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數據獨裁成為真實的「老大哥」......

「温斯頓發出的任何聲音，只要略高於非常低的細語，都會被電屏幕捕捉到。不僅如此，只要停留在那塊金屬板的可視範圍內，他就不僅能被聽到，而且能被看到。當然，你沒法知道某個時刻你是否被監視着。關於思想警察有多麼頻繁或者用何種系統接入某個人的線路，都只是臆測，更有可能的是他們無刻不在監視着每個人。但不管怎樣，只要他們想，他們就可以隨時接入你的線路。你不得不生活在這樣的假想中，從習慣漸漸變成本能，你早已經這樣生活了，你發出的每一個聲音都會被監聽，你的每一個動作都會被審視，除非是在黑暗中。」

這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反烏托邦小説《1984》開篇中的一段話。自該小説誕生以來，每隔一段時間，人們都可以聽到那句「老大哥在看着你呢」的調侃和警告。該書出版於1949年，重點探討的是政府權力過分擴張、極權主義、對社會所有人和行為實施壓抑性統治的風險。

七十多年後的今天，人們見證了一個個極權主義國家的傾覆與倒掉，西方世界也曾一度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後歡慶「歷史的終結」，但隨着工業革命之後科技信息革命的到來，人們卻在無限逼近於奧爾威當年所警惕的極限。

唯一的區別在於，奧威爾所指向的，是掌握着整個國家發展方向的政府，是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老大哥」；而在今天，決定人們看什麼、想什麼的，卻是處於壟斷地位的科技巨頭們。在奧威爾的《1984》中，隨着黑夜的到來，人們還可以暫時躲避審查與監控，可是在算法和科技無孔不入的今天，人們無時無刻不在科技和算法編制的大網中「裸奔」。套用奧威爾的那句「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 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經典的話來説——「誰控制信息誰就控制過去，誰控制信息誰就控制未來。」

「如何從科技巨頭手中拯救民主」，這是著名政治學家、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美國大選前發出的警告。在福山看來，美國經濟發生的諸多變革中，最突出的莫過於巨型網路平台的發展。亞馬遜（Amazon）、蘋果（Apple）、Facebook、Google和Twitter，在新冠病毒（SARS-CoV-2）大流行之前就已經相當強大了。而在疫情期間，由於很多日常生活都在網上進行，它們變得更加強大了。儘管它們的技術十分便捷，但對於這種主導性企業的出現，我們應該予以警惕——不僅因為它們掌握着強大的經濟力量，還因為它們對政治傳播擁有強大的控制力。這些龐然大物現在支配了信息的傳播和對政治動員的協調。這對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構成了獨一無二的威脅。

大選之後爆發的美國國會騷亂，以及Facebook、Twitter等科技巨頭「大義凜然」封殺特朗普（Donald Trump）帳號的做法，似乎再次佐證了福山的先見之明。面對特朗普帳號被封殺的事實，不少人聚焦於言論自由，但比言論自由更重要且更值得警惕的，顯然是科技巨頭對於信息的壟斷和控制力，以及以自己的主觀意願為公共討論劃定界限。

彼時，歐盟委員會負責內部市場的委員布雷頓（Thierry Breton）專門就此事發表評論文章，他甚至將美國國會山事件稱作社交媒體的「9·11時刻」，並批評不受外部監管的社交媒體對民主制度形成威脅。在他看來，社交媒體在國會騷亂之前未能有效阻止虛假信息和仇恨言論的傳播，事件發生之後又在沒有民主監督的情況下獨自決定封禁特朗普帳號，這説明歐盟不能坐等數碼巨頭完善自身，而應該主動為它們制定遊戲規則。

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對於科技巨頭的壟斷威脅到民主是有共識的，但如何打破這種壟斷，要麼是無解，要麼是各有説法。福山亦毫不諱言指出，「要制衡這種權力，最顯而易見的辦法是政府監管。歐洲採取的就是這種方式，比如德國就通過了一項法律，將傳播假新聞的行為定為犯罪。雖然在一些社會共識度較高的民主國家裏，監管或許還有可能，但在美國這樣一個觀點兩極分化的國家，監管不太可能奏效。」事實上，美國的法律環境對數碼平台的確很寬鬆，因為遵循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傳統，讓美國政界和社會對於公權力干預輿論傳播十分謹慎。

事實上，在美國、歐洲於國會山騷亂後聚焦數碼主權之前，中國已經在進行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行動，對準的即是網路科技巨頭，採取的辦法，也是美國想做而做不得的政府監管。

按照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的説法，「近年來，我國平台經濟迅速發展，網路平台企業快速壯大，在滿足消費者需求等方面做出積極貢獻。但與此同時，市場壟斷、無序擴張、野蠻生長的問題日益凸顯，出現了限制競爭、贏者通吃、價格歧視、泄露個人隱私、損害消費者權益、風險隱患積累等一系列問題，存在監管滯後甚至監管空白。」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唐建偉亦表示，中國一些大型網路企業沒有把資金投入到基礎科學研究上去，而是在流量爭搶和「最後一公里應用」上搞名堂。從長遠看，這些做法對國家的科技進步和長遠發展沒有好處。

同樣是反壟斷，同樣是防止科技巨頭對公共討論劃界，但中美兩國卻有着截然不同的初級目的——中國的首要目的是加強中共的集中統一領導，打的是一場話語權的爭奪戰，用中宣部副部長、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徐麟的話説，「堅決防止借融合發展之名淡化黨的領導，堅決防止資本操縱輿論的風險」。而美國口頭上的目的，是從大型科技公司手中拯救民主。

中國在做法上可以大張旗鼓進行政府監管，因為政府和市場這兩隻手的關係，本來就是「有為政府」在先，可歷來奉行「大市場」的美國，就顯得力不從心、捉襟見肘。這就象是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一樣，最理想的狀態自然是兩者的平衡，但具體到實際中，往往魚和熊掌很難兼得。

信息科技時代已經不可阻擋地到來了，網路巨頭形成壟斷也是題中應有之義，這並不是由幾大網路公司的老大所決定的，而是社會和時代發展的必然。區別只在於，巨頭是Google、Facebook、阿里巴巴，還是另外一連串名字。換句話説，社會向前發展，也正是由這些衝在最前面的巨頭們所引領。資本、壟斷是中性的，但一旦過了頭，就需要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就需要反壟斷，這只是一個如何監管的問題，旨在讓它們變得有序，變得不再赤裸裸地壟斷。

而對於普羅大眾來説，當數據獨裁成為真實的「老大哥」時，隱身遁世於網路之外已經不可能，當下最緊要的，是如何在紛繁複雜的信息中回歸常識、保持獨立思考。人人生而自由，卻無不在枷鎖中。今天的「枷鎖」，已經不再是奧威爾筆下有形的枷鎖，而是無形的、人們自覺不自覺套上的思想枷鎖。而網路巨頭們，只是擰緊了一下本就套在人們頭上枷鎖的螺絲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