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功:中美地緣博弈出現「窗口期」

撰文:藺思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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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安邦智庫創始人,陳功。

拜登政府執政以來的情況很不理想,這體現在諸多方面。比如,阿富汗撤軍問題、邊境移民問題、美法關係以及澳洲核潛艇項目問題、美國與沙特關係問題、基礎設施投資議案等諸多方面,都出現了很不理想的局面。以對拜登政府關係重大的基礎設施投資議案為例,這份規模為1萬億美元的議案主要靠國會民主黨保駕護航,雖然參議院已經通過,但內容被多次修改。在今年秋天的眾議院表決中,有可能需要靠民主黨內的努力協調,來保證通過該議案。此外,拜登總統的年齡和精力問題,對於他作為大國領袖的執政產生了負面影響,恐怕難以應對當今世界複雜的變局。在一定程度上,這會影響盟友們對美國政府的信心。

在拜登政府面臨的混亂局面中,安邦智庫(ANBOUND)的研究人員認為,與中國有關的五個政策信號值得關注:

一是米利將軍的「電話門」。美國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新書《危險》(Peril)中披露,美軍最高將領、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Mark Milley)分別在2020年10月30日(即美國大選4天前),以及今年1月8日(即特朗普支持者衝擊國會山兩天後)私下向美國的「競爭對手」中國透露,美國不會攻擊中國;同時還向中國保證,如果美國發動襲擊,他將發出預警。此事披露後,米利被迫承認這是真的,但表示這兩次通話是「例行公事」,是為了在特殊情況下「安撫盟友和對手,確保戰略穩定」。米利將軍的這番談話雖然存在政治背景,但美國對中國的實際態度,立刻被世界當然也包括中國所解讀並理解。大家都意識到,美國對於中國實際上存在「公開」與「非公開」的兩種態度。

中美2+2:圖為3月18日,中美外交高級官員在美國阿拉斯加安克雷奇進行首輪會面。(AP)

二是海頓將軍的講話。海頓(John E. Hyten)將軍是美國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副主席,他在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組織的視頻會議上公開而清晰地強調,美國的戰略目標應當是「永遠不要與中國開戰」,他堅信「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中美雙方應該以對話促溝通,不開戰是雙方的共同目標。此話一出,顛覆了過去所有冠冕堂皇的美國戰略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不但與中國是這樣,美國與俄羅斯之間也是如此,也是類似於「永不開戰」的戰略,如果這能稱之為是一種「不開戰的戰略」,倒是可以理解。

三是美國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的講話。在當選美國財政部長之後,耶倫就對特朗普時期的中美貿易協定表達了不滿,此外她還多次公開表達了準備訪華的意圖。作為美國政府的財政部長,耶倫理解中國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作為著名的經濟學家以及前美聯儲主席,她極為可能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世界形勢,因而推動美國與中國的接觸,加強雙邊關係。

四是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的講話。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最近稱,她將尋求改善美國與中國的商業聯繫;在中美兩國在國家安全和人權問題上緊張關係日益加劇之際,她認為兩國依然可以互利互惠。毋庸解釋的是,這又是一個明顯的政策信號。

五是孟晚舟事件的解決。從中立角度看,這一事件拖延已久,在地緣政治中的地位開始明顯下降,如果耗下去,最多拖累了加拿大杜魯多(Justin Trudeau)的政治影響力。不過,美國在這件事情上打開了閘門,實際釋放了對中國現有政治格局的巨大支持,顯示出美國渴望以此交換中國改變立場,開始新的中美談判。

中美高官瑞士蘇黎世會晤:圖為2021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與美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會面後,楊潔篪他與代表團一同離開位於蘇黎世機場的凱悅酒店。(AP)

總結過去一個時期的接觸,中美雙方可以用拳來腳往來比喻,那麼現在的拜登政府大概率是拿定了主意。在這個格局確定後,今後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我們認為,主要是看中國的決心,而不是美國。

事實上,阿富汗的撤軍及其後果,迫使美國不得不正視世界大陸區域的形勢變化,風雲改變,已非美國所能主導。美國已經失去了這個世界很多國家的信任,它被迫要緊緊抱住最後「血脈相連」的兩個國家,英國和澳洲。這一屆拜登政府的政策操作,可以用「輕率之極」來形容,沒人能明白他們所做的事情。中國不明白,歐洲不明白,美國也不明白,民主黨不明白,共和黨更不明白。

在中美關係問題上,美國可以說是處於下風,讓中國堅持的「鬥爭哲學」,在世界上放出耀眼光彩,甚至讓俄羅斯一時間都顯得黯然失色。這些方面有多個證據和信號,比如,在中美阿拉斯加會談中,中方罕見地對美方代表加以訓斥。美國副國務卿溫迪・舍曼在7月份的天津之行中,收到了中國給出的「兩份清單」和「三條底線」。美國氣候特使克里在與中國代表的洽談中,也遭遇到中方帶有批評性的意見而又無可奈何。綜合上述信號來看,拜登政府大概率會在實質上選擇接受基辛格的觀點,也就是決定與中國共存,承認中國的世界地位。

這倒不是基辛格的觀點有多英明和正確,而是因為現在拜登政府及其班子成員,其理論素養和實際水平,局限於現實主義的框架之內,他們受到的教育就是這樣的教育,他們自恃的理論、信息、經驗和能力,就約束在這個框架之內,非此即彼,走一步算一步,選票為重,面子為重,能用冠冕堂皇的「大詞」(big words)來解釋的,就不費勁去處理了,所有挑戰讓「美國」來買單,阿富汗撤就撤了,以後讓別的總統來面對;非法移民進來就進來了,進來就算了,以後再說了。一切的一切,只要這屆總統過得去就可以了。像這樣的負面圈子,拜登政府在本任期之內不可能跳得出去。

美國總統拜登分別在2月11日和9月10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白宮稱,中美元首在第二次通話期間提到在不讓兩國競爭演變成衝突的責任,又於中美相同利益領域及美國利益、價值和觀點分歧方面進行廣泛的策略討論。圖為2013年,時任美國副總統的拜登在北京與習近平握手。(Getty)

正如過去安邦的分析,拜登總統看中面子。不過,這種「好面子」,不可能得到國會的尊敬,不可能得到新聞媒體的佩服,不可能得到智庫和學者的理性支持,甚至得不到基層軍隊的擁戴,它只能是源自「街道之聲」。美國的民主制度支持了這種「街道之聲」,還有那種在街道上受到歡迎的氛圍。這種類似於BLM運動的「街道之聲」,現在幾乎就是拜登政府唯一能得到的東西。由此可以得出一個關鍵的地緣政治判斷:面對各種挑戰,拜登政府及其班子不可能有創新,美國現有的理論體系也不支持這種創新。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及美國政府的現狀,為中國帶來了地緣政治「窗口期」,中國有條件在2-3年之內,完全無懼美國的壓力,繼續維持鬥爭的主旋律,堅持走下去。不過,中國是否應該採取鬥爭哲學,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現在的美國政治系統,實際只要給他們一個「驚喜」,他們就會立刻亂了方寸。他們的整個政治系統及其經典理論,根本無法適應、應對任何「驚喜」,這是美國格式化的教育系統以及政治系統的天然缺陷,無論是阿富汗,還是新冠疫情,只要遭遇到風險時刻,他們的民主體制及其育成人才的環境,就會完全不知所措。什麼計算機模擬、定量分析、數學模型以及汗牛充棟的理論學說,立刻黯然失色,令人渾然不覺這些研究成就曾經存在過。美國當然不缺人才,不缺見識深刻的專家,但美國的問題在於,這個在戰後已經被鎖定幾十年的政治系統,已經完全處于格式化的狀態,根本無法容納政策異見,而且他們自有自己的方式將這些政策異見拒之門外,就像他們當年冷淡喬治・凱南一樣。

這樣的一個「窗口期」對於中國來說,非常珍貴,可以認為,棋局的主動權已經倒向了中國這一邊,剩下的就要看中國在「鬥爭哲學」中的方向,能否走出漂亮的地緣政治步調,贏得紮實的世界地位和地緣空間。在這方面,由於以往的經驗不多,甚至從來沒有過這樣明顯的窗口期,因而對中國來說,這些也是深具挑戰的地緣政治議題。

最終分析結論:

拜登執政以來美國出現的混亂狀態,顯示了拜登政府不可能有創新,也暴露了美國現有理論體系在應對地緣政治現實時的缺陷。美國的變化,給中國帶來了難得的地緣政治「窗口期」。能否利用好這個窗口期,取決於中國對未來形勢的判斷和戰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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