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衝突如何演變成無解的土地問題？｜地理看世界
在許多方面，以巴衝突是一個典型的地理衝突，重點是誰控制了土地。因此，了理解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為何如此激烈地爭鬥，回顧一下衝突的主要領土變化是有幫助的。在某種程度上，這一爭端的演變反映了土地所有權的變化。隨着圍繞土地的糾紛越來越複雜，衝突也越來越難解決。特別是，巴勒斯坦土地的逐漸分割使得大多數外部觀察家所提倡的「兩國解決方案」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現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領土可以大致分為四個不同的地理區域：西部的地中海沿岸平原、中部的山脈、東部的約旦河谷和南部的內蓋夫（Negev）沙漠。
通過聯合國1948年的以巴分治計劃，國際社會試圖將這塊領土及其資源平分：海岸線、山脈、山谷、沙漠，甚至主要城市中心，特特拉維夫-雅法（Tel Aviv-Jaffa）和耶路撒冷（Jerusalem）都由雙方分享。
實現這種平衡的劃分需要一些不尋常的邊界：兩個國家被分割成三個不同的部分，而這些部分只通過狹窄的「關節」連接起來，在那裏，以色列兩部分和巴勒斯坦兩部分以X形相遇。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這幅地圖將被證明比未來出現的領土劃分簡單得多。
不幸的是，這脆弱土地平衡的壽命極短。
1948年：以色列贏得戰爭，巴勒斯坦被一分為二
聯合國計劃確立後，巴勒斯坦人和該地區的阿拉伯國家立即向新的以色列國宣戰，發動了第一次以阿戰爭。然而，到1949年簽署停戰協議時，以色列已經抹去了聯合國的邊界，征服了6,000平方公里的領土，即巴勒斯坦土地的一半。巴國也被分割成在戰爭結束時由埃及控制的加沙（Gaza）地帶和約旦控制的約旦河西岸（West Bank）。這一劃分至今仍然存在。
作為戰勝國，以色列利用其事實上的權力，對其奪取的大部分土地提出了主權要求，以及頒布了一系列的土地法，給其佔領以法律地位。
「缺席者財產法」（Absentees Property Law）對離開或被迫逃離被佔領土地的人（主要是阿拉伯人）進行了法律定義，並使其他人可以要求獲得其土地。根據這項法律，200萬「杜納畝」（dunam，奧斯曼帝國時期的面積單位，相當於1,000平方米）被從「缺席者」手中沒收，後來被移交給以色列發展當局。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土地的轉讓使得以色列能夠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根據美國政治學家和以巴專家佩雷茨（Don Peretz）的說法，1954年，以色列三分之一以上的猶太人居住在缺席者的土地上，近三分之一的新移民（約25萬人）定居在阿拉伯人被迫拋棄的城市地區。
相比之下，轉移給以色列當局或居民的土地越多，留給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就越少。隨着巴勒斯坦被一分為二，數十萬居民成為難民，建立一個正常運作的巴勒斯坦國的目標被推到了未來。不幸的是，這只是巴國土地問題的開端。
1967年: 以色列佔領整個巴勒斯坦
1967年，當以色列與阿拉伯鄰國關係再次緊張，所謂的「六日戰爭」（亦稱「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了。戰爭結束後，以色列已經控制了西奈（Sinai）半島、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沙巴阿（Shebaa）農場和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當時，它佔領了100%的巴勒斯坦土地。
然而，這新土地給以色列帶來了一個難題：到底是要宣稱對整塊土地的主權並給生活在那裏的數百萬巴勒斯坦人以公民身份，還是將獲得的土地歸還其敵人？當政治界開始辯論這個問題時，一小群原教旨主義的猶太人並沒有等待討論的結果：他們為以色列要求土地，開始進入巴勒斯坦領土，建立新的猶太定居點。
這些定居者迅速地改變了當地的現狀，而以色列的公眾輿論和政治領導人逐漸轉向支持他們；以色列政府的各部門甚至開始參與其中：住房部為那裏的建築開始頒發許可證，而軍方則制定開發地區的計劃，包括建造連接定居點和以色列本土的道路網絡。
對世界上大多數觀察家來說，這寫行動顯然違反了國際法：《日內瓦第四公約》第49條明確規定「佔領國不得將其本國平民之一部分驅逐或移送至其所佔領之領土」。因此，聯合國和大多數其他國家都譴責建立猶太定居點的行動是非法的。然而，儘管國際社會的反對和巴勒斯坦人的不滿情緒，定居點的建設仍然繼續。
1995年: 《奧斯陸協議》建立了自治但分散的巴勒斯坦
在20世紀90年代，由美國斡旋的以巴談判試圖為佔領情況找到一個更持久的解決方案。1995年9月，《奧斯陸II協議》（Oslo II Accords）的結果是將大多數定居者居住的約旦河西岸劃分為三個主權區域，稱為A、B和C區。
A區包括大多數巴勒斯坦人口中心，被置於一個自治的巴勒斯坦政府以及其自己的安全部隊的控制之下。B區處於混合權力之下，由巴勒斯坦政府管理，但由以色列安全部隊控制，而C區則完全由以色列控制。
儘管該協議因首次建立巴勒斯坦「自治」而受到讚揚，但它也強烈地破壞了巴勒斯坦領土的統一性。巴勒斯坦控制的地區其實被劃分為許多較小的、不連續的地區，只佔約旦河西岸領土的18%，而以色列控制的大部分是連續的地區佔領土的60%。從某種意義上說，巴勒斯坦人自治權的代價，是其領土統一的失落。
問題是，如果沒有隨土地而來的基本資源，一個國家的自治就沒有什麼意義。雖然巴勒斯坦的城市地區被置於巴勒斯坦的管理之下，但維持這些城市地區所需的土地的管理基本上仍由以色列控制。在一個絕大多數是農業的社會，這不是一個小細節。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數據，以色列控制的C區包括了約旦河西岸的「最肥沃土地和最好牧場」，以及關鍵的水資源和礦產資源。這對以巴衝突的兩國解決方案的可能性有直接關係：聯合國案文指出，如果不能享受C區的資源，「巴勒斯坦農業部門的恢復是不可想像的，也不可能建立一個能夠支撐可行的巴勒斯坦國的強大經濟」。
奧斯陸協議非但沒有為土地分享提供長期的解決方案，反而讓巴勒斯坦人以經濟上的監護為代價給換取政治上的自治。通過允許關鍵資源繼續由以色列控制，該協議對實現兩國解決方案所需的雙方自給自足形成了障礙。
不斷受到侵蝕的巴國
奧斯陸協議簽訂後不久，野心勃勃的右翼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首次上台。在他的領導下，約旦河西岸的猶太人定居行動在政府的慷慨支持下繼續有增無減。
2015年，特拉維夫智庫的一項分析發現，以色列政府在定居點的人均支出是以色列其他主要城市的兩倍：譬如，教師和學生得到了更多的資助，購房者受益於補貼住房，而定居者支付的公共交通費用也較低。因此，今天的定居點已經成為以色列社會的一個制度化部分，有自己的學校、醫院，甚至還有一所大學。
隨着猶太定居點的數量和質量增加，巴勒斯坦人獲得土地和基礎設施的機會就更少。
根據《衛報》的一份報告，C區在2001年至2007年期間，建造了超過一萬個以色列定居點單位，但只有91個許可證頒發給巴勒斯坦人，而1,663巴勒斯坦人的建築被拆毀。定居點監督機構「土地研究中心」（Land Research Center）對這種巴勒斯坦土地的沒收和拆除情況進行了統計，並聲稱類似的趨勢持續到今天。
即使在A區，以色列當局對鑽探、修復和投資水務基礎設施也有否決權。他們還對肥料的進口施加限制（因為它們可以被用作手工炸彈），並限制人員和貨物在西岸的流動，嚴重破壞了當地的農業和商業。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自2000年以來，土地轉讓導致巴勒斯坦人可用的農業和可耕地急劇下降，而以色列施加的限制則使農業產出退化。
2015年，UNCTAD指出，「儘管有着相似的土壤和氣候，但巴勒斯坦的農業產出和生產力卻落後於以色列和該地區的同類國家」，而且，儘管自然環境幾乎相同，但巴勒斯坦被佔領土上的農業產量平均只有約旦的一半，也只得以色列的43%。
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問題阻礙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的解決。然而，巴勒斯坦土地的分割是一個主要的路障，使得最廣泛呼籲的解決方案——建立兩個獨立的國家——越來越不可行。
不可能的以巴分治
以色列單方面脫離加沙的經驗也表明，遷移已定居者是多麼困難。2005年當時強制驅逐加沙的9,000名猶太定居者是一個非常不受歡迎的政治決定，在以色列社會留下了巨大的痕跡。如今，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有65萬到80萬定居者，以色列的政治家們不太可能對近100倍的以色列人採取同樣的做法。
這就是問題的核心。今天，巴勒斯坦領土上的猶太定居點已經成為該地區人文地理的永久性特徵，它們已經與巴勒斯坦領土完全交織在一起，填充了巴勒斯坦城鎮之間的可用空間，並慢慢侵蝕了該領土兩國分治的可能性。
能證明這一點的最好例子也許是特朗普經常被嘲笑的、在沒有得到巴方任何意見的情況下起草的2020年以巴衝突和平計劃。僅僅看一下分治地圖，就足以意識到該計劃是多麼不可能奏效。巴勒斯坦領土淪為分散的、不連續的土地，只能通過狹窄的隧道和走廊勉強維持連續性。為了滿足巴勒斯坦的工業和農業需求，計劃甚至不得不從以色列手中拿去沙漠的一小塊土地，這也間接證明了這些需求在今天並沒有得到滿足。
然而，這些荒謬的邊界可算是勉強在以色列定居點和巴勒斯坦城鎮之間劃線的自然結果，清楚地表明巴勒斯坦的國家地位已經變得多麼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