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成攻擊目標 緬甸民間對華敵意從何而來?

撰文:茅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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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繼緬甸仰光城西的萊達雅(Hlaing tha ya)有三十餘家陸資、台資企業遭遇打砸之後,又有一家日資企業遭遇相似命運。在打砸搶燒的風潮蔓延之際,緬甸當局已從3月15日開始全境斷網,加大管制。

但對北京來說,緬甸的風波可能才剛剛開始。環顧社交網絡,緬甸的示威者、反對派人士乃至民間人士自政變以來都熱衷於展示對中國的敵意。一個問題也就隨之而來:中國在緬甸的形象究竟如何呢?

在中緬建交71年的歷史中,北京在仰光與內比都投射的多重形象可能是令人憂慮的。它也是緬甸各階層尤其是民間對中國產生敵意的源頭。

歷史中的敵意

中國在緬北地區的長期經營刺激了緬軍和緬族人士,中國「分裂緬甸」、「干涉緬甸內戰」的形象也在1967年後開始形成。包括丹頂(Than Tin)將軍在內的十幾名緬軍高層人士也分別在回憶錄中指出,「緬甸的主權完整面臨中國支持的緬甸內部力量的威脅」。

中國在緬甸的形象受歷史影響,並非簡單的「胞波」關係:

1967年6月,隨着大批暴徒衝擊中國駐仰光大使館,殺害一名中國專家,北京向當時的奈温(Ne Win)當局提出抗議後不久,即開始「國際支左」,支援緬共部隊。當時,緬共在德欽丹東(Thakin Than Tun)領導下,憑藉農村包圍城市戰術,在1966年後進入鼎盛期,其根據地共九塊,延伸到緬甸中部勃固山脈地區,根據地人口近百萬,軍隊約3萬人。

緬共遊擊隊此後因戰略失誤,與緬軍決戰失敗,被迫退守中緬邊境狹長地區。在緬共於1989年瓦解後即形成了四個特區,其中佤邦與小勐臘兩個特區至今仍在緬甸處於高度自治狀態,其武裝使用統一制式的中國軍械,緬甸國內大多認為北京是佤邦的直接後台。

此外,由於若開邦的若開軍(AA)前身脱胎於緬共組織的「若開共產黨」,加之該部隊也購買並使用中國軍火,這導致緬甸分析人士已認定北京可能在近年來又增加了投資對象。

從緬北到若開乃至印度東北邦,外界可以發現一條似與中國有關的補給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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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與超人

自1988年中緬跨境貿易合法之後,隨着中國商人大舉進入因軍事政變導致西方封鎖的緬甸,並憑藉與緬軍之間的關係飛黃騰達,緬甸知識分子在此前幾十年間營造的中國正面形象因此破碎。緬甸民間從此逐漸迴避「胞波」(Pauk Phaw)這種官樣文字。轉而以「law pan」(老闆,指中國富商)、「zabajimwe」(毒蛇)等語加以譏諷。

緬甸著名作家、革命家杜阿媽(Ludo Daw Amar)在20世紀90年代指出,緬甸社會結構的瓦解和文化的衰落由貧窮、扭曲的市場經濟與「超人」,即緬甸的軍人階層及其子女,以及「老闆」等多種因素造成。

她反對在緬甸社會出現一個「Law pan Khit」,即中國富商獲利的時代。她以中國富商入駐曼德勒,當地民眾風氣親華,導致當地婦女放棄穿緬甸服裝莎籠,轉而穿中式長褲為例,認為中國資本在軍人的幫助下入侵,竟做到了當年英國殖民當局做不到的事。她因此呼籲緬甸民眾抵抗「超人」和中國富商的主導地位及其作出的「墮落的榜樣」。由於杜阿媽與昂山將軍同年出生,在緬甸民間和知識界素有威望,她把抵制中國資本和反抗緬甸軍政府合為一體的理論很快為緬甸民間所接受。

到21世紀,緬甸民間在杜阿媽理論的基礎上又得出了「昂山素姬和全國民主聯盟(NLD)會把國家賣給西方」以及「軍政府已經把這個國家賣給了中國人」的兩種觀點。「貪婪的局外人」和「奸詐的局內人」已成為緬甸民間示威必須反對的兩個角色。

杜阿媽生於1915年,卒於2008年,其長子參加緬共,死於軍中,次子也因為參加革命,流亡至中國。1984年發生在曼德勒的大火讓杜阿媽開始思考華人在緬甸的位置。(緬甸《伊洛瓦底日報》網頁截圖)

從胞波到要裹

緬甸自「民主轉型」以來接受西方媒體、西方環保組織及非政府組織(NGO)影響,開始接受到中國「掠奪第三世界資源」的觀點。以至於在2010年後進入緬甸的中國人甚至得到了「要裹」(緬語,意為掠奪者)的蔑稱。這也成為緬甸民間面對中國的一種普遍基調。

對緬甸民間來說,這種「啓蒙」始於2011年對密松水電站的大規模抵制,在人權組織、環保組織的幫助下,緬甸民間普遍形成了一種「中國侵犯緬甸主權」的共識。在時任緬甸電力部長佐敏上校(Col Zaw Min)和參加建設的中電投公司(CPI)總經理陸啓洲先後強硬表態後,這種形象也成為緬甸人眼中典型的「超人與老闆」的表演。很快,民意的釋放導致密松項目在緬甸人的「愛國情緒」中流產。

同理,由「大赦國際」介入的來比塘銅礦項目也遭遇了類似的阻攔。而部分中國企業對擅闖礦區記者的粗暴對待,更讓NGO和相關媒體動輒得咎。人權組織「Burma Campaign UK」於2018年12月發表的一份報告即稱,「在緬甸涉嫌參與侵犯人權和破壞環境的公司中,中國公司佔了大部分」。

在緬甸境內各大組織的攛掇之下,密松大壩項目基本陷於流產。(伊洛瓦底雜誌截圖)

更糟的是,部分緬甸媒體也似有外國資本介入。這其中最突出的莫過於緬甸十一媒體集團。該集團首腦丹圖昂(Than Htut Aung)博士曾高調號召「緬甸面臨着中國人帶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威脅」,「緬甸國內經濟的發展,融入國際社會(西方和東盟) 是國家生存的基本條件」。此人在2016年被捕之後卻被指與日本財團有密切往來。

不可否認,北京一直熱衷於對仰光、內比都的政界、財經界人士強調兩國之間「胞波」的傳統,以及中國前總理周恩來與緬甸前總理吳努(U Nu)締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歷史。除此之外,北京對緬甸就無甚可說了。而今,中國在緬甸的幾重負面形象,似乎更已成為該國民間踴躍反華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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