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瞬息萬變」來形容當前的俄烏談判進程，恐怕並不為過。

自11月20日美國媒體曝光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俄烏戰爭「28點和平計劃」以來，國際社會從震驚於該計劃是不是普京的「願望清單」，到再次陷入當前各方漫長的拉扯、相互的抱怨甚至恐嚇，談判似乎又陷入了某種停滯狀態。

但是，從本輪俄烏談判的過程中，外界也捕捉到了一些新鮮的細節，如美方團隊構成的變化——出現了「老熟人」庫什納（Jared Kushner），再如澤連斯基在領土上的堅持與對大選的退讓，而歐洲似乎也正在慢慢地接受現實——儘管並不心甘情願，同時俄羅斯的表現似乎略顯「安靜」。

談判進行一個月以來，12月20日，俄總統特別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赴邁阿密，與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舉行磋商。而此前一日，美烏歐也在美國就「和平計劃」草案進行磋商。同時，傳出普京與馬克龍計劃舉行會談的消息——時隔三年再次會晤。

所以，特朗普這輪「極限施壓」，看似「荒誕」，實則有效？澤連斯基看似退一步，實則有心機？歐洲表面言辭威嚇，實際有所退讓？俄羅斯，看着穩，但真的一點不急？領土問題、烏克蘭安全保障、歐洲安全架構，三大核心問題是繞不過的坎。

怎麼解讀當前這一高度變化的局勢，美俄歐烏各方如何相互牽制、把握動態平衡？相比過去，此輪談判往前邁出了多大的步子，是否觸及烏克蘭危機的三大核心問題？特朗普2.0對國際秩序、美國戰略的構想，又會如何影響俄烏談判結果，如何聯動世界其他重要地區的博弈？而中國對此如何評估？

近期，就俄烏局勢、中美關係等問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所副所長趙隆研究員向觀察者網分享其獨到見解。

特朗普「極限施壓」：預期管理，「明暗結合」

問：趙老師您好。首先想問的是，這一輪俄烏和平談判真的具有「嚴肅性」嗎？從美方突然拋出令外界震驚的「28點和平計劃」，如今歷經多輪對話，美烏、歐烏，尤其是美國特使在莫斯科與普京的直接交流等，一次次討價還價，各方在拉扯中提出了所謂的修改版，但目前似乎又看不到比較統一、清晰的文本。所以，美方率先拋出這樣一份方案，是對烏、歐做某種預期管理嗎，並以此來逼俄、烏、歐正面對待停火？怎麼評價當前的談判進度？

趙隆：相較於今年以來多次推進卻收效有限的俄烏戰爭談判進程，這一輪圍繞「和平計劃」的討論，無論推進形式還是議題內容，都呈現出更強的具體性和集中度。各方均通過最高政治層級展開直接對話，密集接觸之下，主要關切、紅線底線以及核心分歧被迅速「攤開在桌面上」。

特朗普政府此輪「促和行動」在政治投入和資源動員上的力度明顯加大。通過不斷為烏克蘭設定「最後期限」，公開要求其舉行大選、放棄加入北約等一系列高調錶態，美方實際上在推進一種高度明確的「預期管理」。其核心邏輯在於：通過清晰的時間表和公開化的美國立場，壓縮烏克蘭和歐洲的迴旋空間，使其難以像以往那樣通過與特朗普本人的頻繁溝通來持續影響其判斷，從而被迫在時間壓力下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協。

與此同時，美國不斷對外釋放「協議已非常接近達成」的信號，但從實質內容看，俄羅斯、烏克蘭以及歐洲在若干關鍵議題上的立場分歧仍十分突出。

從歷史經驗來看，真正具有實質意義的和平談判通常需要具備幾個基本條件：第一，各方在核心分歧上展現出真實且可操作的妥協意願；第二，圍繞最低限度共識形成相對穩定的文本框架，並在此基礎上就技術性細節展開談判；第三，配套建立清晰、可執行的監督與落實機制。對照這些標準，目前這一輪博弈顯然仍存在明顯缺口。

首先，圍繞領土問題的「死結」依舊難以鬆動。無論是要求烏軍主動撤出特定地區，還是在美國主導下設立非軍事區，這類設想在俄烏雙方的國內政治敘事中，都極易被解讀為不可接受的重大讓步，操作空間極為有限。

其次，安全保障問題仍缺乏現實可行性。儘管澤連斯基近期公開表示，可能正式放棄加入北約，轉而尋求以雙邊方式獲得具有約束力的安全保障，暗示可以接受某種「類北約式保障」，但在實操層面，這一方案本身存在結構性矛盾。因為任何包含北約國家作為保障方，在衝突爆發後「自動捲入」的條款設定，理論上也會「延伸觸發」北約第五條集體防禦機制。

而如果缺乏明確的協防承諾，烏克蘭則很可能轉而要求美歐提供長期、大規模的軍事援助和防禦性武器部署，這在俄羅斯看來同樣難以接受。

換言之，美國試圖通過高曝光度、高政治壓力和快節奏磋商來調動各方心理預期，迫使基輔（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莫斯科）作出讓步，其「嚴肅性」更多體現在形式和節奏層面，而非實質性條款的成熟度和可操作性上。

問：這裏也想關注一個細節，特朗普女婿庫什納加入本輪談判隊伍，參與12月3日在莫斯科與普京的會面，以及上周末美俄特使在邁阿密的會談。怎麼看待特朗普的這個人事安排，以及在最早28點計劃出來後，白宮高層之間相互矛盾的表態？這說明美方團隊內部存在什麼問題或傾向？

趙隆：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直接參與談判，本身就反映出特朗普在推動重大外交議程時，傾向於採用「明暗結合」的雙軌運作模式。

明面上，特朗普仍保留以國務卿魯比奧為代表的傳統外交渠道，通過「麥克風外交」等常規手段，在對外釋放原則性立場的同時，將施壓與接觸並行推進；而在聚光燈之外，則依託維 就領土安排、安全保障、戰後秩序等最為敏感、也最具交易性的核心問題進行深入磋商，包括直接拋出帶有明顯「交易邏輯」的方案。

庫什納在今年10月推動以色列與哈馬斯實現停火的過程中，已經展示出其在高壓、複雜談判環境下的個人操作能力。特朗普顯然希望將這一「快速止血式」的停火經驗複製到俄烏問題上，以非常規方式打破長期僵局，而非繼續陷入拉鋸式、程序化的多邊談判。

與此同時，庫什納的介入也在客觀上形成對維特科夫的「補台」、甚至「制衡」。此前，維特科夫曾因談判能力和判斷受到外界質疑，甚至有媒體披露其在接觸期間無意中向俄方「講解」特朗普的談判偏好和性格特徵，反而為對方設計有利方案提供了空間。在此背景下，引入庫什納這樣更為老練、且與特朗普關係更為穩固的核心人物，顯然有助於加強內部控制和風險對沖。

從最初「28點計劃」公布後白宮與國務院表態並不完全一致的情況看，美國政府內部圍繞俄烏和平框架本就存在明顯的博弈和優先順序分歧。

當前的趨勢是，以維特科夫、庫什納為代表的特朗普「內圈團隊」，正在事實上超越以魯比奧為代表的傳統外交體系，逐步掌握並主導談判節奏和關鍵議題設置。這種權力重心的轉移，將深刻影響未來談判的風格、速度以及最終可能達成的結果。

三大核心分歧：有限讓步與強硬底線並存

問：正如您所說，其實從這場戰爭的爆發或者說烏克蘭危機的本質，其核心問題無外乎幾點：安全保障/加入北約、歐洲安全架構、領土問題，在此前每一版的協議中，這幾個核心問題一直無法取得共識，在這輪討論中依舊看似如此，還是說在各方表述中已出現微妙變化？您覺得事態在向着哪個方向發展？

趙隆：的確，領土問題、安全保障安排以及北約身份，仍是橫亙在各方之間的三大核心分歧。俄、烏、歐三方普遍認為，如果缺乏具有法律約束力和可執行性的保障機制，就無法確保衝突不再復燃；但與此同時，各自堅持的前提條件，又在對方眼中構成直接威脅或戰略挑戰。這一結構性矛盾，決定了談判推進的艱難性。

不過，我們也需要看到，與幾個月前幾乎不存在任何妥協空間的狀態相比，各方立場出現一定程度的後撤和調整。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變化是，烏克蘭公開宣佈放棄加入北約的目標，以換取西方的安全保障。這將安全問題的重心從「制度性同盟」轉向「具體機制」，在客觀上移除了三大分歧中的一座。

但與此同時，烏克蘭也明確強調，其不會、也難以在政治現實中主動從頓巴斯地區撤軍，或在領土問題上作出實質性讓步；而俄羅斯則依舊堅持對既有領土控制的強硬立場。

這種在安全議題上有所鬆動、在領土問題上高度僵硬的態勢，使得後續談判將繼續面臨極高難度。可以預見，接下來「有限讓步與強硬底線並存」的談判策略，可能會成為俄烏雙方的共同選擇。

總體而言，當前談判正在從早期的概念性、原則性表態，逐步轉向圍繞具體議題的現實博弈與有限妥協。這也意味着，關於衝突邊界的界定、安全保障的具體形式等，正在成為下一階段談判的真正焦點。

問：那麼，俄、烏內部的情況，該怎麼評估？澤連斯基顯然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最近從反腐事件到施壓大選，再加上小特朗普的暗示，似乎都表明澤連斯基可能成為棄子，但就現實來看，烏克蘭內部會發生政治變化嗎，有何影響？對俄羅斯來說，外界一般認為目前俄羅斯在戰場上佔據優勢，所以對談判並不着急，時間站在普京這邊；但疑惑的是，窗口期恐怕並不穩定，普京會放棄當前特朗普急於達成停火協議的窗口期嗎？

趙隆：戰事長期化疊加腐敗事件，確實顯著加大了澤連斯基所面臨的國內政治壓力。尤其是在美俄都圍繞其總統任期屆滿、是否具備合法性簽署並推動和平協議提出質疑的背景下，這種壓力被進一步放大。

在此情形下，澤連斯基的回應是，若美歐能提供明確的安全保障，烏克蘭願意在60至90天內舉行總統選舉，意在以程序性承諾緩解外部的合法性質疑。

但同時，澤連斯基也在有意識地將民意塑造成其對內穩盤、對外博弈的重要工具。例如，他反覆強調，烏克蘭在東部地區控制權等核心問題上的任何妥協，必須是「公正的」，並且需要通過選舉或全民公投的方式獲得確認，從而將領土讓步問題上升為「主權在民」的制度性議題。

根據基輔國際社會學研究所的最新民調，約75%的烏克蘭民眾反對在領土問題上作出重大妥協，63%的民眾表示願意繼續戰鬥。這一民意結構，為澤連斯基在與美國的互動中抵禦過度施壓、爭取談判空間，提供了重要政治支撐。

從俄羅斯的角度看，憑藉其在戰場上保持的相對優勢，以及特朗普政府繼續採取「壓烏誘俄」的促和總體思路，莫斯科客觀上擁有通過疊加軍事與外交籌碼，在談判中謀求利益最大化的條件。但是，俄方同樣需要權衡戰爭長期化對自身經濟韌性和社會承受力的消耗，以及特朗普個人耐心有限、且在中期選舉前政策操作空間受限的現實約束。

在此背景下，俄羅斯不太可能輕易放棄當前這一關鍵時間窗口，也不會主動降低戰場投入，而是更可能通過政治與軍事的雙重施壓，持續塑造特朗普的風險認知，促使其在「越早結束越好」的判斷下，加大對烏施壓、提高對俄妥協的意願。

當然，這一策略本身要求維持一種高度敏感的「危險平衡」。如果在烏克蘭和歐洲作出相應讓步之後，俄羅斯的立場調整未能達到特朗普的預期，美國政策取向可能出現反轉，不排除重新以制裁相威脅，甚至選擇在政治成本過高的情況下「抽身而退」。

歐洲手中的「關鍵籌碼」是什麼

問：特朗普的方法似乎是「複雜問題簡單化」，既然是俄烏戰爭，那就讓這當事雙方直接談。當然現在俄羅斯可能樂見特朗普的這種方式。但歐洲/北約、烏克蘭，認為這是歐洲戰略安全問題，頂層是解決北約與俄羅斯的關係，但問題是，歐洲現在手裏還有什麼牌？想要達到的基本目標是什麼？

趙隆：在歐洲國家看來，烏克蘭問題並非一場孤立的地區衝突，其走向和最終結局直接關乎歐洲自身的安全架構與戰略前途，甚至被視為事關「生死存亡」的結構性問題。正因如此，歐洲勢必動用政治、外交、軍事和經濟等多重手段，努力將自身的核心關切嵌入任何可能出現的和平協議中，確保戰後秩序不會從根本上削弱歐洲的安全與影響力。

從這一角度看，美國此前提出的「28點和平計劃」在若干關鍵議題上，與歐洲立場相悖。儘管特朗普試圖通過「極限施壓」，將和平進程完全置於美國主導之下，但在援烏資金投入、安全保障安排、戰後重建以及對俄製裁的解除或調整等關鍵環節，美國事實上仍高度依賴歐洲的配合與參與，難以單方面推進。

近期，歐洲多國發布聯合聲明，表示將組建一支「多國部隊」支持烏克蘭。根據公開表述，該部隊將協助烏克蘭重建武裝力量、保障其領空安全，並提升海上安全能力，相關行動也不排除在烏克蘭境內展開。

同時，歐盟宣佈將「無限期凍結」俄羅斯在歐盟境內的資產，並計劃動用這些被凍結資產支持烏克蘭。這一系列舉措清晰表明，歐洲手中真正的「關鍵籌碼」，在於其在戰後重建融資、長期安全保障體系以及制裁與解凍安排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問：不久前馬克龍訪華，在中法聯合聲明中有一句話：中國支持歐洲發揮應有的作用。這句話背後包含了什麼意思？

趙隆：中法聯合聲明中提出「中國支持歐洲發揮應有的作用」，在性質上更像是對歐洲參與和平進程正當性與必要性的明確肯定。在我看來，這一表述至少包含兩層含義。

第一，它強調地區安全架構應當由地區國家主導並廣泛參與。中國一貫主張，任何地區衝突的解決，都應主要通過受影響最直接的地區國家以及當事方的協商來推進，而非由外部力量單方面塑造解決方案。

在烏克蘭危機中，歐洲不僅在地緣上首當其衝，承受着安全外溢、經濟衝擊和政治壓力，同時在安全保障安排、戰後重建融資以及長期秩序設計等方面，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中方強調歐洲發揮「應有作用」，本質上是對歐洲作為關鍵利益攸關方參與和平進程的合理性予以確認。

第二，這一表述也延續了中國長期以來關於安全問題的基本立場，即應當重視並妥善處理各方合理安全關切，從源頭上化解衝突根源，推動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架構。

回顧2014年以來烏克蘭危機的演進路徑，可以清楚看到，危機的積累和激化本身就與歐洲安全秩序的結構性失衡密切相關。如果缺少歐洲作為核心利益攸關方的深度參與，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執行層面，都難以達成一份真正公平、持久且具有約束力的和平協議。

從「獨享安全」到「共同安全」

觀察者網：今年7月，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召開研討會商討「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視角」的報告。您作為報告負責人，比照當前局勢發展，怎麼看報告中提出的思路或路徑，參考意義在哪裏？

趙隆：應該說，7月研討會討論和隨後發布的《着眼共同安全：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新範式》研究報告，基本符合近期烏克蘭危機相關談判的走勢。

這份報告的參考意義在於，我們強調烏克蘭危機不僅是國家間對抗升級的產物，更凸顯了歐洲安全秩序的深層裂痕。領土歸屬問題是繞不開的難題，也是停火能否轉化為和平的決定性因素。「土地互換」的簡單邏輯難以解決當事方的國內政治需求，需要在堅持《聯合國憲章》原則的同時，探索階段性、非軍事化的解決方案。例如，區分對領土的「法律承認」與「事實承認」，並在協議中加入涉及領土歸屬的「保留條款」，明確以政治談判而非軍事手段解決爭端等基本原則。

同時，我們在報告中強調烏克蘭危機對停火監督和維和行動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戰。傳統的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主要大國參與的維和模式，不僅難以得到當事方的完全認同，上千公里接觸線所需的維和力量也遠超各國的實際能力範圍。因此，需要探索直接派駐維和部隊之外的創新做法，包括引入衛星監控、固定和非固定無人設備等技術監控手段，以減少維和糾紛引發的再度衝突。

報告還提出，安全保障問題是烏克蘭與俄羅斯分歧的核心。對烏克蘭而言，在短期內無法加入北約的情況下，確保歐洲北約成員在烏境內的實質性存在，得到具有約束力的安全承諾和長期援助計劃，是避免戰火重燃的關鍵。

俄羅斯則強調地緣意義上的戰略安全空間，堅持烏克蘭不能加入北約，反對北約成員國以維和為名長期在烏部署，繼續侵蝕戰略「緩衝區」。 因此，需要推動各方基於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的原則，謀劃包括「安全保障」（Security Guarantee）和「安全承諾」（Security Assurance）的共同安全框架。

最後結論是，烏克蘭危機的政治解決進程不能僅依靠臨時停火協議或軍事威懾，不能脱離相關國家的再轉型和安全觀念的再塑造進程。理想狀態下的歐洲安全架構，既不應該依賴於美國的搖擺政策，更不能陷入持續「再武裝」的軍備競賽，而是需要探索平衡各方關切和利益的共同安全新範式。

可以借鑑亞洲安全倡議、亞洲安全模式和全球安全倡議的核心理念，實現從「獨享安全」到「共同安全」的觀念更新，從追求「絕對安全」轉為探索「相對安全」的制度安排。

所謂「中美共治」，不是中國的價值取向和戰略期待

問：提到安全架構和理念，今年下半年來，一些新詞彙不斷出現在國內外輿論場，特別是「中美大交易」。在10月釜山會晤前特朗普在個人社交賬號上寫下「G2」，更是讓外界浮想聯翩。

怎麼解讀這些信號，它與美國戰略調整、全球秩序變化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我們都知道十幾年前已經出現過「G2」的概念，前後有什麼差異？另一方面，中國在近期的官方表態、以及領導人通話中，反覆強調中美共同維護戰後國際秩序。您怎麼看這一現象，事實上結合最近的種種訊息，讓人有點困惑，戰後國際秩序，到底指的是哪種秩序？

趙隆：儘管不少評論將特朗普口中所謂的「G2」解讀為所謂「中美共治」的橄欖枝，但在我看來，這種理解多少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也高估了其現實內涵。

若將當下的「G2」與2008年前後奧巴馬時期曾引發廣泛討論的「G2」概念進行對比，不難發現，兩者的語境與指向已發生明顯變化。彼時的「G2」，更多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期待中美共同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其核心邏輯在於責任分擔與全球治理合作；而當下特朗普語境中的「G2」，則更多呈現出一種模糊而非制度化的政治表述。

從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所強調的、帶有「門羅主義特朗普推論」色彩的戰略取向來看，其總體反映的是對所謂「半球霸權」和勢力範圍的偏好。理論上，或許可以將這種「G2」解讀為一種基於勢力範圍重塑的「霸權共享」設想，但在現實層面，它更像是對當前國際格局的一種潛意識式描述，而非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設計。

其核心含義，無非是強調中美可以通過元首外交這一高度個人化的協調機制，就雙邊、地區乃至全球問題進行溝通與協商。這種表述背後，並不存在成體系的戰略藍圖或制度框架，更大程度上體現的是特朗普一貫的外交風格，而非一項可操作的長期政策構想。

進一步看，如果「G2」真意味着某種形式的「霸權共享」，那它在邏輯上將與特朗普所奉行的「美國優先」原則發生根本衝突。事實上，《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同時明確強調，「不能允許任何國家變得過於強大」，並將美國外交定位為「務實但非實用主義，現實但非現實主義，有原則但非理想主義，立場強硬但非鷹派，保持克制但非鴿派」，歸根結底只有一個標準——是否「對美國有利」。在這個框架下，美國不可能真正接受與其他大國平起平坐、共享霸權的安排。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所倡導的戰後國際秩序，既包括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及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等制度性根基，也包括推動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等規範性願景。從這一立場出發，任何植根於霸權邏輯和勢力範圍劃分的「GX」構想，都不符合中國的價值取向和戰略期待。

正如我今年5月在《外交家》（The Diplomat）發表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作為曾經雅爾塔體系的受害者之一，難以接受大國通過重建勢力範圍、瓜分他國利益來塑造世界秩序。因此，對所謂「G2」既無必要進行過多延伸解讀，也不應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