黨主席,卡倫鮑爾被批黨內領導力不足、未能團結黨內異見。此事隨後以當選的自民黨總理辭職、重選出的左翼黨成員出任總理作結,但違背了基民盟的一貫政策、與AfD合作並造成這場震動的莫林(Mike Mohring)辭去圖林根邦基民盟黨部的主席一職。幾天後,卡倫鮑爾也宣佈辭去黨主席一職、並退出來年的總理選舉。在德國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作為德國最大黨的基民盟未能團結黨內意見、避免與極右政黨合作的局面,無疑被視為極右主義崛起的危險信號。

儘管在今年2月的哈瑙槍擊案後,AfD在德國的民望下跌,但此次政壇動蕩以及過去幾年來AfD在國內鼓吹極端右翼思想所造成的傷害已成事實。在這樣的社會趨勢之下,要剷除軍隊內部的極右主義,豈止是軍方的問題。面對軍隊內部的新納粹主義勢力的發展,以及難民潮後社會整體的的右翼民粹傾向,若德國政府及主流政黨無法發揮領導力、安撫社會情緒、解決由難民危機引發的社會內部危機,未來德國也許會又一次在與極端右翼的對抗上敗下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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