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美聯儲決定降息，鮑威爾指出今年第三次降息遠非一個容易的決定，一些委員贊成降息以防止就業市場進一步疲軟，而其他人則認為寬鬆政策已經足夠大，可能會加劇通脹。但特朗普並不滿意，他表示，（降息）本來可以翻倍，至少翻一倍。實際上，自從特朗普重返白宮，他與鮑威爾的爭端就不斷。然而，鮑威爾這個「麻煩」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自己提名的，而當時極力給特朗普推薦鮑威爾的則是當時出身高盛公司的財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初，他對美聯儲主席有多個人選，最終提名鮑威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姆努欽的極力推薦。姆努欽是典型的華爾街精英人物，他從1985年進入高盛工作起便開始了長達三十餘年的金融生涯，熟悉跨國銀行、監管系統與金融市場運作的各個關鍵環節。他在高盛積累豐富的投資銀行和資本市場經驗，這使得他在金融圈內擁有廣泛的人脈和深厚的技術性認知。2017年，特朗普選擇了姆努欽出任財政部長，理由是「他作為銀行家的專業知識有助於創造更多就業。」而姆努欽則表示，期待特朗普大膽的經濟改革計劃，並表示擔任財長的工作重心將是通過稅改刺激經濟。他大力支持特朗普的稅改，表示：「我們認為削減企業稅能創造巨大的經濟增長，也能提高個人收入，所以另一方面，稅收也能得到彌補。」

在這種「蜜月期」的氛圍下，姆努欽向特朗普推薦了傑羅姆·鮑威爾作為美聯儲主席候選人。有報道稱，姆努欽和鮑威爾的交情匪淺。他將鮑威爾視為一個「可以施加某種程度的影響的安全選擇」。他認為選擇鮑威爾不會擾亂金融市場，還能讓特朗普在美聯儲打上自己的印記，他當選之後不會以破壞經濟增長的節奏去加息。可以說，這一判斷錯得離譜！2018年，鮑威爾多次加息，讓美國經濟出現了衰退信號，美國股市也在當年大幅下跌。據外媒報道，特朗普對姆努欽很生氣：「因為是姆努欽選擇的鮑威爾。而且特朗普認為姆努欽在經濟方面做得不好。」

事實上，除了姆努欽之外，特朗普第一任政府中還有許多具有高盛背景的高級官員。這包括加里·科恩，他曾是高盛的總裁並擔任過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迪娜·鮑威爾作為國家安全副顧問，曾是高盛的高級合夥人；斯蒂芬·班農作為首席策略師，是前高盛投資銀行家；安東尼·斯卡拉穆奇也曾擔任高盛的高管並在白宮短暫任職。這些官員在多項重大政策議題上扮演了關鍵角色。由於與政府關係過密，高盛甚至被戲稱為「Government Sachs」（高盛政府）。

然而，他們在經濟全球化、自由貿易、金融監管等核心議題上的立場，往往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貿易保護主義」理念產生明顯衝突。例如，在貿易政策上，許多華爾街背景官員傾向於支持市場開放和全球資本流動，而特朗普則傾向於加徵關稅和推動製造業迴流。《洛杉磯時報》曾報道稱，科恩領導的政府派系支持開放貿易政策，與強硬的納瓦羅有明顯分歧。此外，《華爾街日報》也稱，特朗普在與顧問的會晤中也對財政部不支持對華加徵關稅表示不滿。這種根本性的理念差異，使得這些官方團隊在推進政策時產生摩擦，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掣肘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效率和執行力度。

這種矛盾促使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人事佈局中做出顯著調整。在最新一屆政府構建過程中，高級官員中沒有一個是高盛背景的，特朗普更加傾向於選擇與自己政治理念一致、對其政策路線表現出高度忠誠的人。當然，高盛在競選中對共和黨捐款明顯下降也是這種變化的原因之一。OpenSecrets的數據顯示，與上一次特朗普勝選的2016年相比，2024年高盛對共和黨的捐款金額近乎腰斬。

這種人事任命的轉向具有重要的政策執行意義。當團隊成員整體認同總統的戰略目標並願意服從執行時，政策共識可以更快達成，政府決策周期顯著縮短。無論是推動減稅、強化產業政策、擴大製造業投資、調整監管框架，還是推進更加開放的加密貨幣政策，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政府幾乎可以在更少阻力下推進。新一屆美聯儲主席也極可能按照特朗普期望的方向執行降息路徑，使財政刺激與貨幣寬鬆形成更大合力。

然而，這種用人邏輯也帶來了潛在風險。內部的制衡和緩衝有助於避免過度刺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缺乏這種內部平衡，將使政府在高強度推進產業政策、稅收減免和金融放鬆措施時更容易忽視潛在的風險累積。

在這種結構下，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效率可能提高，尤其是在推動製造業增長、刺激企業投資、放鬆金融監管以及採用更積極的貨幣財政政策方面可能取得更明顯的短期增長成果。另一方面，金融市場將更易受到衝擊。產業政策的成功可以帶來經濟繁榮，進而促進金融市場繁榮。但與此同時放鬆監管、財政刺激和貨幣寬鬆之間的配合缺乏技術性制衡，容易在金融體系內部形成脆弱性。瑞銀集團的董事長科爾姆·凱萊赫就警告稱，儘管監管機構努力促進經濟增長，但未能有效控制風險。他警告說，缺乏有效的監管可能會導致系統性風險逐漸顯現。

總體而言，從第一任期的「高盛系主導」，到第二任期的「完全排除高盛背景」，特朗普的用人轉向反映出他對第一任期內部矛盾的深刻反思。特朗普本人是否具有這樣的理性，另當別論，但作為一個特朗普團隊，他們的選擇有着理性背景。這一變化不僅將深刻影響美國的經濟金融走向，還會對全球金融市場和貿易體系產生長遠影響。

最終分析結論：

在一個競爭激烈、貼身肉搏的「英雄世代」，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大量啟用高盛背景官員，但他們在部分核心議題上與特朗普的理念衝突，導致政策推進受阻。因此在第二任期，特朗普徹底摒棄高盛系專家，轉向以忠誠和一致意識形態為主的班底，使政策執行效率更高，但由於內部制衡下降，監管放鬆與刺激政策疊加，金融風險也隨之累積並可能在未來更易爆發。

本文原載於2025年12月21日的安邦智庫每日金融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