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疫情|為何這次遭殃的似是中產階級?

撰文:劉燕婷
出版:更新:

雖説疫情肆虐下,「病毒之前人人平等」成了某種警世箴言,但「會否接觸病毒」,便不是人人皆然的前提。

從歐美到亞洲,2020年初波疫情來襲時,各國社會皆沿自身的階級線,割裂出了濃淡不一的疫區。以美國為例,非裔與拉丁裔人羣的染疫情況格外嚴重,原因在於其中有相對高比例的人口從事特定工作,無法遵守「保持社交距離」的防疫規範,例如超市員工、餐館服務員等;或是無法承受一日不工作的生計損失,故只能冒着感染風險,在死神的鐮刀下穿梭。

而在諸如巴西這類貧民窟叢生的拉美國家,情況便更為複雜。就防疫脆弱性觀之,貧民窟乃是高風險地區,狹小的居住空間、欠佳的衞生境況、頻繁外出的零工生計,盡是催化感染的温牀;然而政府對此處的照護往往最為疏漏,甚至可謂接近放棄邊緣,許多病患自感染起,不只得不到象樣醫療照護,甚至連檢測機會也沒有,由此成為統計上的漏網之魚,遮掩了疫情的真實境況。

美國的非裔與拉丁裔人羣染疫情況格外嚴重。(Reuters)

眼下深陷疫情烽火的印度,便是疏於將階級不平等納入防疫考慮,以致無數大城的中產階級,盡淪第二波疫情的俘虜。

與現實有所衝突的血清報告

自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印度衞生部門已委託學者專家,進行過3輪的血清調查。

而細究從2020年8月至2021年1月的數據,印度的疫情概況呈現以下圖景:城市中的抗體攜帶者多於農村。學者由此判定,原因乃是新冠病毒病例首發於新德里等大城,進而由城市傳播到村莊,這才導致城市居民的感染嚴重程度高於村莊。

尤其2020年9月起,印度政府公布的新冠統計數據顯示,確診病例數有所下降,恰好又與血清調查報告中,城市的高抗體數結果相符,學者自會將兩者相聯結,認為印度疫情之所以受控,是因城市疫情有所緩解、攜帶抗體人數上升所致。其進而推斷,印度眼下最脆弱處,乃是農村未有抗體的人口們,故下波疫情的可能爆發地,便是幅員廣袤、醫療衞生設備不足的農村地帶。

2021年4月25日,逝者家屬為即將火葬的親人獻上鮮花。(AP)

然而,現實發展顯然出乎學者意料。3月以來的疫情陡升,根源並非農村,而是被認為已逼近實現羣體免疫的孟買、德里等大城。根據此前血清調查數據顯示,城中居民應該已有極大比例帶有新冠抗體,孟買城市貧民窟的血清抗體陽性率約為40%,市內小街區的抗體普及率高達75%,新德里的血清抗體陽性率也有56%。但縱有這般數據在前,這兩大城仍在此次疫情中,出現了確診案例的激增。以孟買為首府的馬哈拉施特拉邦,經濟發達,卻貢獻了印度60%的新病例,幷包辦10大疫情重災區中的8處。

在統計世界內,已受疫情肆虐的大城市,竟在現實世界出現了絕地反撲。如此反常發展的背後關鍵,便是圍繞在各大城周遭的貧民窟,以及流徙在城鄉之間的農民工。

印度新德里的新冠肺炎死者家屬為親屬火化。(AP)

疫情受控只是假象

2020年疫情初發時,印度政府出台了嚴厲的封鎖政策,不少大城中產皆遵循「遙距工作」的防疫規範,故能逃過第一波疫情的魔爪;反觀綿延成片的廣大貧民窟,既少有醫療資源進駐,更未與大城享有同樣的檢測機會,非貧民窟樣本羣體接受檢測的可能性,乃是貧民窟樣本羣體的4至6倍高。農民工更因生計難續,只能步行返鄉,容易錯過檢測。

在此脈絡下,諸多前述假設,皆因現實衝擊而搖搖欲墜:由於檢測集中中產,大城中產的抗體普及率高並不代表整個城市的抗體普及率高,但人們卻有了城市整體抗體已然普及的錯覺,就導致了人們愈加鬆懈。

更有甚者,印度新冠確診數之所以自2020年9月起有所緩和,也不表示疫情已真正受控,而是諸多農民工返鄉、貧民窟受檢率低之故,待至封鎖解禁、農民工歸來,人口基數上升,過往潛伏在貧民窟的病毒逐步外溢,城市中產即使抗體普及率甚高,在愈來愈多帶病人口「包圍」的情況下,尚未有抗體的人也難以再受到保護。

4月24日,印度新德里一家人,因感染新冠去世病患的家屬悲痛不已。(新華社)

換言之,在第二波疫情中受害的印度中產,多是第一波疫情中的倖存者,其出現得益於良好生活環境與隔離條件,與貧民窟、農民工相較,更有自我保護的本錢。如此分佈碰上不完全檢測,便共構了印度疫情已然受控的假象,甚至讓人有城市遠比農村安全的錯覺,故而競選活動、宗教節慶、小區集會辦得毫無顧忌,結果便是當今的新冠海嘯再襲。

雖然這次單看數字,似乎是中產階級遭殃居多,然而貧民窟、農民工等低下階層的實際情況可能比中產更差——跟過去一般,由於檢測可預計依然集中中產,「能見度」都集中在他們身上,「能見度」低的低下階層,也就因而遭到忽略。這,似乎是同一套階級邏輯在兩個不同時間段落上的重新演繹。

印度巨大的社會不平等、統計的見樹不見林,共同促成了此次悲劇。然而中產之外,廣大無人聞問的貧民窟與農民工,仍要在茫茫疫海中自力更生,在生命的勞碌與苦痛中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