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盟定位:為何中澳皆是全面戰略夥伴?

撰文:葉德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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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22日東盟與中國建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之際,人們不難發現中國似乎已被澳洲「捷足先登」。在「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30周年紀念峰會」的大約一個月前,在莫里森(Scott Morrison)政府治下陷入與華外交低谷、明確站隊美國的澳洲,就在「東盟澳洲第1屆峰會」上搶先建立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觀乎這兩個峰會的雙方合作項目,其重疊性也非常高,從自由貿易區的進一步發展、地區和平與安全、疫苗與醫療合作、氣候政策、區內政治、人文交流、各類資金援助等都有。鑒於澳洲與東盟也有相對緊密的貿易關係(2019年商品貿易額為63億美元),以及東盟國家在澳洲留學傳統帶來的民間關係,兩者之間的關係在規模上雖遠不及中國東盟,性質上卻有甚大的可比性。

東盟短時間內分別與這兩個立場對立的國家建立結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不禁讓人質疑東盟正在施展「吃兩家茶禮」的策略。

更有甚者,上月底的東盟峰會期間,美國總統拜登告別了特朗普時代的「疏懶」,重新現身東盟,將「東盟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與其極富地緣競爭意味的「自由開放印太」並舉。雙方強調將繼續增強的「東盟美國戰略關係」也包括了上述的各種項目,而東盟在其「東盟美國第9屆峰會」的主席聲明當中,亦特別點出美國依然是東盟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地。

到底東盟的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不結盟」與「都結盟」

其實東盟葫蘆裏的是什麼藥非常清楚,就是要抵抗這個問題背後的二元對立預設,走一條不結盟的路線。在東盟國家當中,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一直講得最為直接明白,例如在上周的中國東盟峰會中,他就說:「區內國家想要跟中美兩個國家都有良好關係,不希望要選邊站。」馬來西亞首相伊斯梅爾(Ismail Sabri Yaakob)同場亦指:「雖然競爭無法避免,但中美關係必需首先由合作定義。」

習近平透過視像方式向東盟領袖發言,強調中國「絕不尋求霸權,更不會以大欺小」。(AP)

雖然兩人只提到中美,但搶先成為東盟全面戰略夥伴的莫里森基本上只是美國的馬前卒,當然也包括在東盟的「良好關係」範圍之內。事實上,在9月「澳英美聯盟」(AUKUS)成立之後,《雅加達郵報》(Jakarta Post)就有評論文章稱莫里森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副警長」。

在此背景之下,只要域外勢力願意支持「東盟中心地位」,即以東盟為印太地區組織的核心,東盟基本上對各種戰略夥伴關係也是無任歡迎的。例如日、韓與東盟早存在戰略夥伴關係,歐盟去年也將與東盟關係提升至戰略夥伴的地位,印度本年亦與東盟開展「東盟-印度發展夥伴計劃(AIDPP)」,連俄羅斯近年也積極經營與東盟國家的關係,特別是在軍事合作或軍售的層面,當中也包括了泰、菲等美國傳統軍事盟國。東盟的「不結盟」,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算是一個「都結盟」的策略。

東盟中心地位面臨威脅

然而,隨着美國的印太轉向、東盟國家就成為了其招兵買馬對付中國的前線陣地。與當下的印度、澳洲、日本等國不同,東盟並不願在這場戰略對峙當中扮演任何主動角色,如李顯龍所說的一般。但這種冀望置身事外的態度,在美國的進取攻勢之下,卻構成了對「東盟中心地位」的威脅。

首先是本年首次舉行領袖峰會、動作甚多的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其次就是英美助澳建立核動力潛艇的「澳英美聯盟」。由於印度有自冷戰以來長久的中立傳統,Quad的種種合作項目雖與東盟的各種區內關係有所重疊,但暫時不涉重大軍事合作,值得讓站在門外的東盟擔心,卻未構成重大威脅——雖然越南等國離群參與Quad架構會議早惹來不滿。

不過「澳英美聯盟」卻是另一回事。這種軍事合作企圖將澳洲打造成美國區內的軍事前線,繞過東盟直進該區,也改變了以往美國的點陣式軍事基地部署,轉而以聯盟國家為單位去在軍事上抑制中國,造成更大的潛在不穩。此聯盟的「核內涵」更有可能違反東盟建設無核武區的既定立場。

對於東盟的憂慮,無論是美國自身,還是Quad,即便只是口頭說說,都會特意聲明他們對「東盟中心地位」的支持。可是,莫里森政府外交手段的不濟,卻使東盟一些主要國家不得不(以東盟溫和的標準而言)較強烈的取態去表達其對「澳英美聯盟」的不滿。

莫里森在「澳英美聯盟」一事上的外交失當,接連得罪到法國、印尼等一系列國家。(AP)

正如法國得到的對待一般,澳洲當局在「澳英美聯盟」成立前數天與印尼的外長防長會議,竟然沒有預先作充份照會,完全沒有將「東盟中心地位」放在眼內。這就導致9月底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以出訪國內省份為由拒見企圖到訪「補鑊」的莫里森。到了10月底澳洲與東盟建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之際,佐科維多多更被指在會上不斷重覆並有力地提出對「澳英美聯盟」的不滿,破壞了莫里森作為美國「副警長」的睦鄰工作。

與歐盟強勢的中央機構不同,東盟中央力量鬆散,意見不一的成員國集體行動能力甚低,特別是在經貿以外的層面——例如對至今事發超過9個月緬甸政變,東盟依然無法有效解決紛爭,只能半拖半就的處理。因此,雖然「東盟中心地位」的地緣主導權和獨立性是東盟的核心精神,但此地位一直也是靠外部勢力的尊重而成,並非由東盟主動維持。此時的大國博奕格局之變,就對此中心地位構成挑戰。

危與機的兩面性

雖然外部勢力繞過東盟的域內部署無疑是對「東盟中心地位」的挑戰,但東盟國家在區內的不可或缺性也使之成為了各方極力爭取的對象——例如在外來疫苗供應之上,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東盟國家所佔的份額都排在前列。這就構成了大國博奕對東盟而言同時是危也是機的兩面性。但東盟能否超越着利於各方爭相拉攏的層次,轉而乘勢壯大自主?

正如同樣是生於危機之中的歐盟一般,東盟所需的也許是如法德之於歐洲一樣的盟內有力大國領導走向。本年以來,無論是在緬甸問題,還是在「澳英美聯盟」等外力侵入之上,區內人口最廣的印尼都明顯佔據了主導話語權的角色。雖然其實質成效有限,卻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至於東盟有沒有辦法在其中心地位愈加不被尊重之際,將其被動態勢轉成主動,對外力介入作出更有力的實質回應,則是各界應當細心觀測的未來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