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中拉美・秘魯｜疫情引爆潛藏左翼浪潮

新冠疫情肆虐一年有餘，拉美可謂是全球受創最深的區域，該地人口佔全球總數不到9%，但錄得的新冠案例卻佔到近兩成，死亡人數更是高達全球四分之一，經濟萎縮比例也居世界之最。觀乎拉美過往歷史，每次大危機之後總會出現猛烈政治轉向，如今，平均病歿比例位居全球首位的秘魯已率先迎來政壇巨變，一位毫無從政經驗的激進左翼鄉村教師以4.4萬票優勢險勝前總統之女，雖然雙方還在就最終結果激烈拉鋸，但秘魯的變天趨勢已然清晰。（系列文章之二）

在拉美，缺乏從政經驗、僅靠個人魅力和意識形態上位的反建制領袖一直層出不窮，而且由於貪污之風盛行，民眾總是對局外人抱有格外的想象。但即便這樣，秘魯本月選出的新總統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的資歷欠缺程度也算得上拉美之最。

前鄉村教師險勝

這位51歲、有25歲教齡的前鄉村教師，在去年疫情封鎖期間還在想方設法為五、六年級小學生遠程上課，但他所處的丘古爾區（Chugur）是秘魯最窮地區之一，學生家中通訊工具只有具基本功能的手機，被務農的父母別在腰間帶去農地，遠程授課無從談起。

憤懣於國家缺乏補助的卡斯蒂略因此萌生了競選的想法，他曾在2017年因領導教師罷工而具有一定名氣，與全國教師工會關係緊密的激進左翼小黨「自由秘魯」（Peru libre）遂推選他為候選人。在他於今年4月出乎意料地贏得第一輪總統選舉之前，幾乎沒有觀察者多達18人的總統候選名單中多看他一眼。畢竟他看上去實在太不夠格，總是戴着安第斯山脈農民人手一頂的稻草帽，當他騎馬參加集會時，氣氛比起政治集會更像鄉間聚會。缺乏教育的他也明顯對政經常識知之甚少（據說連國家預算和國內生產總值都分不清），具體政策也是翻來覆去，只有口號式政綱。

他對內主張礦業公司繳納的稅率翻一倍以上至70%（這比起第一輪選舉時主張全盤國有化已大為退讓），以更多地投入教育、醫療等領域，並承諾修改以市場經濟為綱的憲法；對外主張退出旨在推翻委內瑞拉馬杜羅政府的「利馬集團」，並對美國主導的「美洲國家組織」抱有敵意，黨魁曾在古巴學醫的「自由秘魯」更呼籲拒絕美國國際開發署援助和關閉美軍基地。有保守媒體就哀嚎卡斯蒂略會帶來共產主義，將秘魯變成古巴。

卡斯蒂略的對手與他是兩個極端，對方是毀譽參半的前右翼總統阿爾韋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之女藤森惠子，地位顯赫、經驗豐富、立場親商。藤森家族自90年代以來在秘魯政壇擁有巨大影響力，兼具提振經濟、剿滅極左恐怖組織的光環與獨裁、貪腐的惡名。但惠子比起其父的經濟才能，更多展現出的是政治操弄手腕，她過去十年帶領在野黨「人民力量黨」在國會翻雲覆雨，去年通過彈劾趕走改革派總統，被視為守舊的既得利益者代表。

對於不少中產階級秘魯人來說，這兩個選擇都讓人抗拒，好比在癌症和愛滋病中做選擇，但他們大抵一邊念叨「兩害取其輕」，一邊捏着鼻子投了惠子一票。但在貧窮的礦區，民眾壓倒性地選擇了卡斯蒂略，例如在加拿大第一量子礦業公司投資18億美元的阿基拉區（Haquira），有高達96%的選票流向了他。在政治精英主導的秘魯政壇，農民和曠工久違地看到了能代表他們的總統候選人。

根據6月15日揭曉的最終計票結果，卡斯蒂略以4.4萬票的微弱優勢（也即0.25個百分點）勝出，不肯服輸的惠子則以選舉舞弊為藉口要求取消部分選票，雙方仍堅持不下。不管卡斯蒂略最終能否在惠子各色手段下守住總統之位，未曾被粉紅浪潮席捲過的秘魯已明顯左轉，這是秘魯政治的巨變，也或許是拉美左翼再次當道的前奏。

左翼政府長期缺席

外人可能很難理解，秘魯過半選民為何甘願將國家前途交付給毫無經驗的鄉村教師，就算再怎麼渴望變革也顯得草率。但站在秘魯底層民眾角度看來，這是在長期缺乏強力左翼政黨實現財富再分配的情況下，他們不願再忍受分配不均和建制派腐敗成性的爆發。

梳理秘魯歷史就可發現，該國明顯缺少左翼政黨執政期。拉美第一波左翼民粹主義浪潮崛起於大蕭條時期，當時普遍以「靠山吃山」模式出口初級產品的拉美國家深受重創，政治上代表大眾利益、經濟上建立本國工業體系的思潮順勢崛起，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都在30至50年代先後迎來了左翼政府。不過，秘魯因出口產品種類更豐富，在大蕭條期間相對受創較少，工業化動力較弱，直到50年代中才剛起步，這也意味工人階級興起得更晚。當阿根廷的貝隆（Juan Perón）大刀闊斧實行再分配改革時，秘魯的新興左翼勢力仍無法動員足夠力量勝選。

好笑的是，秘魯軍方1968年為防止左翼「阿普拉黨」（APRA）歷史性勝選而發起政變，上台後反而踐行了阿普拉主義，包括激進的土地改革、沒收外資企業和回收礦場租借權、建立大型國企等，但由於觸動多方利益，又在1975年被軍方另一股勢力推翻。等到軍方還政於民後，左翼在1985年才終於首次執政。

不過此時，拉美多國已在債務危機的衝擊下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市場化改革條件，開始紛紛擁抱新自由主義了，智利更在70年代政變後就先行一步、成績亮眼。秘魯逆流而行的左翼政策顯得格格不入，也難以吸引外資，最終缺乏經驗的「阿普拉黨」在債台高築、經濟危機、極左翼恐怖組織「光明之路」恐襲不斷等種種難題面前敗下陣來，也讓左翼力量信譽大跌、一蹶不振。

此後就開啟了秘魯三十年新自由主義之路，阿爾韋托・藤森1990年勝選後力推市場經濟改革，並為此發動「自我政變」以高度集權、掃清改革障礙，還成功粉碎了「光明之路」。該階段秘魯經濟高速發展及社會穩定給了藤森主義巨大光環，即使他本人貪腐指控纏身，但此後歷屆政府仍將其經濟政策奉為圭臬，即使是打着中左翼旗號上台的總統執政後也因強大的藤森主義慣性、缺乏足夠自下而上的改革浪潮而趨於保守，讓投票給他們的底層選民深感背叛。

新自由主義在秘魯長期當道，這就造成在委內瑞拉、巴西、玻利維亞等國從上世紀末起陸續迎「粉紅浪潮」、推動社會福利工程時，秘魯相關政策明顯力度不足。雖然該國依靠其豐富的礦石資源以及國際市場大宗商品繁榮，保持了幾乎三十年不間斷的正向增長期，但由於缺乏有力的轉移支付，導致地區發展高度不平衡，農村貧窮率比城市高出20個百分點以上。沿海首都利馬繁榮興旺，而利馬郊區豎起的隔離牆（也被形容為秘魯的柏林牆）外，窮人密密麻麻擠在山上棚戶區內，這種境況在賦予了秘魯礦石財富的安第斯山上隨處可見，他們在疫情面前毫無自保能力。

而此次疫情更突顯了秘魯醫療、失業救濟等社會福利網的不足。該國染病後死亡率高達近10%，每百萬人中就有5,673人病歿，位居全球之最，相當於香港如果不幸出現新冠死亡人數高達4.2萬人的慘況。此外還有大量缺乏正式工作的民眾墮入貧困。因此，當卡斯蒂略打出「富裕的國家沒有窮人」的口號時，當他呼籲重新分配礦產財富至教育和醫療行業時，就得到終於感到自己能被代表的底層民眾的積極響應。

建制派政客阻礙改革惹民怒

秘魯的此次變天，除疫情催化了該國遲到的分配正義的呼聲，藤森惠子等傳統政客貪污無能、沉迷扳倒改革派政府而非抗疫等做法，也讓許多民眾對建制派徹底失望。

這番政鬥要從2018年說起。時任秘魯總統因被巴西反腐行動「洗車行動」揭發貪腐而辭職，他的落馬也標誌着秘魯1985年至2018年的五任總統在貪污問題上無一倖免。惠子本人亦被捲入案件，被揭發瞞報來自巴西公司的政治獻金，後被收監13個月，該國貪污風氣猖狂程度可見一斑。

當時接任的第一副總統比斯卡拉 (Martín Vizcarra）大力推行反腐措施，贏得民眾擁護。他繞過反對派把持的國會，通過修憲公投訂立了禁止政客收受私企政治獻金、禁止議員連任等政策，可以說觸犯到所有建制派利益，令其被國會圍攻，反對派無所不用極其地阻礙其改革立法，導致其寸步難行。當比斯卡拉在2019年9月為打破僵局試圖解散國會重新大選時，國會拒絕聽命，反而宣布將對方停職12個月，這等奪權做法引發社會震驚。最後在軍方介入支持比斯卡拉後，國會才退而同意次年初大選，換屆之後不久就疫情殺到。

但嚴峻疫情當前、醫療系統崩潰、裹尸袋供不應求之時，國會反對派比起關心國民健康與生計，將更多精力放在扳倒比斯卡拉上。去年11月，九大反對黨聯合以比斯卡拉道德不端、抗疫不力為由發起彈劾，迫其下台。難得的「反腐英雄」落得如此下場，就讓民眾對建制派越發失望，乃至發起十幾年未見的大型示威以示抗議，這也是他們在本屆大選不再支持藤森惠子的一大原因。

長期的新自由主義至上導致貧富嚴重不均，以及貪腐成性的建制派政客一心阻礙改革，這便是秘魯民眾即使願意相信前鄉村教師，也不願再投票給傳統政客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