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近十年的國際政治現實，那或是世人以為自己在特朗普與拜登之間，看見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美國，但事實上，世人看到的始終只有同一個美國，只是「美國霸權的雙面性」作祟，換個人執政，用不同方式掙扎而已。

1月3日，美國突襲委內瑞拉、跨境挾持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震驚全球，隨後美軍在北大西洋與加勒比海扣押與委內瑞拉相關的受制裁油輪，甚至與俄羅斯潛艦形成高風險對峙，美國總統特朗普緊接高調宣稱「美國需要格陵蘭」，甚至不排除動用武力。這些事件本身當然足以成為新聞頭條，但若只停留在「特朗普又做了什麼瘋狂決定」，反而遮蔽了真正值得警惕的結構性問題：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霸權如何看待世界的問題。

換言之，這不是特朗普的個人政治，也不是對前任拜登的執政風格進行修補，而是美國霸權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展現出的「雙面性」。

回顧時間軸，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當選美國總統時，國際輿論一度震驚，許多評論將其視為「異端」、「黑天鵝」，認為他的民粹語言、單邊主義與對盟友的粗暴態度，是對戰後國際秩序的背叛。那是一種將特朗普視為「偏差值」的解讀，私以為只要等他下台，世界就能回到「正軌」。

這種期待，在2020年拜登勝選時達到高峰。拜登上任後，迅速重返多邊體制、修補與歐洲盟友的關係、重申民主價值聯盟，彷彿熟悉的「美國老大哥」終於回來了。對許多國家而言，拜登象徵的是可預期性、可溝通性，甚至是一種道德上的舒適感。

然而，問題恰恰就出在這裡，拜登或許確實比較「體面」，但他並沒有改變美國霸權的運作邏輯。在拜登任內，美國並未放棄對中國的戰略競爭，而是將特朗普時代的單挑式對抗，升級為聯盟化圍堵。從科技管制、供應鏈重組，到對半導體、先進製程與關鍵礦產的系統性封鎖，拜登政府只是換了一種更符合自由主義敘事的包裝，核心仍然是確保美國霸權在全球政治經濟結構中的主導地位。

這正是「美國霸權雙面性」的第一層意涵：特朗普的霸權是赤裸的、交易式的、毫不掩飾的，而拜登的霸權展現則是偏向制度化、價值化，語言使用上更溫和而已，但兩者服務的，都是同一個目標：美國利益至上。

因此，當2024年特朗普捲土重來、二度入主白宮，世界再度陷入震盪，其實只是回到一條早已存在的軌道。去年4月，特朗普拉高關稅、推動「對等關稅」衝擊全球市場，再到本月，他再以軍事與司法名義突襲委內瑞拉，公然踐踏國際法與《聯合國憲章》的主權原則。然而，特朗普這些行為固然粗暴，卻並非對美國外交傳統的顛覆，而是將美國霸權中最不體面的那一面，毫不修飾地攤在陽光下。

可以說，正是在「特朗普—拜登—特朗普」兩人三任輪番執政的對比下，讓中國外長王毅那句「從不認為哪一個國家可以充當國際警察」的警告還嫌說得不夠透澈，更準確來說，當是「拜登證明了美國當不好世界警察，但特朗普證明了美國可以當好霸權惡棍」。

回顧拜登任內試圖以價值與規則領導世界，卻在中東、烏克蘭等多重戰場上顯得力不從心，後特朗普在第二任執政則「駕輕就熟」，乾脆放棄道德說辭，用最直接的權力語言告訴世界，規則只是工具，霸權才是本質。

這種現實，對照1992年法蘭西斯．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顯得格外諷刺。福山在冷戰結束、新自由主義盛行的年代下，樂觀認為自由民主制度已證明自身的優越性，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競爭將告一段落。然而，晚近十年「特朗普—拜登—特朗普」的連續執政，恰恰說明歷史不但沒有終結，反而回到了更赤裸的權力政治。

相較福山的失敗，真正被反向證成的，反而是約翰．米爾斯海默的「攻勢現實主義」。在他的理論框架下，大國無法真正滿足於現狀，因為安全永遠是不夠的，霸權必須不斷擴張、排除潛在競爭者。是以，美國無論由誰執政，都難以跳脫這種結構性壓力。

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與拜登的差異，更像是同一場掙扎的兩種表現方式：一個選擇公開對抗、不講武德，一個選擇結盟圍堵，講究話術。結果兩人不過代表了「美國霸權的雙面性」，只是一個既當不了警察，另一個做滿了惡棍，唯事實上，他們都受困在同一個「修昔底德陷阱」裡，只為確保美國的霸權維續而死命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