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特會推進期間，伊朗議題同樣交織其中。

9月23日習近平啟程訪美當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Masoud Pezeshkian）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誓言德黑蘭永遠不會「屈膝」，並指責美國暗殺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是恐怖主義行為。

演講期間，佩澤希齊揚更是高舉哈梅內伊照片，堅稱伊朗從未發動戰爭，並回應特朗普（Donald Trump）「考慮消滅伊朗」的聲稱，「特朗普必須知道，面對制裁、加大施壓和欺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會更加強烈。我們永遠不會低頭，也不會屈膝」。

與此同時，伴隨「台灣換伊朗」的猜測在美國媒體風行，伊朗議題也成為習特會的話題之一：會談期間，習近平特別談到了中東局勢，表示中方一直認為各國的主權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終在為緩局降溫發揮建設作用，鼓勵各方堅持和平選擇，保持談判勢頭。

習近平尤其強調，中方支持美伊兩國回歸伊斯蘭堡諒解備忘錄，希望雙方盡早重回對話談判解決問題的軌道，最終達成包括核問題在內的全面協議，盡早實現和平。

而也就在同日，彭博社、路透社都報道，在卡塔爾官員來回斡旋下，美伊代表正圍繞「分階段開放海峽」的7日停火路線圖，全力推動談判取得突破。根據報道揭露資訊，這項分階段協議類似於美伊6月中旬達成的諒解備忘錄，德黑蘭將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而華盛頓將解除對於伊朗港口的封鎖。

顯然，伊朗戰爭經歷數月僵持，如今仍是威嚇與談判的反覆交織，並也因此成為習特會期間的延伸話題。只是特朗普雖然希望中國協助結束伊朗戰爭，卻無法迴避導致衝突延宕的關鍵背景：美伊雙方對於停火條件互有堅持，況且美國跨過紅線的戰爭行動，已經直接推升伊朗內部的強硬派聲量，這就導致戰爭難有順暢的下場台階。

伊朗始終不是鐵板一塊

這就會連動佩澤希齊揚的大會演講。整體來看，演講內容不僅反映總統本人的費心平衡，也在伊朗內部產生了「各取所需」的政治效果。

演講結束後第一時間，不論議長卡利巴夫（Mohammad Baqer Qalibaf）、司法部長古拉姆·侯賽因·穆赫塞尼·埃傑伊（Gholam-Hossein Mohseni Ejei）、最高利益委員會主席薩德格·阿莫利·拉里賈尼（Sadegh Amoli-Larijani）、陸軍司令阿米爾·哈塔米（Amir Hatami）等高級官員，都對佩澤希齊揚的演說進行讚揚。

強硬派尤其強調演講當中的反抗色彩。例如革命衛隊指揮官艾哈邁德·瓦希迪（Ahmad Vahidi）就表示，佩澤希齊揚的言論反映了伊朗人民的立場，「我們不怕戰爭，這是伊朗人民透過他向世界發出的聲音」。代理國防部長馬吉德·伊本·禮薩（Majid Ibn al-Reza）則公開讚賞，佩澤希齊揚傳遞的信息代表了「伊朗國防理論的轉變」，伊朗也將據此加快發展軍事能力。

即便是強硬反對美伊談判的保守派媒體《世界報》（Kayhan），也讚許佩澤希齊揚將紐約變成了「審判華盛頓和特拉維夫罪行的法庭」；無獨有偶，與伊朗革命衛隊有關聯的報紙《青年報》（Javan），同樣將佩澤希齊揚的「我們絕不投降」放在了頭版。

不過與此同時，伊朗的改革派媒體同樣讚許這次演講，只不過是強調了截然不同的面向：佩澤希齊揚表示伊朗願意與世界進行談判和接觸。而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改革派媒體的標題風向就與保守派有所區別，包括「我們不怕戰爭，我們不迴避和平談判」、「既不挑起戰爭，也不害怕談判」。

顯然，保守派對佩澤希齊揚的演說表示讚賞，並且標舉了當中的強硬色彩，改革派人士則強調伊朗的談判意願。這種雙重並立的輿論反映，交織出演講的兩面訊息：既拒絕投降，又為外交途徑敞開大門。或許可以這麼說，德黑蘭商會前主席侯賽因·塞拉赫瓦爾齊（Hossein Selahvarzi）的描述，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這份演說的政治效果，「似乎更多是為了在國內傳播，而不是為了說服世界。」

談判如何前行？

而這就會映射出當前美伊談判的一大痛點：斡旋國反覆交涉，對話也從未停止，可是來自伊朗的聲音卻未必能代表德黑蘭。

9月22日伊朗國家廣播公司的報道就揭露，伊朗外長阿拉格奇（Abbas Araghchi）在美國會見了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目的是傳達伊朗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條件。對此，外交部發言人伊斯梅爾·巴蓋伊（Esmail Baghaei）解釋，伊朗是通過卡塔爾調解人與美方進行接觸，目的是溝通相關條件，包括結束所有戰線的戰爭、停止美國軍事行動、結束海上封鎖和經濟戰，以及解凍伊朗資產。

可是從後續發展來看，這次接觸還是引發強硬派媒體、革命衛隊附屬媒體對阿拉格奇的強烈批評。例如與革命衛隊有關聯的塔斯尼姆通訊社（Tasnim News Agency）就稱阿拉格奇的解釋「幼稚卑鄙」，並質疑如果伊朗的條件已經通過中間人傳達，為何阿拉格奇還需要與威特科夫會面。

塔斯尼姆通訊社更指出，這次雙方接觸並未經伊朗決策機構、包括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授權，並且引述了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伊（Mohsen Rezaee）的話稱，外交部的獲批方案僅限於通過調解人傳達伊朗提出的七項停火條件。塔斯尼姆通訊社因此定調，阿拉格奇與威特科夫的會面是「重大錯誤」。

顯然，即使美伊外交已在紐約恢復，停火努力也還是面臨一個根本障礙：德黑蘭內部對於誰有權利談判、談判又能走多遠，其實存在明顯分歧。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佩澤希齊揚的大會演講訊息交雜，阿拉格奇與美國的接觸又難以光明正大。

當然，從伊朗外交部確實被授權談判這點來看，伊朗內部當前的談判分歧，其實不在談判是否應該繼續，而是在於談判的形式、限制和授權問題。畢竟，即便美伊對峙情緒高漲，革命衛隊也並沒有完全拒絕談判，而是更多堅持外交必須按照德黑蘭的條件進行，同時繼續施加軍事壓力，更如美國也同樣是反覆進行談判嘗試，同時保留了軍事行動空間。

正因如此，調解國的反覆穿梭才更顯重要。畢竟間接接觸的進行，不僅能為美伊談判開闢前行空間，也能最大程度降低雙方接觸引發的內部政治風險。只不過，就算美伊能藉此控制內部分歧，卻還是不能因此無視實質分歧。

例如針對當前的分階段開放海峽方案，華盛頓據報堅持要求伊朗清除水雷、開放海峽，並就其核計劃做出保證，才會放鬆對於伊朗的海上封鎖；德黑蘭則要求美國立即停止對伊朗的封鎖，同時解凍240億美元的外國資產，才會在海峽問題上進一步退讓。

顯然，即便有在紐約的美伊外交重啟、夾雜「台灣換伊朗」風聲的習特會背景，美國與伊朗之間依舊懸宕兩個有待解決的難題：第一，伊朗外交官在國內是否擁有足夠的權力，來落實他們談判達成的任何協議；第二，華盛頓和德黑蘭能否就結束衝突所需的步驟、議程排序，設法形成初步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