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復甦乏力、綠色能源轉型加速以及關鍵礦產需求激增的複雜背景下，資源民族主義正以更具戰略縱深的方式在非洲與南美兩大資源富集區同步發酵。特別是在地緣政治鬥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非洲和南美多個資源豐富的國家正採取更為激進的策略，以爭取更多的利潤分成。安邦智庫（ANBOUND）研究顯示，非洲的鋁土礦、石油與南美的鋰、銅等戰略資源，正成為資源主權國家與國際資本角力的核心領域，而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資源消費國和主要投資者，其海外礦產供應鏈安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一方面，西非地區正經歷着資源民族主義的「鏈式反應」。此前，安邦智庫追蹤到尼日爾過渡政府要求中國石油和中國天然氣集團所有員工在5月31日前必須全部離開尼日爾，這其實反映其加緊控制該國石油產業的想法不言而喻。

而近期，畿內亞則以更系統化的政策組合強化資源控制：5月9日撤銷兩家本土礦企開採許可，14日取消50餘家企業的鋁土礦、黃金等資源特許權，16日對中國企業運營的Axis礦區下達停工令，20日將收回的礦權劃歸國家戰略儲備，26日再取消129個勘探許可證。這一系列動作直接衝擊中國鋁產業鏈——畿內亞鋁土礦儲量佔全球28%，但開採率僅19%，其政策波動通過「高儲量、低開採」的槓桿效應，可能導致中國鋁土礦進口成本激增30%以上。

另一方面，南美也在成為資源民族主義的「新前沿」。智利在2023年通過《國家鋰礦戰略計劃》，將鋰礦開採權收歸國有，要求所有新項目必須與國家鋰礦公司（SQM）合營，外資持股不得超過49%。這直接影響天齊鋰業在阿塔卡馬鹽湖的投資——該鹽湖佔全球鋰產量的30%，天齊鋰業持有的SQM股權價值因此縮水約15億美元。

墨西哥則在2022年修改礦業法，禁止外資參與鋰礦開採，導致贛鋒鋰業投資17億元人民幣的Sonora鋰黏土項目被取消，企業被迫啟動國際仲裁程序。

秘魯更以稅收手段強化資源控制，五礦資源因「資本弱化」問題被追繳稅款及滯納金9.6億美元，創南美礦業稅收爭議紀錄。

此外，據6月2日消息，玻利維亞烏尤尼鹽沼（Salarde Uyuni）的鋰礦開發計劃也遭遇重大挫折。當地科查卡（ColchaK）混合法院作出裁決，暫停與中俄企業簽署的兩項大型鋰礦開採協議。這兩項協議總價值超過20億美元，分別涉及中國CBC財團（成員包括電池製造商寧德時代）和俄羅斯國家核能公司Rosatom子公司Uranium One Group。

安邦智庫研究員認為，資源民族主義在非洲與南美之所以開始呈現蔓延之勢，主要在於兩大區域內出現資源價值重估與地緣博弈升級的變化。

首先，綠色能源轉型使鋰、銅等礦產的戰略價值飆升。國際能源署（IEA）數據顯示，2040年全球鋰需求將達到2023年的15倍，而南美「鋰三角」（智利、阿根廷、玻利維亞）控制着全球60%的鋰資源。資源國試圖打破「資源詛咒」，通過國有化獲取產業鏈上游定價權。智利總統博裏奇直言：「不能再犯資源私有化的歷史性錯誤」，其推動的「鋰業歐佩克」計劃旨在將鋰價決定權從跨國公司手中奪回。這種訴求與非洲國家要求提高礦產利潤分成（如畿內亞要求礦業公司利潤分成比例從15%提升至35%）形成呼應。

其次，資源民族主義正從單邊行動轉向聯盟化對抗。南美「鋰三角」計劃建立統一齣口機制，效仿OPEC調控全球鋰價；非洲則通過非洲聯盟推動《非洲礦業願景》，要求成員國在資源開發中採取一致談判立場。這種聯盟化趨勢使中國等資源進口國面臨「雙重擠壓」：既要應對單個國家的政策突變，又要防範資源出口國集體抬高合作門檻。例如，智利與比亞迪的鋰礦合同撕毀事件，被外界解讀為對中國新能源產業鏈的戰略遏制。

再者，南美與非洲的資源民族主義均帶有濃厚的民粹色彩。智利「爭取民主黨」通過立法限制外資，墨西哥洛佩斯政府以「資源屬於人民」為由推動國有化，這種政治動員策略在拉美「粉紅浪潮」中尤為突出。非洲軍政府則利用資源民族主義轉移國內矛盾——畿內亞政變後，通過資源管控塑造「民族救星」形象，成功將民眾注意力從經濟困境轉移至主權捍衛。這種政治工具化使資源政策的穩定性大幅下降，企業面臨的政策風險呈指數級增長。

安邦智庫資深研究員強調，資源民族主義的興起暴露出現有國際資源治理體系的失效。傳統的「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ISDS）在應對系統性政策風險時顯得力不從心，而WTO規則在資源貿易領域的適用性存在空白。因此，中國的應對策略需要從過去的規則遵守轉向靈活應變。非洲與南美的資源主權覺醒，本質上也是國際分工不平等的自然矯正。所以中國企業也需要超越傳統的「資源獲取」思維，轉向「價值共創」模式。例如，推動「資源換技術」合作模式。

在南美，可借鑑比亞迪在巴西的本地化生產經驗，通過電池技術轉讓換取鋰礦開採權；在非洲，推廣中幾合作的「鋁土礦—氧化鋁—電解鋁」全產業鏈模式，將資源開發與產業升級綁定。再例如，善用國際投資仲裁機制。贛鋒鋰業在墨西哥的仲裁案例顯示，通過《美墨加協定》（USMCA）爭端解決條款，可有效制約東道國的單邊毀約行為。同時，應加強對東道國法律體系的研究，避免五礦資源在秘魯遭遇的「資本弱化」稅收陷阱。

面對資源民族主義的世界現實，中國除了要選擇多元化的策略之外，還必須注意到資源民族主義是一種將資源予以政治化的趨勢，這在世界史上並不是首次出現，過去是西方大國被第三世界反對，現在則出現了次序上的顛倒，中國加入其中了。這種情況為應對策略創造了更多的複雜性，所以中國必須在加入資源領域競爭的同時，極大地加強對資源供應國政治上的融入，單純「不干涉內政」的那一套，實際已經行不通了。

最終分析結論：

資源民族主義在非洲與南美呈現蔓延之勢，其興起不僅暴露出現有國際資源治理體系的失效，同時本質上也是對國際分工不平等的自然矯正。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資源消費國和主要投資者，海外礦產供應鏈安全面臨更嚴峻的挑戰，更需要從過去的規則遵守轉向靈活應變。

本文原載於2025年6月8日的安邦智庫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