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極清算特朗普?  福山論美國的去極化之路

撰文:外部來稿(國際)
出版:更新:

極化是指美國社會在共和黨人長期執政的紅色州和民主黨人執政的藍色州之間的尖銳分化。提出「歷史終結論」的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本文中逐一檢視了可能有助於美國實現去極化的三個方案,即在選舉過程中推行「排序複選制」,培育民主共和兩黨之外的第三大政黨,在基層啟動協商民主運動。並認為,長期來看,美國需要有一個謀求推動嚴肅變革並能夠實施變革方案的政黨在一場選舉中取得決定性勝利,歷經幾個選舉週期,才能實現去極化。且最好由民主黨人獲得這樣的選舉勝利。
作者:法蘭西斯・福山
原文題為《Pathways from Polarization》,由在線雜誌American Purpose發佈於2022年8月3日。本文由歧路聽橋翻譯。

極化即美國社會在紅藍之間的尖銳分化,是今天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唯一最大弱點。

我們目前面對通貨膨脹、種族和性別不平等、犯罪、吸毒、氣候變化、移民等諸多挑戰。假如美國人根本不信任彼此,並力阻對方提供任何解決方案,那麼所有這些問題都會變得更難以解決,甚至不可能解決。

俄羅斯總統普京等敵人更理解美國的這一弱點。普京盡其所能,擴大那些分歧,並已在一個他認為美國太過軟弱和自私,從而無法有效應對的時刻,在地緣政治方面採取了行動。

許多人已注意到極化的中心地位,並就如何擺脫極化局面提供了解決方案。其中包括:實施制度變革,尤其是在選舉法方面,這將重整激勵政界人士展開活動的架構;培養中間性質的第三大政黨,這個黨可以收攏現有兩大政黨各自極端派系之外的中間勢力;展開基層運動,自下而上確立溫和節制和相互理解的原則。所有這些方案都將是去極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們都不足以單靠自身或盡快實施就能解決極化問題。

考慮到我們民主制度的性質,擺脫極化之路必定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說,在一場重組各方力量的選舉中,一個政黨決定性地控制了國會參眾兩院和總統大位,並在兩到三個選舉週期內持續掌權。如此重組固然史上罕見,但假如兩大政黨之一能打好手中的牌,那麼在未來一些年,結合人們提出的其他方案,那或許是可以實現的。

拜登在2020年以中間派候選人身份當選,這樣的候選人可能在特朗普卸任後回復國家到一定程度的常態。(AP)

第一條進路:推行排序複選制

我們來逐一審視涉及極化問題的不同解決方案。先來看制度修復措施。

許多人士業已指出,美國「得票最多者當選」的選舉制度往往形成兩大對立政黨,尤其是在與政黨活動人士傾向於投票的大眾初選混合在一起時。如政治學家李·德魯特曼(Lee Drutman)和其他人所主張的那樣,改變選舉規則為「排序複選制」(ranked-choice voting),或更好的是,在多議席選區實施比例代表制選舉,將減少那些曾在整個美國歷史上妨礙獨立的第三大政黨崛起的破壞性因素。

選舉制度在美國憲法中未有具體載明,緬因州、阿拉斯加州和紐約市等個別州和市已採用多個版本的「排序複選制」。在這種制度下,選民選擇的不是一個候選人,而是一批排名有先後的候選人,假如他們首選的候選人未能獲得多數,他們的選票將投給下一個他們青睞的對象。這使得投票給第三大黨候選人而不必擔心這會幫到你最不喜歡的那位候選人變得完全可行。

「排序複選制」的麻煩在於,要令其發生重大效力,就必須在相當多州的政黨初选和總統選舉中採用這種制度。長期來看,這是可能發生的,但對「排序複選制」的抵制,目前在兩大政黨那裡都比較強烈,它們不希望看到自己的雙頭壟斷地位遭到削弱。此外,「排序複選制」無法確保有利於第三大政黨的獨立發展,比如,在實行這一規則的澳洲就是這樣。

特朗普早前批評FBI突擊搜查其私人寓所海湖莊園,指拜登是「國家的敵人」。(AP)

第二條進路:培育第三大政黨

這樣,「排序複選制」的付諸闕如影響到第二條去極化進路即出現一個能獨立發展的第三大政黨的前景。

為給選民提供其他選擇,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紐約市長楊安澤(Andrew Yang),與前新澤西州州長克麗絲婷·惠特曼(Christine Whitman)以及更新美國運動(Renew America Movement)一道,共同組建了中間立場的前進黨(Forward Party)。楊安澤指出,民調數據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不滿於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提供的選擇。任何一個這樣的第三大黨的獨立發展,終將取決於「排序複選制」的推廣,而且作為推動現有政黨接受選舉法修改的工具,可能效果最佳。

12月14日在競選集會現場,楊安澤與支持者們合影。(Twitter@Andrew Yang)

第三條進路:基層民主動員

去極化的第三條進路始於基層,包括努力教給美國人文明和協商的藝術。

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勇敢天使」(Braver Angels),該組織謀求在社區層面溝通紅色和藍色美國,並培養超越黨派界線的信任。「勇敢天使」在全美各地設立分支機構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這表明普通美國人確實渴望擺脫目前的僵局。

另一個思路是詹姆斯·菲甚金(James Fishkin)的協商民主實驗室(Deliberative Democracy Lab),該實驗室開發的一項協商技術是,在一段時間內將持不同觀點的美國人聚集在一個房間裡,為他們提供優質信息,並鼓勵知情的討論。(這裡可以披露一下,協商民主實驗室剛剛加入了我自己在斯坦福大學的民主、發展和法治中心。)過去一年進行的無數議後民意調查顯示,當參與者擺脫了當下的泡沫,相互之間以文明的方式進行互動時,這一模式是能建立共識的。(詹姆斯·菲甚金,原文寫作Jim Fishkin,生於1948年,現任斯坦福大學傳播系教授,以倡導協商民主著稱。——譯註)

這些基層舉措對確立對更溫和政治形式的支持至關重要,但面對兩大挑戰。其一是規模:這些群體及其技能的相應意義和效力有待全國層面認可。其二是所有基層組織都面對的挑戰:它們需要充當動員平台,更直接地聯絡政治體制,並引導人們投票支持改革,而在一個民主的政治體制下,權力正存在於投票當中。為此,它們除了需要在全國范圍內獨立生存下來,還需要強大、可見的政治領導,而這兩點都很難實現。

實現去極化的長期方案

制度規則上的改變、第三大政黨、基層組織,都是可能有助於去極化的重要手段。

但許多政治改革建言都面臨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你不能通過立法去減少極化,除非你已經降低了極化的程度。謀求長期解決方案的進路,短期內會受阻。解決這一難題的唯一辦法是通過民主進程本身:也就是說,要有一個謀求推動嚴肅變革並能夠實施變革方案的政黨在一場選舉中取得決定性勝利。

利用一場重組各方力量的選舉實現去極化,這在美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自1876年蒂爾登大戰海斯的選舉(見證了殘存的聯邦部隊從南方撤出),到1896年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當選總統,美國出現過一個可與今日相提並論的極化局面。那時的選舉是密集的,對國會和總統大位的控制幾乎每隔幾年就換一次手。在許多方面,這個國家在從一個以家庭農場和小城鎮為中心的農業社會,轉變為一個大多數人居住在大城市的城市-工業化社會的過程中,面對著類似的大規模社會經濟轉向。當時兩黨的立場是翻轉的:民主黨是一個保守落後的政黨,在南部和中西部農村地區擁有強大的支持,而共和黨的權力基礎在東北部工業區,代表正向全球市場開放美國的企業和銀行業精英的利益。恰如今天,當年的社會經濟變革造成的經濟混亂催生了一場民粹主義運動,即內布拉斯加人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領導的運動,布萊恩(以比特朗普禮貌得多的方式)猛烈抨擊富有的東部精英的控制。(蒂爾登,即Samuel J. Tilden, 生於1814年,卒於1886年,民主黨人。海斯,即Rutherford B. Hayes,生於1822年,卒於1893年,共和黨人。在187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海斯以185對184的選舉人團選票險勝蒂爾登,後者在大眾選票方面勝出26萬票, 這使得本次選舉出現巨大爭議。威廉·詹寧斯·布萊恩,生於1860年,卒於1925,曾三度作為民主黨候選人競選總統。——譯註)

今天,極化的基礎是相近的社會經濟分化:一方是主要立足於農村地區和較小市鎮的共和黨,另一方是以典型的城市居民為核心選民的民主黨,那些市民受益於面向全球經濟的開放局面。恰如十九世紀之交,近年來的移民水平已攀上新高,催生了本土主義者對湧入美國的新族群的強烈不滿。但在1896年,美國實際上已經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個它想成為的社會:它將國會和總統大位的控制權賦予了共和黨人,接下來的十六年間,共和黨人一直掌控國會和總統大位。這樣的控制使進步時代的改革措施成為可能,那包括,美國成長為一個能夠應對工業經濟監管挑戰的現代國家,同時擬定一套適合崛起中的大國的外交政策。

這樣一場重組各方力量的選舉,會發生在當代美國嗎?假如兩大政黨之一在政策和言論上都採取真正溫和、中間的立場,這樣的選舉就會發生。兩個政黨中,無論是更好還是更糟,必須是民主黨人勝出才好。我不是作為一個立場強烈的民主黨人(儘管我現在是一個民主黨人)這麼說,只是考慮到這些政黨目前的狀況。

共和黨和民主黨各自的問題所在

過去的幾個選舉週期,兩黨都被它們的極端主義一翼控制。但特朗普和他的重振美國運動(MAGA)對共和黨的接管,要比民主黨方面發生的任何事情都徹底得多,並代表著一種毒烈許多的政治形式。

共和黨的這一翼為有關特朗普以壓倒性優勢贏得2020年大選但遭欺詐手段奪走勝利的「彌天大謊」背書,並一直在設法安插能在2024年推翻一場民主選舉的選舉官員。許多共和黨人知道這是錯誤的,但因為懼怕共和黨選民,而無法公開與特朗普決裂。像國會女議員利茲·切尼那樣確實敢言的人已遭到這個黨排擠。重振美國運動的基礎選民從未超過全體選民的35% -40% ,但確實構成了共和黨選民的多數。因此,至少在開始不斷輸掉選舉之前,當代共和黨永遠不會孕育出一個具有廣泛吸引力的中間路線願景。

民主黨被其進步主義一翼的接管得遠不是多麼徹底,且在某些方面更費解。儘管在2016年和2020年,進步主義火炬手桑德斯(Bernie Sanders)都有出人意料的出色表現,但他兩次都未能獲得提名。相反,是拜登在2020年以中間派候選人身份當選,這樣的候選人可能在特朗普卸任後回復國家到一定程度的常態。

但當選總統後,拜登的施政沒有基於國家的中間立場,而是基於他所在政黨的中間立場,且向「正義民主黨人」(Justice Democrats)和「小分隊」(The Squad)這樣的團體做出的讓步遠遠多於他的很多選民的期待。這始於一系列大規模支出法案,其中高潮是最終失敗的「重建更美好未來」法案(Build Back Better),其累積效應增加了通脹壓力,民主黨此時此刻要為之承擔主要責任。民主黨的行事就好像,眼下是1932年,而非2020年:2020年,他們沒有在兩院都佔據絕對多數,只在參議院有微乎其微的優勢。進步人士認為,參議員曼欽(Joe Manchin)和西內馬(Kysten Sinema)這樣的中間派要為失敗負責,但錯誤更在於他們獲得的授權太過薄弱。(正義民主黨人,成立於2017年1月,倡導競選財務改革和僅對誓言拒絕大財團捐獻的候選人提供支持。小分隊,是對持有進步立場的六位民主黨國會眾議員的統稱。——譯註)

在文化領域,民主黨的失敗最具破壞性。因應2020年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遇害事件,民主黨的許多進步人士接受了「削減警察部門經費」(Defund the Police)的口號,這是有史以來在政治和實質政策方面設計最愚蠢的口號之一。波特蘭、西雅圖、三藩巿和其他深藍城市的許多當地民主黨人隨後採取了行動。在移民問題上,這個國家的顯著多數人口一般來講支持移民,同情尋求庇護者,但也希望移民過程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但強力的移民執法仍不受民主黨激進一翼的歡迎,也不獲拜登行政分支的支持。最後,在批判性種族理論和跨性別意識形態等議題上,一些進步立場確實是成問題的。打著種族正義的旗號瓦解基於學生表現的公共教育,是在亞裔美國人等關鍵選民當中動員反對力量的可靠方案。保守派媒體利用並誇大了一些怪異的文化立場,這是事實,但主流民主黨人假如果斷與黨內其他人士推崇的極端立場切割,擁有「修女索爾佳」(Sister Souljah)時刻原本不應太難。(修女索爾佳,本名Lisa Williamson,1964年生於紐約,美國作家、活動人士、音樂家和電影製作人。修女索爾佳時刻,指對被認為與某位政治家或其政黨有某種聯繫的極端人士或聲明的公開否定。——譯註)

認為2020年投票給特朗普的七萬以上美國人中,絕大多數是受種族主義和厭女症驅使的死硬「重振美國」派人士,這絕非事實。事實上,西班牙裔和其他少數族裔數量龐大,特朗普曾加以詆毀,但他們仍對拜登的文化和經濟政策持謹慎態度。許多保守派人士反對特朗普,就像反對他們認為立場極端的覺醒派民主黨候選人。事實證明,即使在波特蘭、三藩巿、西雅圖和紐約這樣的深藍地方,進步主義文化政策在選舉方面也是有毒的;在那些地方最近舉行的選舉中,極左翼的民主黨候選人輸給了中間派候選人,或者遭學校董事會和其他選舉崗位罷免。無論如何,動員進步派活動人士併升級加州和紐約州的選票統計,是贏不下總統選舉的;要贏得總統選舉,得在搖擺州說服中間派選民和獨立選民。

最近一段時間,在經濟和社會政策方面,拜登總統開始加碼其中間立場的記錄。國會在德州尤瓦爾迪市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後通過了一項溫和的槍支管制措施,以及美國半導體製造業的芯片法案,且在參議員曼欽和舒默之間達成出人意料的妥協後,可能很快會對一項縮水後的氣候法案採取行動,該法案將嚴肅應對能源轉型的部分問題。國會通過的這些法案吸引到共和黨人驚人程度的支持,這使得它們很難被說成是可能搞砸經濟、立場極端的左翼提案。

那些拜登沒有強力採取行動的領域會將他自己定義成文化上的中間派。嚴格來講,他說過一些正確的話,比如批評「削減警察部門經費」,但他並不經常且大聲說出那些話;在移民執法等問題上,他也完全保持沉默。

楊安澤是正確的:人們對現行兩黨制普遍不滿,此外,大批未被俘獲的中間派選民厭惡政治光譜兩端的兩黨極端勢力。考慮到我們的選舉體制,他能做出改變的最大機會不大可能是在全國層面贏得權力。相反,在全國層面贏得權力將威脅到民主黨人,他們將失去自己的中間派選民,這將迫使他們轉向他的方向。但這場遊戲可能是危險的,或許只會分化那些重振美國運動以外選民的選票(楊已誓言不會這麼做)。

結語

總而言之,走出極化的最直接進路,是民主黨人明確採取行動,佔領美國政治的溫和中心,並在此基礎上贏得選舉。

通過頒行明智的經濟和社會政策,證明有效治理的可能實現,並與他們自身的左翼文化議程徹底決裂,他們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這正是我們許多人希望拜登在2020年後會做的。他和民主黨的現任領導層是否有能力做成任何一丁點這樣的事情,尚不得而知,而且時間非常緊迫。也不清楚黨內是否存在可以獨立行事的其他領導層。

假如民主黨人要收復失地,開始更一貫地贏得選舉,共和黨人就必須認識到,特朗普把他們帶入了死胡同,他們必須吸引的不是自己的極端選民,而是中間派選民。

1896年,極化正是這樣結束的;2024年,極化也可能這樣開始結束。

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采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舒華茲講座、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美國史丹福大學弗里曼-斯波格利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本文獲「時政國關分析」微信公眾號授權轉載,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