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最大敵人是自己」? 美利堅政界的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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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二(6月8日)美國高層官員有關中國的一系列表態似乎表明,華盛頓正在凝聚日益統一的對華政策,加強了美國源遠流長的「自由主義 vs 非自由主義」世界觀,並對中國的全球傳播工作構成挑戰。

星期二上午,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在參議院撥款委員會關於2022年國務院預算申請的聽證會上,中國「是唯一一個在軍事上、經濟上、外交上和政治上有能力試圖擾亂基於規則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的國家。」

同一天下午,參議院通過了一項2,470億美元的支出計劃,重點是在技術上與中國競爭。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在演講中宣稱,「在全球範圍內,專制政府嗅到了水中的血腥味(...)他們認為,像我們這樣爭吵不休的民主國家無法像一個自上而下、中央集權的專制政府那樣團結起來,投資於國家優先事項。」舒默更暗示,美國的這項新立法已證明這些「專制政府」是錯誤的。

這些表態是在美國採取一系列強硬的對華行動之後作出的,包括大聲呼籲在中國繼續進行新冠溯源審查,舉行歷史性的歐美峰會以加強跨大西洋關係,擴大對中國科技和國防相關企業的投資禁令,以及加強與台灣的政治、貿易和軍事關係等政策。

圖為2021年4月22日,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出席記者會。(美聯社)

綜上所述,這可能代表了美國高層官員正趨向一套較為清晰的對華方針。在經歷了最初的不確定期之後,民主黨陣營和拜登政府似乎已經在中國問題上形成了新的共識,而正如布林肯所言,這種共識是基於美國「實力的地位」:「美中關係有越來越多的對抗性方面。它當然有競爭方面,而仍然有一些合作的方面。但共同點是(美國)要從實力的地位來對待關係的每一個方面。」

然而,這種新的共識並不僅僅反映在具體的政策上,如增加對台灣的支持或禁止對中國公司的投資。它也是拜登政府回歸到基於「美國領導力」和全球民主國家對抗中國等非自由政權的經典外交辭令的結果。

美國「自由與民主」的對華政策

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美國政府的民粹主義和反全球主義言論雖然在國內政治中很有效,但在國際社會裏也損害了美國的海外形象。通過與從北約到東盟中的傳統盟友對立,當時美國的孤立主義對中國來說是一個福音,令中國在國際舞台上顯得更加負責任。

美國大選:政治刊物《外交家》的網站2020年8月24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提到,在對華政策上,拜登與現任總統特朗普不同的方式是,他主張美國應該通過結盟來對抗中國。圖為2016年7月21日,特朗普俄亥俄州出席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Getty)

拜登的高層官員一直致力於扭轉這種局面。如今,美國重新強調其在全球範圍內的領導作用,以圖重建其全球戰略性的聯盟,並再次毫不猶豫地宣稱自己是國際道德領袖。

然而,在談到中國時,拜登並沒有扭轉特朗普轉向更強硬的外交政策趨勢。上個月,在一次中國政治學者會議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倪峰表示,從拜登的第一個100天來看,他與特朗普之間的「連續性」比預期的要多。

從這個角度看,拜登政府對美國在亞洲領導地位的設想與其說是奧巴馬「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政策的延續,不如說是布殊時代的「自由與民主」議程的復興,一種善與惡的二元論觀點,而今天中國取代了過去的蘇聯或「邪惡軸心」。

通常被稱為「亞洲沙皇」(Asia Czar)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協調員(拜登新政府設立的職位)坎貝爾(Kurt Campbell)最近給出了這種新思維方式的跡象。

圖為2019年5月23日,亞洲集會主席坎貝爾於北京出席中國發展論壇。(路透社)

兩周前,坎貝爾宣布了與中國接觸的時代已經結束。本周,在布林肯向國會講話的同一天,他提出了美國正在與一個咄咄逼人、不負責任的中國打交道的觀點:在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由坎貝爾於2007年協同創立)舉辦的一次活動中,坎貝爾自信地指出,由於中國「對全球外交採取強硬態度」,它正面臨「全球反彈」。而這種說法的含義不難猜測:美國不面對全球反彈的原因是,與中國相比,它站在國際價值觀的正確一邊。

對坎貝爾來說,疫情之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負面看法有所上升,這與美國對華政策無關,這只是中國站在歷史錯誤一邊的結果:「在過去一兩年裏,為中國製造麻煩最多的國家不是美國,而是中國。」假設同樣的話出自特朗普的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之口,也不會顯得不合時宜。

美國以舊的意識形態框架新近「框起」中國意味着什麼呢?美國全球主義的回歸和白宮越來越願意將中國描繪成(自由與民主的)國際體系的破壞者,這兩者的結合意味着中國與特朗普時代相比將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海外宣傳挑戰。

講好自己故事的困難

疫情期間,中國未能改善自己國際形象,這部分是由於中共國際傳播工作的制度劣勢,未能構建令他國人民信服的敘事系統。但美國更強硬的外交政策只會增加這種困難。

如今,美國和中國越來越多的是陷入價值之爭,爭論誰的政策制定才是真正在基於共同的全球價值觀,而誰只是在用實力說話。雙方都試圖將自己表現為更公平國際體系的捍衛者,無論是美國的「基於規則的秩序」還是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並將對方描繪成這個體系邊緣的惡棍和偽君子。

在美國一方,民主黨的「民主 vs 專制」對立和共和黨的「邪惡帝國2.0」都是基於這樣的判斷:中國現在處於難堪的地位,站在國際價值的錯誤一邊,而這是美國的一個機會。美國在這一點上越來越統一和明確的立場,只會讓中國在國家舞台上更難講自己的故事。

然而,美國對與中國競爭的看法越來越統一,並不意味着它越來越正確。從某個特定的角度來看,美國對中國的看法也是有問題的,這主要是因為它假定中國的傳播策略永遠不可能成功,而且美國的道德觀點永遠會受到其他國家的青睞。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稱CGTN要 「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Reuters)

這種自以為是可以從美國評論者對習近平5月31日對中國傳播工作的講話的分析中看出。對他們來說,習近平的新指導方針只能被理解為承認自己的失敗,即「中國高層反思戰狼外交」。幾乎沒有英語評論員注意到,所謂的「戰狼外交」只是中國外交的一個側面,而且是一種刻意的選擇,是更廣泛的傳播策略的一部分。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由黨領導的傳播工作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自疫情早期以來,中國的體制也顯示出相當大的優勢。即使在其國際形象的「低谷」中,中國的抗疫專業知識和積極的疫苗出口政策使其處於全球外交的前沿。

在2020年初,國際民意調查者自問「中國的國際聲望是否已經達到頂峰」,但其實他們也可能問中國的聲望是否已經達到了低點。

看到中國在管理疫情和重啟經濟方面的成功,難道不是中國只是在道路遭遇坎坷,而在未來其聲譽只會上升?在疫情後的世界裏,中國的確可以利用其公共衛生和經濟優勢來加強其傳播工作。更加謹慎的美國對華政策最好不要對未來國際政治風向過於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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