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伊朗冷靜、比土耳其低調：面對以巴衝突　沙特到底怎麼盤算？

新一輪以巴衝突發展至今，中東各國的反應互有不同。

首先是作為當事方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lestinian Authority）當然譴責以色列的無差別屠殺，卻也對哈馬斯的襲擊委婉表達了「不支持」，最後巴方不僅無法阻止以色列入侵加沙，也沒能控制約旦河西岸的暴力蔓延；而哈馬斯雖贏得了宣傳勝利，強迫各方正視沉寂已久的巴勒斯坦問題，卻似乎在「如何收場」上一籌莫展，也沒能阻止加沙人民被以色列屠殺。最終，以色列的報復依舊強悍，巴勒斯坦則一如往常展示了兩條路線：權力機構只能「等待正義到來」，哈馬斯則上演了不惜成本的血戰。

再來是埃及。其站穩了三點立場：第一，沒有人可以強迫埃及在西奈或其他地方接收巴勒斯坦難民；第二，西奈半島是埃及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加沙民眾不應該被強迫遷出加沙。顯然，埃及相當擔憂衝突的外溢成本，或也正因如此，埃及積極表示願在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進行調解，最後成功與卡塔爾、美國共同斡旋了4日停火。無獨有偶，擔憂難民湧入的約旦也是類似立場。

接著是伊朗。通過調度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伊朗在襲擊以色列上贏得了初期的政治勝利，其內部強硬派更是沾沾自喜，認為這次襲擊代表伊朗有能力干預中東政治，尤其是破壞沙特與以色列的和平計劃。但面對以軍悍然進攻加沙，伊朗的立場轉趨冷靜，顯然不想捲入衝突泥淖，也不願為哈馬斯打上一仗，因此做為伊朗附庸的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民兵雖有動作，卻更像是有口無心的「反抗表演」。

再來是土耳其。安卡拉的初始反應相當平衡，既譴責對平民的襲擊，也呼籲各方保持克制，畢竟其才剛與以色列恢復互派大使。只是隨著加沙局勢升級，土耳其的立場也愈趨激烈，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既稱哈馬斯是「解放組織」，更嚴厲批評以色列對加沙的空襲與地面攻勢，並稱土耳其願與各國共同「擔保」以巴衝突。平心而論，土耳其或可在釋放人質上與哈馬斯交涉，卻在斡旋以巴衝突上缺乏有效槓桿，且對周遭阿拉伯國家來說，土耳其始終不是「自己人」，因此綜觀中東，至今最有力的斡旋國還是卡塔爾。

而如埃及、約旦般積極避禍也好，如土耳其、伊朗般激烈表演也罷，有一中東大國面對此次衝突格外低調，既不高調譴責以色列，也未如卡塔爾般私下穿梭斡旋，那便是沙特。

沙特與海灣國家的角色分工

而要了解沙特冷淡的原因，可以先參考衝突爆發前，海灣六國面對以色列的「外交分工」。

其中，科威特明確拒絕了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阿曼、卡塔爾則採務實共存姿態，雖不建交卻持續深化互動；阿聯酋、巴林則直接衝破政治正確，與以色列建交；沙特原本與阿曼、卡塔爾姿態類似，但在衝突爆發前已逐漸走向阿聯酋、巴林路線，只是最後被「阿克薩洪水行動」打斷。

上述現象，既凸顯巴勒斯坦議題愈發「脫鉤」於現實政治，也體現了海灣六國的某種角色分配：作為沙特附庸的阿聯酋、巴林，在老大哥支持下直接行動，率先與以色列建交；一向扮演海灣和平鴿的科威特，守住了巴勒斯坦議題的門面；與科威特角色類似的阿曼，即便與以色列修好，也始終沒有踏出建交的一步；擅長「小國大外交」的卡塔爾，扮演了斡旋以巴衝突的關鍵樞紐，與以色列、哈馬斯都有溝通管道；而作為海灣領袖的沙特，即便面對「不安分」的卡塔爾，還是大致協調了前述各國的角色展演。

簡單來說，海灣國家面對以巴衝突，出於區域平衡、角色分配的不同需求，本來就不會有統一立場。例如這次衝突爆發後，巴林與阿聯酋直接譴責了哈馬斯，沙特在內的其他4國則專注於維繫政治正確：檢討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長期壓迫，但也僅只於此，因為各國都不想破壞與以色列的實質互動。但當以色列劇烈空襲加沙、發動地面攻勢後，各國領導人迫於輿論壓力，只能升高政治譴責，沙特、阿聯酋、卡塔爾更在外交層次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只是「分工模式」的延續還是相當明顯。

其中，阿聯酋剛好是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的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所以便作為「阿拉伯世界代表」，在安理會進行了一系列政治表演：要求舉行緊急閉門會議、呼籲停火、表決議案等。只是，大開殺戒的以色列連美國的話都未必會聽，聯合國的決議與譴責究竟能有多少重量，阿聯酋當然也是心知肚明，但不發聲的政治成本必然大於發聲，所以即便「只是過場」，有的場面也是「不得不過」。

卡塔爾則一如既往扮演了斡旋樞紐。自2012年哈馬斯在多哈（Doha，卡塔爾首都）成立政治局起，卡塔爾便多次促成美國、以色列、哈馬斯的高層會晤，就像多次舉辦塔利班與美國官員會談一樣；2014年加沙衝突時，卡塔爾更是促成停火的核心角色。這次當然也是衝突開始不久後，便開始斡旋人質問題，即便血腥的加沙地面戰隨後開打，卡塔爾依舊積極穿梭，最後成功促成了11月24日至27日的4天休戰，並且爭取到了2天延長。可以這麼說，比起伊朗與土耳其的激情表態，卡塔爾的斡旋才是緩解衝突的關鍵，只不過這一緩解暫時還是「治標不治本」，且卡塔爾也絕不會為了巴勒斯坦議題，破壞自己與以色列的政治互動。

再來是沙特。基本上，沙特的作法就與阿聯酋類似，都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角色進行政治表演，但不真正推動實質解決。例如11月11日召開的阿拉伯-伊斯蘭領導人特別峰會，看上去聲勢浩大，其實原因還是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內部存在分歧，所以沙特便把伊斯蘭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找來「二合一」，順道連伊朗總統都邀來進行復交後的首訪，這才勉強形成一份措辭強烈、但缺乏實質圍堵與行動的公報。會上討論時，伊朗、敘利亞、黎巴嫩和阿爾及利亞組成了「激進」陣營，卻沒能一乎百應，海灣六國即便各有角色，也沒有任何一國響應前者提出的強硬方案：中斷對以色列及其盟國供應石油、斷絕與以色列的經濟和外交關係。

11月20日，由沙特籌組的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外長聯合代表團訪華，成員包括沙特、約旦、埃及、印度尼西亞、巴勒斯坦的外長，以及伊斯蘭合作組織秘書長，宣稱是要「推動以巴停火」。這一訪問當然在中國輿論場引起很多討論，但討論改變不了訪問只是政治表演的現實，因為中國在斡旋以巴衝突上不具有效槓桿，來訪成員中也缺乏卡塔爾這般能實質溝通哈馬斯的關鍵國家，所以這些國家的首要目標，還是要對國內輿情「有個交代」，即便真有呼籲停火的用意在裡面，其終極目標也是要降低衝突對自己與以色列實質互動的影響：已經與以色列建交的埃及、約旦不想被政治正確逼著斷交；沙特則還想在風頭過後重啟關係正常化進程。

所以綜上所述，沙特面對以巴衝突，很大程度是在海灣範圍內進行了「角色發包」：衝突之初，正準備與以色列建交的沙特低調神隱，阿聯酋等以色列邦交國則負責譴責哈馬斯，希望側面降低外界對以色列的負面觀感，最大程度為與以色列保持關係、深化互動留下空間，卡塔爾的斡旋同樣是有緩和衝突的考量；加沙地面戰開打後，沙特無法再神隱，阿聯酋也不敢再為屠殺辯護，只是兩國雖提高了回應層級，目標依然沒變，都是希望迎合政治正確、展演自己對議題的關注，但實質的斡旋任務還是落在卡塔爾身上。

沙特王儲的考量

從國家體量來看，沙特不只是海灣領袖，也是阿拉伯世界、中東地區無可否認的大國，卻對以巴衝突如此冷眼，究其緣由，當然還是對國家定位與利益的現實考量。

首先是沙特的國家定位。有不少中國輿論認為，沙特應該負起斡旋責任、甚至代表阿拉伯世界為巴勒斯坦討公道，才當得起「大國」身分。這恐怕是對中東國情的不了解。斡旋與政治協調，對長期擔任東亞主心骨的中國來說，或許是有意義的事情；但在中東這個現實主義當道的尚武之地，對過去的埃及、現在沙特與伊朗等來說，實在不是「大國」該有的表現，而是諸如科威特、卡塔爾這般「中等國家」才會有舉動，真正的「大國」就該攻城掠地、壯大自身，成為「被中等國家斡旋」的對象。

伊朗的作為最是典型，德黑蘭先後介入黎巴嫩內戰、伊拉克戰爭、敘利亞內戰、也門內戰，持續擴大影響力，最後建立「什葉新月」的地緣板塊；沙特同樣介入了敘利亞、也門內戰，只是發現自己不敵伊朗，又想專注耕耘「2030願景」的經濟轉型，所以才在近年降低了地緣挹注，並與伊朗緩和了對峙；再以作為全球「中等國家」、中東「大國」的土耳其為例，安卡拉或許在俄烏衝突上扮演了斡旋者，但在中東區域事務上，還是維持了攻城掠地的兇猛「大國底色」，先後進軍敘利亞與利比亞，並在伊拉克屢屢打擊庫爾德武裝。簡單來說，斡旋在中東不是公認的「大國行為」，所以在沙特的自我認知內，當然不存在自己必須調停以巴衝突的政治理解，而是認為交給卡塔爾處理即可。

再來是沙特的國家利益問題。這部分又可以分出兩個層次：沙特目前的戰略重心是什麼？介入以巴衝突究竟對沙特有何好處？

首先探討沙特目前的戰略重心。如前所述，在發現與伊朗對峙的成本高於獲益後，沙特便希望進行戰略收縮，不再動員附庸圍堵與伊朗「眉來眼去」的卡塔爾，也不想再耗費巨資介入也門戰場、成為胡塞武裝的報復襲擊目標，所以在2023年宣布了與伊朗的復交。但這不代表沙特面對伊朗的擴張「選擇投降」，恰好相反，沙特意在耕耘伊朗參與不了的「新戰線」：第一，以「2030願景」布局國家在後石油時代的經濟與產業轉型，讓沙特真正成為中東的科技、工業與投資強國，被嚴重制裁的伊朗當然無法參與競爭；第二，繼支持阿聯酋、巴林與以色列建交「試水溫」後，也開始布局自己與特拉維夫的建交進程，目的同樣是要與作為中東軍事與科技強權的以色列互通有無，這點與以色列關係極差的伊朗同樣做不到。

當然，前述的戰略轉向，不僅是沙特試錯後的新調整，也是38歲的沙特王儲、實際掌權者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作為新一代阿拉伯領袖，面對時代變局必然會有的視野轉向。

這裡便能切入另一話題：介入以巴衝突究竟對沙特有何好處？其實阿拉伯國家在經歷過去中東戰爭的多次失敗後，大家都已心裡有數：介入以巴衝突除了鞏固政治正確外，沒有任何實質好處，否則曾是阿拉伯民族主義代表的埃及，便不會在1980年率先與以色列建交，曾經大力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業的約旦，也不會在1994年跟進。沙特之所以克制多年，既是顧慮自己作為「兩聖地監護人」的伊斯蘭世界角色，也是因為掌權的父輩們認為沒有必要。因此即便沙特與以色列的關係不斷改善，也始終沒有跨出那關鍵的一步。

但年輕的王儲生於1985年，當時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已成歷史灰燼，作為精神代表的埃及前總統納塞爾（Gamal Abdel Nasser）也已在1970年逝世。王儲沒有經歷過以巴戰爭的亢奮年代，出生不久後代表以巴「兩國方案」嘗試的《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便迅速登場，2000年的「第二次大起義」也沒能吸引各國的實質協助，倒是讓哈馬斯的激進路線成為眾矢之的。

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25歲的沙特王儲也開始參與國政，處理的便是與伊朗的地緣博弈問題，哈馬斯作為德黑蘭棋子，當然是王儲的眼中釘，而不是值得同情的「解放組織」；與此同時，沙特的經濟與產業轉型需求迫在眉睫，「2030願景」不僅是沙特未來的發展重心，也是王儲推出的重要「政治IP」，在穆罕默德眼中，任何地緣議程都不能干擾「2030願景」的進行。

以上經歷決定了，王儲掌政下的沙特不僅不會重走「阿拉伯聯軍對抗以色列」的老路，也不會因此放棄與以色列的建交。即便衝突爆發後被迫進行了一系列支持巴勒斯坦的「外交表演」，慣於管制言論的沙特也始終沒有限制國內的「反哈馬斯」網路輿論。

當然，哈瑪斯這次孤注一擲，確實攪亂了沙特的地緣布局。但國際政治的底層邏輯還是利益與實力，巴勒斯坦議題當然總能吸引廣泛同情，但主觀的立場與同情改變不了巴勒斯坦孤立無援、以色列卻有美國支援的殘酷現實，這個道理埃及已在40年前明瞭且實踐，如今的沙特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