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從政者有話說 香港真的鼓勵女性參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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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港立法機關在1965年出現首名非官守女議員李曹秀群,半世紀以來,一代代女性相繼走入議會,女性的聲音亦愈來愈多,她們為市民監察政府,但女議員自身的權益又有誰捍衛呢?時至今日,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任內懷孕,猶如一顆炸彈,警醒大眾今時今日的政策配套、社會氛圍是否真的鼓勵女性參政?而這二十多年來,進入議會的女議員們,又為鼓勵女性參政做過什麼努力呢?

容海恩正向立法會爭取懷孕議員可享產假和授權票,她認為兩項措施可讓懷孕議員彈性工作,並非要偷懶才去爭取。(余俊亮攝)

容海恩 現身說法 懷孕議員面對出席問題
新民黨議員容海恩今年9月宣布懷孕,成為立法會首名在任懷孕的議員;而議員為非受僱人士,不享有產假,在欠缺授權票機制下,因懷孕或生育缺席會議,將失去投票機會。容海恩正向立法會爭取懷孕議員可享產假和授權票,她認為兩項措施可讓懷孕議員彈性工作,並非要偷懶才去爭取。「根本不會有有薪假期,最多請事假,任何人都可以請事假的!」容海恩談及立法會欠缺產假安排時顯得無奈,不過一如她所言,議員有需要時可以請假,只要獲立法會主席同意,連續三個月不出席會議,都不會因為違反《基本法》而喪失議員資格。

「產假」的問題解決了,之後便是投票問題。容海恩希望可當個遙距議員,「可以在家中做到我在議會內的工作,例如發言和投票,其實議員希望能表達議員的聲音,這正正是我們想做的事。」授權票制度近期引起爭議,有區議會更將之廢除,但容海恩認為懷孕議員確實需要授權票,強調此制度非為懶人而設,「不要給授權票『戴帽子』,不是大家所想的偷懶,而是孕婦和生產完的媽媽想工作才想有授權票,如果我們不想工作,那不如我們直接爭取不要上班好了。」

不要給授權票「戴帽子」,不是大家所想的偷懶,而是孕婦和生產完的媽媽想工作才想有授權票,如果我們不想工作,那不如我們直接爭取不要上班好了。
容海恩

壓力齊來擔憂「爆煲」
她又預料,一旦產後未能即時康復,不能出席會議,將會承受各方壓力,「(照顧)新生嬰兒的壓力、家庭壓力、身體上的壓力,例如會不會有產後抑鬱,又或是心理上壓力,再加上輿論壓力、市民壓力等,我覺得幾方面壓力加起來,有可能會爆煲。」不少議員身兼多職,容海恩亦不例外,身為大律師的她下月將出席幾天聆訊,懷孕亦未停止收個案,更聲稱要「做到生」為止。她表示「可能在大半年前、一年前已經接了生意,安排好(日程),你很難叫客人另聘高明再找其他大狀去接(案件)。」

由大狀到兼任議員,明年再多一重身份——母親,是名副其實的『三職媽媽』,雖然已預料壓力會以倍數遞增,但她仍笑着說「其實好多市民都是這樣的,在這條路上我並不孤單」。

劉慧卿認為政黨在推動女權上佔重要角色,故提倡於民主黨設立配額制,招募更多女黨員。(余俊亮攝)

劉慧卿 嫁給香港 倡設政黨女性配額制
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為首位循地區直選晉身立法會的女議員、亦是黨內首名女主席,從政以來,一直努力為女性權益發聲。不過劉慧卿接受訪問時直言,面對女性意識不足、政府的不重視,爭取女性權益之路儼如「推大石上山」。從政多年,劉慧卿雖然已退下火線,但眼看女性權益落後,仍希望出一分力。她認為政黨在推動女權上佔重要角色,故提倡於民主黨設立配額制,招募更多女黨員,讓女性有更多機會成為準候選人,投身區議會和立法會。劉慧卿認為,女性解決問題的思維與男性不同,理應有更多女性晉身決策層。萬事起頭難,劉慧卿將於10月底,聯同該黨主席胡志偉、李永達和黃碧雲,與一眾女區議員和社區主任會晤,就女性權益交流意見和心得,期望大家能積極參與,她直言「一隻手掌拍不響」。

「市民不會因你穿裙子投你」
1991年,劉慧卿參加立法局新界東直選,以「票后」姿態晉身立法局,成為首名直選女議員。憶起當年,劉慧卿稱同年有六名女性參選,只有她一人贏出,劉直指「市民不會因為穿裙子投你,亦不會因為你穿裙子而否定你」,她認為最重要是個人能力,作為議員應具備條件是勤力、敢言和立場鮮明。劉慧卿坦言,參選期間及當選議員後,未曾遇到他人留難。但要說擔任議員的難處,則是女性爭取權益的意識偏低。

對於容海恩提出為懷孕議員設「授權票」及14周產假的建議,劉慧卿坦言,原則上不反對設授權票,但操作上會比較複雜,或需修改《基本法》,可能要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

市民不會因為穿裙子投你,亦不會因為你穿裙子而否定你。
劉慧卿

陳婉嫻的經歷間接反映出女性在香港從政面對的挑戰,往往要在事業與家庭,感情生活之間作出抉擇。(李澤彤攝)

陳婉嫻 親身演繹 女政客的家庭事業抉擇

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在1970年代投身工會運動,與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爭取工人權益。她在1988年當選區議員,1995年晉身立法局,回歸後一直擔任立法會議員至2008年,退下火線四年後,2012年再循「超級區議會」界別重返立法會,2016年正式交棒,今年獲政府委任為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是少數在政圈打滾多年的女性。

在外界眼中,人稱「嫻姐」的陳婉嫻是一位成功政客,然而,陳婉嫻並不這麼看,「我經常笑自己不是一個成功的女性,因為我沒有結婚,既不是別人的媽媽、亦不是某人的老婆。當然這也令我在不少事情上都可以自己下決定。在1970年代,其實有不少女性與我一起全職投入工會運動,一起推動分娩假期。我們這群人一起走,最後只剩下幾個。」

陳婉嫻的經歷間接反映出女性在香港從政面對的挑戰,往往要在事業與家庭,感情生活之間作出抉擇。陳婉嫻說,以往女性要從政、走入議會並非容易的事,像她這樣代表基層的女性躋身立法機關更是罕見。另一代表人物要數已故前立法局議員杜葉錫恩,「當年葉錫恩很關注基層市民,願意批評政府、勇於發聲,這類人物要去到那個位置並不容易,由服務社會到走入議會,需要經歷不少作為女性的『考牌』。」

陳婉嫻說,容海恩是首位任內懷孕的立法會議員,正好促進社會對女性議員友善措施的討論。雖然未必可以馬上改善,但立法會的同事一定要思考如何處理,「與其將責任放在議員身上,那不如整個社會及政府一起面對,不論男和女都是一樣,爸爸亦要盡責任。」

至於授權票問題,陳婉嫻則不太同意,「當某些議題極具爭議性,例如將最低工資改為每年一檢,爭論到『七彩』的時候,過程中再有人提出修訂,要半年一檢,但你都不在席,如何可以判斷呢?無理由可靠授權票就過到骨。」陳婉嫻強調,一個盡責的議員必須參與整個議政過程,「就等於政改『等埋發叔』那個時刻,雖然很想(齊人),但唔得就唔得,世上很多事都不能兩全其美。」

上文節錄自第133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0月15日)《女從政者有話說 香港真的鼓勵女性參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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