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歷史 台灣學者激辯中印衝突根源|專家有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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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台灣大學中國大陸事務學會、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合辦學術講座,邀請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副教授吳啟訥,以「中印關係的兩種空間脈絡」為題,回顧歷史遞進中的中印互動,以及英國殖民勢力進入亞洲後,對近代中印衝突的激化與形塑。

虛擬的精神空間與西藏

演講之初,吳啟訥介紹中印關係的傳統脈絡:精神的虛擬空間。由地理條件觀之,中印之間曾存在多個緩衝政體,雙方鄰接地又非自身核心地帶,故過往多僅能憑想象構建對方形象。而細究想象內容,中印的需求圖景互不相同。

江蘇淮安的《西遊記》作者吳承恩故居。(VCG)

吳啟訥指出,對傳統中國而言,其民間雖有傳統信仰,但更多是薩滿體系的延伸,故在中國的精神世界中,始終存在對宗教的渴求,印度便填補了此般空缺。以《西遊記》為例,其敘事主軸為「為求解脱而赴西天取經」,便是傳統中國對印度的宗教原鄉想象。雖說此書亦對佛教提出質疑,並帶有些許「中國式東方主義」色彩,卻無損其作為印度想象文本的地位。

而相較中國的宗教精神需求,印度對中國的想象相對模糊,儘管其亦吸納不少中國文化符碼,卻未有清晰意識。但在近代印度建構歷史主體的過程中,其憑藉不少中國歷史紀錄,界定了自身的古代角色,例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與法顯的《佛國記》等。

而如此以宗教為主體的想象空間,讓西藏的政治秩序得與中國順利銜接,同時避免了中印政治核心空間的直接碰觸。吳啟訥分析,吐蕃王朝解體後,當地分裂出幾十餘個政治實體,各統治者主要憑藉兩大基礎服眾,一是贊普世系血統,二是源自印度的佛教信仰,例如唃廝囉便與西夏結盟,令其承認己身的佛教權威,同時又與宋朝交好,以「一身兩屬」的角色遂行統治。政教合一於是漸成傳統西藏的治理基礎。

2020年2月5日,拉薩各寺廟僧人為疫區祈福捐款。(新華社)

吳啟訥指出,元朝以後,西藏進入中國版圖,蒙古人雖以漢人的儒家官僚體系管理中原農耕地區,但面對西藏時,仍借用藏傳佛教的政教合一意識形態體系,以冊封上師、管理寺院等方式遂行統治。而這般統治策略又為明清所繼承,長年以來,中原統治者皆以分封佛子、法王的方式管理西藏,西藏亦需中原統治者的分封,為己身政治正當性背書,「達賴喇嘛」的政治地位即為上述互動的產物之一。

殖民空間與分裂中國

然而上述平衡終因殖民年代的到來而崩解,中印之間因英國而浮現第二種互動脈絡:殖民空間。

吳啟訥分析,19世紀的英國自認在亞洲有兩大障礙,其一為中國,其二為俄國,後者尤其對西藏具有領土野心,將威脅英國於印度的戰略利益。在此脈絡下,英國以印度為基地,持續向北境推進,並開始了對緬北與喜馬拉雅山南坡的經營。

吳啟訥指出,英國的殖民分化政策,是緬甸今日「民地武」(少數民族地方武裝)僵局的根源。(新華社)

在伊洛瓦底江等上緬甸地區,英國滲入克欽人等少數民族社群,借大規模傳教改造其信仰生態,並透過經濟與文化上的雙重扶持,將少數民族拉攏為牽制緬族的親英勢力,成為今日的緬甸「民地武」(少數民族地方武裝)僵局根源;而在喜馬拉雅山南坡,英國亦透過地理勘查、輿圖測繪等技巧,畫下了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令其成為近代中印邊境衝突的起火點。

而由更大脈絡觀之,吳啟訥認為,英國對中印邊界的操弄與干涉,既映射新空間觀的侵入,更暴露西方殖民大國分裂中國的企圖。其以乾隆時期對英通商之辯為例,指出馬加爾尼遭拒背後,暗藏了乾隆的兩大政治考慮,其一是通商雖可增加稅收,卻也易讓民心思變,導致王朝控制力下降;其二,乾隆知悉英國早已控制印度,倘若過度引入英國勢力,恐令西藏與緬甸進一步失守。

1962年中印戰爭時,德讓宗的藏族民工擔架隊。(新浪網)

上述決策看似僅為通商之爭,實則體現中國抗拒西方試圖分裂的力道。吳啟訥補充,近代中國史上兩次統一,一為蔣介石的北伐,一為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兩位領導人看似政治立場互異,實則皆為反抗西方對中國的分裂。而如此鬥爭往復出現、循環,以1962年的中印戰爭為例,即便彼時美蘇共享冷戰的對峙脈絡,雙方仍在此衝突中聲援印度,共譴中國的領土主張毫無道理。時至今日,分裂張力仍在。

吳啟訥分析,在空間的概念外,中印關係的另一變數乃是殖民。於印度而言,殖民帶來了統一;對中國來說,殖民則意味裂解。故印度必須繼承殖民遺產,而中國則必須去殖民化。

傳統西藏如何看待中印

演講結束後,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石之瑜主持討論。

石之瑜首先探討,傳統西藏身為中印之間的特殊緩衝帶,其如何理解中原統治者與印度?對此吳啟訥回覆,以清朝時期的藏文歷史著作為例,其書寫重點包含中印兩國,對印度往往由宗教史視角出發,對中國的則與漢人史學家近似,採用了朝代史敘事手法。但雙方仍有一視角差異,即西藏史學家認為,凡統治中原者即為正統,故其反比漢人史學家更早承認遼金元清的正統性。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石之瑜。(多維新聞)

吳啟訥亦補充,傳統西藏面對來自印度的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習俗,亦有記載。然有鑑於當地的藏傳佛教世界觀,傳統西藏史學家難以掌握一神教教義,而是傾向以多神教敘事來記載,且字裏行間極度重視宗教儀式,而非實質內容。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王雨舟亦提問,若將傳統西藏視為喜馬拉雅區域秩序的一員,不知其如何看待廓爾克(尼泊爾)、錫金、不丹的區域角色?對此吳啟訥指出,在傳統西藏政治精英眼中,錫金、不丹、廓爾克皆為己身邊緣,畢竟拉薩乃是該區域的政治與宗教中心,既有來自中原統治者的冊封背書,亦吸引周遭政治實體前來學習宗教知識。

分裂與新空間

而針對「肢解中國」的議題,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登及亦探討,伴隨西方挾工業優勢的全球崛起,肢解的手段似乎成其擴張影響力的普遍手段。除卻中國,17世紀後的西方強權但凡遇上東方帝國或文明,往往會產生強大的分裂動力。例如奧斯曼帝國的崩解,以及20世紀後的蘇聯崩解。在此脈絡下,普京(Vladimir Putin)對克里米亞的收復、對白俄羅斯的拉攏,或可視作抵抗分裂的舉措,可與演講中提到的蔣毛統一中國相呼應。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登及。(多維新聞)

吳啟訥對此表示認同,並補充中國與前述兩大帝國的差異。首先,在奧斯曼與蘇聯中,突厥人與俄羅斯人的人口占比,皆不如漢人在中國的佔比高;其次,突厥人與俄羅斯人在各自國內,皆不具文明優越感,故難以推動文化融合政策,致使蘇聯與奧斯曼的分裂,相較中國容易許多。

而就此脈絡,石之瑜提出另一視角,即「空間的有效性」。其認為西方這般以疆界、土地為基礎的肢解模式,將會誘發另一盲點,即除卻疆域外,其不知如何理解世界。石之瑜以911事件後,美國對阿富汗與伊拉克的入侵為例,指出美國盲目以傳統的疆域觀理解恐怖主義,以為入侵實體國家便可遏制極端伊斯蘭的擴散,結果反令局面日漸劣化。

對此吳啟訥補充,中國亦有過「空間的爭論」,例如清末針對新疆的海防、塞防之爭。彼時李鴻章主張,新疆領土面積雖大,但防守成本過高,朝廷應把重心移至琉球與台灣,建立海洋上的虛空間;左宗棠的立場則與慈禧太后的「面積空間思維」相重合,主張塞防高過海防,正如國共內戰時,蔣介石亦駁斥棄守新疆、東北的主張般,面積空間思維再次勝出。

在清末的海塞之爭中,李鴻章主張海防。(VCG)

張登及亦補充,海塞之爭應也是帝國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出現的策略過程。吳啟訥表示認同,並指出當年李鴻章亦預言,倘若清朝決意重視塞防,則海防必然羸弱,台灣或將不保。歷史也果真如此發展。

而提及台海情勢,石之瑜亦探討,台灣當今急於成為「主權國家」、進入國際法體系的需求,也是西方帶來的空間觀念形塑而成。主權、領土等元素藉國際政治學席捲亞洲知識界,成為某種催發政治實體焦慮的媒介,故國際政治學亦可被視作「肢解的話語」。

中印互動與達賴議題

而在中印互動上,台灣大學哲學系學生張興祥提問,中印局內人或許較有民族情緒,但海外印度人與華人不知是否亦有敵視情緒?對此吳啟訥表示,海外印度人往往因自身英語能力、高管位階而較有優越感,連印度本土學界直至2000年時都認為,印度的發展模式勝過中國模式,甚至許多印度漢學家不學中文。

達賴十四世。(Facebook@dalailamaworld)

石之瑜對此補充,許多出身英國前殖民地的漢學家,倘若其非華人,便往往少有學中文的需求,因其認為英語文獻已堪使用。不僅印度如此,馬來西亞、新加坡漢學界亦有此傳統。

而針對西藏在中印之間的角色,王雨舟亦提出問題,即流亡的達賴政權,會否成為印度分裂西藏的施力點?對此吳啟訥分析,如今的達賴在西藏的重要性已不如過往,畢竟1978年平反冤假錯案後,許多獲釋的西藏喇嘛開始展現酒色財氣的世俗面,削弱了藏傳佛教的整體形象,加上許多藏人走出高原求學、經商,西藏迎來了市場化力道,物質價值逐漸超越宗教意義,無形中亦動搖了達賴的宗教權威。

然而取而代之的,是藏民族主義的崛起。吳啟訥認為,達賴十四世雖力陳己身宗教權威,卻非民族主義者,但當今某些海外藏人團體、藏人知識分子已逐步發展民族主義話語,欲以民族色彩改變達蘭薩拉的宗教角色。

但儘管西藏存在新挑戰,印度對達賴的操作空間仍是越來越少,不論是達蘭薩拉政權,抑或轉世議題。前者如今頂多作為西方的話語戰術一環,而非印度的手中一子。儘管中印邊界衝突難一夕弭平,但達賴與宗教話題的殺傷力,已不如過往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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