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競爭的核心在「結構性權力」　北京如何破局｜專家有話說

美國拜登（Joe Biden）政府近期大大加速了聯合盟友共同應對中國的腳步，前不久接連召開三次峰會（G7峰會、北約峰會和「拜登-歐盟領導人峰會」），西方發達國家就涉華重大問題推動諸多共識，可謂將當前中美關係中「該競爭的競爭」一面發揮到近乎極致。在這種背景下，有中國學者提出應重視中美之間「結構性權力」之爭的觀點。

7月5日在北京舉行的第十四屆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術共同體年會上，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張發林將國際金融權力解釋為「在貨幣體系和信貸體系中所建立的一種不對稱的關係」，並將國際金融權力劃分為4種類別：關係性權力、制度性權力、觀念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

張發林認為，結構性權力是國際金融權力中最重要的一類權力。他舉例稱，美元霸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結構性權力。

「比如說，一家中國企業生產的1支鉛筆，賣到美國去一定是用美元結算，因為人民幣美國買家不接受。假如這支鉛筆賣了1美元，這1美元就流到了中國，賬面上中國形成1美元貿易順差，美國形成1美元貿易逆差」。

「賣的鉛筆越多，就有越多美元進賬。不過大多數中國企業不會大量持有美元，畢竟生產經營中更多是用人民幣，那手裏的這些美元怎麼辦？要麼拿去買別的東西，要麼就去銀行兌換自己需要的幣種。幾十年來，大量的美元就是通過這樣的渠道進入中國的金融體系，這就是我們熟悉的那個詞彙『外匯儲備』。」

「中國目前有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領導層也需要考慮怎麼讓這些錢保值、升值，想來想去覺得可能最安全的渠道還是美國金融市場。於是這些錢又通過購買美國長期國債的方式又流回了美國。」

也就是說，這些美元通過貿易渠道來到中國，通過投資渠道又流回美國。

事實上，類似的事情不僅在中美之間上演，也同時在美國與世界多國之間發生。當這個循環一旦建立，當美國需要「救市」的時候，美國聯儲局只需開動印鈔機。「經濟學告訴我們，大量印錢的最大風險就是引發通貨膨脹，而由於目前60%的全球貿易都使用美元，也就是說全球儲備貨幣中的60%都在使用美元，理論上講，美國至少可以將60%的通貨膨脹分散到全世界去，所以美國不需要擔心印錢的風險。」

張發林表示，目前為止全世界大概有60多個國家或經濟體的貨幣在不同程度上與美元掛鈎的，這就是美元的結構性權力的最明顯表現。

「換句話說，無論你願不願意，都必須是這樣一種狀態，而這種狀態顯然對美國之外的國家是極為不利的，因為在這種結構性權力中，美國單邊政策的調整就足以改變雙方的地位。」

那可不可以不用美元？歷史上也有國家做出過這種嘗試，包括俄羅斯、巴基斯坦等，但這樣做會引發兩個後果：第一，該國可能真的會與世界經濟形成某種被動脱鈎，畢竟當前的世界經濟體系還是以美元為基礎的體系；第二，該國會引發美國的報復，即金融制裁。

「說回到中國如何提升在國際金融中的結構性權利，就變成了一個很頭疼的學術問題，也是一個政策問題。中國推行人民幣國際化的政策已經有所變化，以前是『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現在官方的用詞是『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為什麼加了一個『慎』字？可能就是考慮在目前（中美關係所處的）時間節點上，如果還去大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是否會激發中美在金融層面上的對抗加劇？」

如果真的發生中美在金融領域激烈對抗，那麼1970年代中東地區的海灣產油國與美國發生的事，1980年代日本與美國發生的事，都是鮮活的例子。「70年代，美國通過了一系列看得見的看不見的、能拿上台面不能拿上台面的手段，跟中東地區那些海灣產油國簽訂了各種協議，核心就是石油出口以後都使用美元結算，美國給這些國家提供安全保障，同時放開投資門檻，產油國賺到的美元都可以投資到美國，給你增值的空間等等。這樣就一舉確定了『石油美元』。80年代美國與日本之間的廣場協定就更典型了。」

張發林強調，在今天這個節點上，中國如何在國際金融領域提升自身的結構性權利，就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