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倫警告債務違約風險 萬億美元面值紀念幣或是出路?

撰文:葉德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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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國會共和黨人拒絕支持提升國債上限,美國財長耶倫(Janet Yellen)9月28日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聽證上警告,如果國債上限不能在10月18日前提高,美國將面臨史上首次的債務違約。另一邊廂,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則稱民主黨眾議院老將納德勒(Jerrold Nadler)想要有一個「不必國會批准的萬億美元硬幣」。
有趣的是,在法律上,拜登當局的確可以鑄造一個面值萬億美元的紀念幣去繞過國會的國債上限。

先講講目前的情況。為免單獨為國債上限再度提升負責,民主黨決定不用「預算協調」(budget reconciliation)的方式獨力提升國債上限,而是將暫緩上限(即變相提升)的條文加入到避免10月1日政府陷入停擺的開支法案中,希望施壓共和黨人配合通過。

可惜,民調顯示較多選民認為如果美國進入債務違約,控制白宮和國會兩院的民主黨應該負責,於是共和黨人也就將球交到民主黨腳下,拒絕配合通過。

至此,民主黨固然可以考慮將提升國債上限加入到「預算協調」的機制中,但難題在於「預算協調」早已用於民主黨的3.5萬億社會和氣候開支方案之上,如果要將國債上限重新加入程序,首先要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得到至少一位共和黨參議員配合。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於是,各種繞過國債上限的提案就應運而生,幾乎全都是驟眼看來讓人不禁失笑的選項。例如,有人就建議拜登當局引用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中「凡經法律認可之美國公債的有效性(validity)……不得被質疑」的條文,宣布國債上限本身違憲,因為上限強迫美國進入債務違約,威脅到國債本身的有效性。不過,這做法很難解釋為何過去由國會通過國債上限的慣例一直為人接受。

另外,亦有人建議美國財政部建立一個「特殊用途實體」,然後用這個實體去發行名義上不是、實際上卻相當於美國國庫債券的債券,去繞過國債上限的限制。

不過,這些另類提案當中,由美國鑄幣局鑄造面值一萬億美元的白金紀念幣的做法,看起來最荒謬,實行起來卻可能最為有效。

「鑄幣稅」的漏洞

根據一項1997年通過的法律,美國財政部長可發行「任何數量、面值」的白金投資型硬幣(platinum bullion coins),而此前一年建立的美國鑄幣局公共企業基金(PEF)則被法律要求要將其鑄幣所得的「鑄幣稅」(seigniorage,即貨幣的面值及發行此貨幣成本的差價)則須上繳到財政部。

此法的原意是容許財政部透過發行紀念性的硬幣去賺取收入,例如2018年啟動的「美國創新一美元硬幣」(American Innovation dollars)就是一項十數年連續發行紀念不同美國創新項目硬幣的計劃。由於鑄造一美元硬幣的成本低於其面值,當中的差價就成為了財政部的鑄幣稅收入。

不過,立法者在立法之時很可能沒有想到財政部可以透過鑄造極高面值的紀念幣,間接奪去聯邦儲備局創造美元的角色。在其他種類的硬幣都有面值限制的背景下,白金紀念幣沒有面值上限的鑄造權就形成了重大漏洞,過去已有共和黨議員提出法案修正,卻未成事。

當然,拿着一個面值一萬億美元的硬幣,大概不能進行任何有意義的交易——例如,即使拜登當局突然想多買一百架F-35戰機,其售價也不會超過100億美元,而F-35的製造商洛歇馬丁(Lockheed Martin)也絕對沒有9,900億美元資產去給美國政府作找續。

因此,要花費這一萬億的話,財政部就要將硬幣存放到聯邦儲備局,將之變為財政部通用戶口(TGA)的存款。而根據法律分析,聯邦儲備局並沒有法理依據去拒絕此等存款。於是,這面值一萬億的紀念幣就可被財政部用作償還國債利息及其他公共開支,使美國政府能繞過國債上限而正常運作,且避免債務違約。

奇招果真行得通?

這個「萬億紀念幣」的奇招,有好幾個好處。首先,雖然此舉合乎法律條文,卻明顯不符法律原意,有可能會敗於法院判決之下,可是要找到法律權益或利益因之受損而能告上法庭的人物,卻並不容易。目前,美國國會在民主黨控制之下,明顯不會採取此等行動,而因美國沒有債務違約而遭受損失的人——例如投資了美國國庫債券的信用違約交換(CDS)的人——也可能受制於羅斯福時代的法院判決先例,而不能在法院對「萬億紀念幣」所造成的損失提出有效的司法控訴。

其次,發行「萬億紀念幣」其實跟聯儲局量化寬鬆的差別不大,只是由財政部扮演了聯儲局的部份角色。在量化寬鬆的層面,聯邦局透過購買政府債卷去創造新的貨幣,讓財政部支持各種政府支出;而在「萬億紀念幣」的層面,財政部自行創造新的貨幣,再將之用以支持各種政府支出。

同時,面對推高通脤的疑慮,由於聯儲局現擁有總值高達5.3萬億美元以上的美國國庫債卷,聯儲局大可透過賣出債卷、收回相當於「萬億紀念幣」價值的美元去調節貨幣供應。因此,這種繞過國債上限的辦法本身似乎也不會導致通脹。

更重要的是,這種「萬億紀念幣」的提案其實反映出國債上限本身的荒謬。畢竟,國債上限的提升本身其實是用作支付國會早已批准的聯邦政府支出(因此至今並不包括拜登的萬億基建和3.5萬億開支法案),不提升國債上限可算是不批准已批准的政府開支,是一種矛盾的行為。亦是出於這個原因,在近十年國債上限變成了政治戰場之前,提升國債上限基本上是國會兩黨的自動行為,根本不會像今天一樣惹來債務違約的潛在危機。

由於,「萬億紀念幣」所用作的開支,也只限於國會早已批准的政府支出,因此也不會超出以往習慣性提升國債上限的影響。聯邦政府的荷包依然掌控於國會之手。

事實上,「萬億紀念幣」的提案早在2013年初的國債上限之爭出現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也多次撰文支持。不過,此等奇招看起來太過「離經叛道」,沒有得到廣泛接納。可是,其「戲假成真」的可能性,當年也迫得財政部公開否認運用此法去繞過提升國債上限的可能。

不過,相較於當年共和黨以國債上限作威脅之時尚有關於政府開支政策的談判條件,此次共和黨卻是「無條件地反對」提升國債上限,導致民主黨幾乎完全沒有可見的辦法避免債務違約的問題。隨着10月18日「死期迫近」,如果此情不改,拜登政府真的可能要面臨克魯曼2013年已描述過的選擇:鑄造萬億紀念幣是「愚蠢卻良善的」,而容許美國進入債務違約則是「同樣的愚蠢,卻是惡毒又災難性的」。兩害也許只能取其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