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評論】習近平為何重提反對浪費 中國似已完成新經濟部署

撰文:于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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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以來,面對美國的極限施壓和中國國內嚴峻的通脹形勢,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卻顯得「風輕雲淡」,先是8月11日做出反對餐飲浪費的批示,後於8月16日在中共官媒《求是》雜誌上發表《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的講話。8月18日,在結束了中共北戴河會議之後,習近平又前往安徽視察淮河水情、調研農村經濟。一切看似與應對美國的「遏制」和中國經濟的潛在危機都絲毫沒有關係,更沒有「山雨欲來」的感覺。然而,相比於劍拔弩張的氣氛,這種暴雨前的平靜才是最令對手擔心。

因為只有進行戰略迂迴和佈設陷阱才需要靜悄悄地進行,看似波瀾不驚的背後才是真正的各種調兵遣將。中共其實已經悄然完成了應對新經濟局勢的佈局。不是茫然無措,更不是盲目自信,習近平表現出的風輕雲淡來自於大局已定的自信和更深遠的思考。

8月18日,習近平在安徽考察調研。圖為習近平在阜陽市蒙窪蓄洪區慰問受災民眾。(新華社)

中國已經在黨政兩個系統內,為應對未來的經濟形勢做出了明確的部署和分工。其中,中國的國務院系統主要負責新冠肺炎疫情的善後工作,確保經濟、就業的穩定復甦。而中共自身將直接管理金融,加大金融改革對實體經濟的支撐和指導,同時完成對金融風險的「精準拆彈」。

中共清晰地認識到,只要把住金融這個總「龍頭」,推進經濟恢復和產業升級,切實落實實體經濟的資金需求,中國經濟在短期內就不會有問題,並可以期待長期的發展。而在應對美國科技「遏制」方面,中國政府也已經開始採取了「舉國體制」,通過中國國內經濟的內循環形成更完整的產業配套和產品銷售網絡。在整個的社會財富和資源啟動中,中國的國有企業也正在快速推進「混合所有制」的三年改革計劃。作為中國經濟重大改革和轉型的主要部分,目前也只有農村土地改革和產業發展,中共尚未下定決心進行全面啟動。

可以說,中國政府在宣佈即將應對美國壓力和嚴峻的經濟形勢之前,就已經採取了行動。先做不說,而不是先搞得滿城風雨,再來考慮行動。這是一種中共區別於美國政客的良好習慣。剛剛結束的中共北戴河會議實際上也只是對之前方案進行了又一次的協調和明確。

中國的經濟內循環建設和進一步改革已經開始了,已經做好了最壞的安排,更沒有必要再對美國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花樣百出的「表演」表示驚訝。這使得習近平可以更為輕鬆、自信,並思考一些更為細緻和長遠的問題。尤其在「大戰」之前,習近平更需要維持這種嚴肅而又不失輕鬆的氣氛。

中國糧食並無問題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8月11日,中國各大官方媒體大篇幅集中報道了習近平對於「反對餐飲浪費」的批示。儘管有觀點認為,這預示著中國的糧食供應正在出現了「巨大」的危機。但是,只要真正瞭解到中國糧食產量和消耗量,就會知道這是多麼「腦洞大開」的揣測。正如多維新聞在《中美對抗「戰前問糧」》系列文章中分析的那樣,中國無論是糧食產量還是庫存都沒有太大的問題。真正成為問題的是大豆的進口、豬肉的價格和農民的收入增長。

因此,在分明沒有糧食危機的情況下,習近平重新談及「反對餐飲浪費」、「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除了針對相關具體問題的相關批示外,能夠成為中國官媒集中報道、官僚體系集體附和的原因其實在於習近平是在「旁敲側擊」地對當前政府官員過於浮華、怠政的工作作風提出了批評。敏感一些的人會發現,在2012年底,習近平剛剛執掌中共之後,就曾提出「八項規定」、「反對浪費」,這是習近平「避重就輕」地整頓中共官場的「法寶」。

正所謂「見微知著」。餐桌上的浪費和風氣往往能直接體現官員的思想傾向和工作態度。而在落實新的經濟部署,調整政府部門利益、調整地方重大財稅結構的過程中,都需要官員在立場、利益、工作方式上完成再一次必要的轉變。習近平再次強調「反對餐桌上的浪費」更多的是對官傳遞一種含蓄的警示。

響鼓自然不用重錘,但是對於那些有問題的「鼓」則會把厲行節約和對自身的利益調整,引向對普通民眾的整治。就如同2012年「八項規定」剛一出臺時,首先被取消的恰恰是基層公務員和民眾的福利一樣。

將不利於自己的改革和政策,轉變為形式主義的應付和對民眾利益的侵犯。這是中國基層政府部門慣用的計量。圖為為了落實習近平「反對浪費」批示,中國合肥市網格綜管隊員在給轄區餐廳發放「光盤行動」倡議標語。(視覺中國)

其實真正需要調整的是官員的利益和經濟結構的扭曲,尤其是中國農業、農村經濟的問題。前文已經提到,目前真正尚未完成全面部署的正是農村土地改革和產業的發展。這也是習近平8月18日,北戴河會議剛一結束就前往安徽,這個中國的農業大省、經濟相對落後地區進行考察的原因。此次考察,習近平除了了解淮河水患外,重點在於對農村經濟和產業發展的實際情況進行調研。

在此前,習近平的調研行程也大都集中在對農村的考察。7月22日至24日,在吉林省四平市的梨樹縣,6月8日是在寧夏自治區吳忠市弘德村,5月11日在山西省大同市雲州區的黃花菜種植基地,還有4月在陝西秦嶺、3月在浙江省安吉縣的餘村,習近平幾乎保持着每月一次的對中國農村經濟的持續關注。

中共顯然是在尋找恰當的時機,來推動農村經濟的變革。如何提高農產品的價格,讓農村改革、農業產業擁有發展的根本動力,這正在成為中國經濟的關鍵。同時農村改革的成敗也是確保扶貧成果,吸引城市過剩勞動力(貧困線附近的城市低端就業人口)返鄉創業,解決中國城鄉發展不均衡、區域發展不均衡的根本動力。

然而現在的情況是,為了保障城市的穩定,中國政府不得不將農產品,尤其是主糧的價格死死地壓在地板上。農副產品的價格也由於農村缺乏組織和銷售能力,其產地的價格難以提高,大量利潤被市場中間商賺取。一方面城市在大規模地浪費糧食,另一方面是農產品收益過低,中國農村的改革遲遲無法啟動。這才是真正令決策者「痛心」的所在,也是需要更加細緻和系統性思考的問題。

中國農民的辛勤耕作和糧食、蔬菜的豐收並不能給他們帶來足夠的收入。這是中國農村經濟越來越缺乏吸引力,中國經濟嚴重畸形的根本願意之一。圖為2月10日,中國四川省隨州市的農民在採摘蔬菜準備運往武漢。(Reuters)

其實,習近平8月16日發表在中共官媒《求是》雜誌上關於《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的文章,已經在透露這種長遠而系統化的理論思考。這篇文章原本是習近平2015年11月23日在中共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在該篇講話中,習近平明確表示,「要通過重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深化對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提高領導我國經濟發展能力和水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揭示了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

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着生產關係,沒有生產力的發展一切都無從談起。同時生產關係對生產力有着反作用(組織得當可以起到作用,但是過於激進和落後也可以起到阻礙作用)。生產的過程和產業結構、以及資本形式決定收入和分配方式,但是資本、人員的組織方式可以反作用於生產。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典論斷。

如果結合當今中國的情況具體而言就是,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其中高端產業和科技是核心,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在新技術產生、世界格局劇烈變化、經濟結構調整的所謂「新常態」的時期,這種社會組織形式的適當提前調整,將極大地釋放原有經濟潛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其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主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根本準則,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主線。

習近平希望能夠「立足中國國情和發展實踐,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努力在實踐中破解這道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

可以說,習近平是在從哲學角度、系統角度來思考、佈局中國的經濟格局和應對危機的策略。而不是針對美國的施壓和具體的金融、產業問題「見招拆招」。

通過從將近兩年的中美貿易戰中,中國已經看清了美國的實力和特朗普的策略,實際上已經沒有什麼可以驚訝。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全有能力確保中國國家安全的基礎上,中國政府只要卡住「穩增長、保就業、防風險」的底線,積極做好經濟內循環建設、擴大開放和外部合作,推進進一步改革,所有的困難都將是暫時性的,也沒有什麼可以阻擋中國經濟、技術的發展,以及更公平、合理的內部社會結構建設。相反,中國還將繼續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一帶一路建設。

正所謂「大局已定」,中國完全沒有必要把自己搞得如臨大敵、劍拔弩張。騰出一些時間來,多想想改革的細節問題和長遠發展豈不是「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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