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師、流亡領袖與性醜聞:達賴喇嘛為何引發西方輿論內戰?

撰文:劉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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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上旬起,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陷入了輿論漩渦。

事件起於4月10日,達賴辦公室發表聲明,稱對一段影片中,達賴親吻印度小男孩、並向對方表示「吸我舌頭」的行為表示歉意,「尊者經常以天真和玩鬧的方式逗人,甚至在公共場合和鏡頭前也是如此,他對此事表示遺憾。」然輿情並未就此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首先是西方輿論場,媒體普遍轉載了達賴的道歉,引發不少網民抨擊達賴「戀童癖」、「性騷擾兒童」;部分媒體在報道中暗示,達賴此舉出自西藏傳統文化、而非性訴求,「在傳統西藏文化中,吐舌禮是人們向對方表達最高敬意的一種方式。」但這一敘事同樣引發批評,例如總部位於德里的HAQ兒童權利組織便向CNN表示,「有新聞提到西藏文化中有吐舌頭的行為,但這段影片顯然與任何文化表現無關;就算真的是文化表現,那也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接著是中國輿論場。達賴的相關消息向來會受網路管制,無法順暢流通,此次卻無阻曝光,自會引發諸多討論。有鑑於達賴此舉確有爭議,加上西藏與中印議題的政治屬性,網友自然一面倒批評達賴;雖說中國官媒未正式論及此事,但媒體人胡錫進已連發數篇評論,既批評達賴,也抨擊西方媒體罔顧事實,同時跟進點評達賴此前的類似爭議,包括在2016年公開撫摸美國歌手Lady Gaga的大腿遭到對方制止,以及在2018年撫摸英國女孩Tilly Lockey的上臂,並稱達賴「顯然已非初犯」。

平心而論,從過往的輿論生態來看,中國網友與媒體人抨擊達賴並不意外,真正有趣的是,西方輿論與媒體似乎為此開打內戰,展演了左右互博的殘酷拚殺。

一名小男孩走上台,問達賴喇嘛「可不可以抱你?」(Twitter截圖 / @VickyDavilaH)

西方如何描繪達賴

回顧此前,達賴在西方社會的形象可謂一派光明。其不只是一位藏人、藏傳佛教僧侶,在不同政治人物、荷里活明星的表述間,達賴是「我們的一員」,是精神上的父親、偉大的朋友、來自禁地的特殊存在、非暴力的烈士,雖流浪多年,卻一貫笑容和煦、充滿智慧。然這般形象不是一夕成型,而是受到政治與市場需求的雕塑。

達賴在西方的初登場,可以回溯至1960年代前後,特別是其1959年逃離中國、流亡印度後,諸如《時代雜誌》等報刊通過攝影,將達賴帶入了西方讀者視野。彼時的達賴年紀尚輕,面對鏡頭笑容燦爛、體態優雅,穿著有別於周遭隨從,對多數西方讀者來說,初入眼簾的達賴涵納了各種模糊元素:東方、貴族、神祕宗教、流亡人士。

然而時值中美蘇大三角變化前夕,中蘇交惡逐漸浮上檯面,中美聯繫則私下進行。在此背景下,西方媒體儘管報道達賴、向讀者介紹其存在,卻不願過度討論西藏問題,也不願將達賴單純形塑為政治人士,因為在現實政治場域,美國正準備緩和對華關係,過度消費西藏問題可能導致計劃生變。故綜觀1960年代乃至1970年代,達賴在西方的媒體圖像呈現,更多是穿著長袍、手持法器、主持儀式的宗教人士,而非領導「西藏事業」的政治領袖。

此一時期報道達賴的媒體,除了部分主流刊物外,還有許多歐美佛學報刊與雜誌,例如《Shambhala Sun》(現已更名《Lion's Roar》)、《Buddhadharma》與《Tricycle》,其讀者多為歐美佛教徒。從結果來看,此一時期的達賴未能讓「西藏事業」打入西方主流,卻在傳媒有意識的牽引塑造下,成功奠定自己在西方社群的「宗師」形象。

達賴喇嘛1959年出走印度。(資料圖片)

1980年代起,中美關係出現雜音,聯合抗蘇的需求也不再如過往強烈,美國開始提取達賴被覆蓋許久的政治形象,有意在西藏問題上形塑輿論戰線。此一時期,西方媒體不再執著過往的「宗師」議程,而是轉為強調達賴的政治身分:流亡政府領袖。當然,多數西方讀者對於中國的想像依舊陌生,更不知道西藏問題的來龍去脈,自也就對各方的確切爭議及訴求不求甚解。但西方媒體同樣無心於此,其最高目標,就是讓讀者一見達賴臉孔,便直覺聯想「被壓迫的西藏」,西方媒體當然知曉讀者多對於西藏歷史興趣缺缺,但在其議程塑造內,西藏本就不是應該深入探討的話題,而是一個扁平符號,與政治化的達賴血脈相連。

而這一議程迎來的第一高峰,便是1989年達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藉由這一儀式,達賴的「西藏事業」被確立為西方政治正確,其本身則被上升到近乎純潔的聖人地位:爭取民族獨立、反抗獨裁壓迫、阻卻人權侵犯,滄桑浪漫又一片冰心。簡言之,當諾貝爾獎對達賴進行「加冕」,後者的輿論待遇便註定會不同以往。

與此同時,兩部1990年代電影強化了達賴的政治形象。首先是1997年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其改編自奧地利登山者哈勒(Heinrich Harrer)的同名作品,講述其於1944年至1951年在藏生活、並與年輕達賴結識相處的歲月。片中一幕呈現,因為擔憂殺死蚯蚓,故西藏苦力拒絕繼續挖土施工,達賴隨後告訴哈勒,西藏人民相信所有生物都是前世的母親,所以不能傷害任何有生命的東西。當然,只要觀察西藏諸多宏偉佛寺,便能知曉這般情節不過是東方主義的詭異展演,就連支持藏獨的西藏流亡作家嘉央諾布(Jamyang Norbu)都批評「藏人看到會覺得荒唐可笑」,卻仍有不少西方觀眾為此感動。

接著是1997年的《活佛傳》(Kundun),其本質上便是達賴的個人傳記片,不僅西藏流亡政府成員參與製作,達賴本人亦多次同導演會面討論劇本。與《西藏七年》類似,電影同樣強調宗教的東方主義元素,例如旁白開場稱「在戰火紛飛的亞洲,西藏人一千年來一直踐行非暴力活動。」更重要的是,《西藏七年》與《活佛傳》都以「中國入侵西藏」為敘事主軸,形塑了藏人愛好和平、共產黨冷酷無情的對照框架,並強調中國統治對西藏造成的破壞,以及達賴堅持和平談判的理想光環。

2017年9月11日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北愛爾蘭出席記者會時發言。(Getty)

達賴形象何以崩解

綜上所述,達賴之所以能在西方擁有無數正面臉孔,從佛教宗師、流亡領袖到宛如甘地(Mahatma Gandhi)般的非暴力聖雄,其實離不開國際政治的宏觀背景,以及媒體配合的精雕細琢。

正因如此,此次「性騷擾兒童」的醜聞疑雲爆發後,西方輿論場難免陷入歇斯底里的精神分裂,且自我廝殺得比任何地方都嚴重。在部分人看來,諸如性醜聞這般負面標籤,應當是象徵邪惡的中共官員專利,代表光明的達賴絕無可能沾染,故有部分輿論第一時間選擇替達賴辯護,結果卻讓事態愈演愈烈。

首先,部分人士指稱影片經過變造,意在醜化達賴形象,是「中共慣用伎倆」,然報道此事的西方媒體無一提出此類控訴,這一攻擊自然無法持續。接著,又有緩頰聲音表示,達賴不過是與兒童玩耍時,開了「無傷大雅的玩笑」,西方媒體卻爭相報道達賴「道歉」,顯然有所偏頗。但從結果來看,此一說法依舊不能平息西方輿論怒火。

奧巴馬(右)在總統任內曾4度於白宮會見達賴。(白宮官網)

而後部分聲音決定從文化場域入手,方法就與《西藏七年》等片的東方主義如出一轍,強調「吐舌禮」是西藏傳統,並抨擊西方媒體、譴責達賴者,「是以西方視角來扭曲解讀藏族的傳統文化」。但此說反而招致更猛烈批評,部分輿論反擊稱,「吐舌」不等於「要求孩童吸吮舌頭」,更有部分輿論借此討論,藏傳佛教的部分實踐究竟與兒童性剝削有何差異?少數西方網友更聯想到「將農奴做成法器」的殘忍過往,憤而直斥西藏與藏傳佛教野蠻。簡言之,「尊重文化差異」這一說詞,明顯是發揮了反效果。

而從政治視角來看,不論達賴此舉的真實動機為何,這次風波意外凸顯一大現實:伴隨西藏情勢穩定,獨立與人權議題的操作空間漸少,西方似乎不願再如過往般,費心維繫達賴的形象工程。

論起輿論管制,中俄等國通常是各界的首要想像;但外界其實忽漏了,只要西方有意進行輿論工程,其管制與包裝力道同樣可以排山倒海,否則如達賴辦公室聲明所述,「尊者經常以天真和玩鬧的方式逗人,甚至在公共場合和鏡頭前也是如此」,代表這或許不是達賴首次對兒童「開玩笑」,那麼何以多年來「玩笑」都只是「玩笑」,沒有成為輿論譁然的「性醜聞」?無獨有偶,2016年達賴撫摸Lady Gaga大腿遭制止的片段,何以未在當年發酵,而是待到今日才一併被翻出,連帶成為話題?

2019年,達賴喇嘛(圖中)接受美國《時代》(TIME)雜誌專訪,就達賴喇嘛制度的延續做出評論。(Reuters)

當然此次仍有部分西方媒體展現維護立場,但也僅止於暗示西藏有「吐舌禮」,而非直接下場參戰,部分西方媒體更是藉由採訪學者,指出西藏文化並無「要求孩童吸吮舌頭」這一傳統,顯然是想搭起輿論防火牆,避免自己同達賴玉石俱焚。如此態勢,明顯與1990年代前後,達賴獲諾貝爾獎、參與《活佛傳》的眾星拱月氛圍相去甚遠。

而上述現象,除了反映西方對西藏議題的意興闌珊,或也折射出西方「人權青年」的世代交替。如前所述,達賴是1980前年代起,才被西方輿論場積極政治化,當年的青壯世代或多或少都受此氛圍浸染,對達賴留下了絕佳印象,同時對自己從未涉足的西藏寄以同情;但對如今的互聯網「人權青年」來說,其更關注身分政治相關話題,為了難解的種族與性別辯論鎮日糾纏,論及時事,也是俄烏戰爭更有流量。在其看來,新疆、阿拉伯之春或許都有些許過時,更何況年代久遠的西藏議題?而網路輿情的沸騰,也多少會令西方媒體有所顧忌,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維護達賴。

歸根結柢,是西方政治與輿論市場的需求變化,導致了達賴的形象流轉。眼下中美博弈仍在繼續,但西藏已非主要戰場,達賴的「完美無暇」自也就無關緊要。

達賴的西方形象何時開始積極政治化?

1980年代起。

為何西方此次不竭力維護達賴?

西藏議題逐漸失效,網路輿情有不少負面聲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