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特首找數】一國與兩制漸行漸遠? 反思社會激進化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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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於競選政綱中,提到:「若我有幸當選為特區行政長官,我將嚴格執行《基本法》,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並將堅定不移地與大家一起努力,鞏固上述優勢。」

三年半任期過去,對於一國兩制實行狀況,不論是港人還是中央看在眼裡,相信都難以感到滿意。其中,港人與中央互信不足,「港獨」思潮嚴重程度較之2017年有過之而無不及,直接衝擊一國兩制。對此,鬧出修例風波的林鄭有無可迴避的責任。

如果「港獨」主張在香港曾經是隱性存在,發展到今天已演化為實際的問題,這顆香港政治的「毒瘤」必須徹底剷除,不然後患無窮。《港區國安法》生效後,危害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衝擊一國底線等行為,相信一時之間可被震懾。不過單純的鎮壓並不能治本,林鄭及其他政府官員必須進行深刻檢討,並歇盡全力化解滋生港獨的社會土壤。

一國兩制的實行狀況,相信無論是港人還是中央,現時都未能感到滿意。(資料圖片)

修例風波動搖「兩制」互信

一國兩制要行穩遠,港人與中央的互信是必不可少的條件。林鄭在任期間,鬧出《逃犯條例》修訂風波,則在這方面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參考香港民意研究所數據,市民對於中央政府信任程度淨值(信任減不信任),由2017年6月林鄭上任前夕的-2.9%,一度暴跌至今年2月-43%的歷史新低。最新一次在今年8月進行的調查,數字有所回升,但仍只有-29.4%。

港人對中央欠缺信任,亦可體現在具體行為上。反修例示威期間,香港示威者陣營衍生「國際線」,主張歐美政府制裁中國、香港,要求外國制裁自己的國家,這類行為過往屬「匪夷所思」,反映有一部分市民對國家的離心力不容忽視。

從中央角度,香港亦出現一些難以坐視的現象。如《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訂明特區自行就國家安全立法的憲制責任,然而回歸23年來皆未能完成。修例風波爆發後,立法會民主派拉布加劇,通過法案難上加難,二十三條立法接近變成「不可能的任務」。最終,中央無法再忍受香港亂局,直接將《港區國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港實施,條文比2003年版本更「辣」。

今年1月起,中央重整港澳事務架構,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領導層先後換人。自今年4月,港澳辦及中聯辦先後多次發炮批評香港政治事件,如立法會內會風波、普及檢測爭議等。上述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央已不相信香港政府可自行處理政治亂局,需要親自出手。

修例風波前,特區政府亦有取締港獨,包括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圖為召集人陳浩天。(資料圖片)

港獨禁之不絕 聲勢更大

於林鄭治下,港獨「病源」未能根治,甚至比過往嚴重多倍。2018年7月,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引用《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是修例風波前政府打擊港獨的最大動作;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及後邀請前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於活動上演講,政府同年10月拒絕時任FCC副主席馬凱工作簽證續期,變相將其驅逐出境。

2019年的修例風波,則令潛藏的港獨問題直接浮上水面。林鄭在推銷修例過程中,未能有效回應民主派及民間對於中港法制相異的憂慮,只重複台灣殺人案死者家屬、香港「鴕鳥」了二十年等說辭,牛頭不搭馬嘴,結果反而激起更強烈的質疑內地情緒。

在反修例示威浪潮中,處處可見中港政治矛盾所在。例如各區示威現場中,屢次有人揮舞港獨旗幟,並不時有人大叫「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等口號,即使在今年《港區國安法》生效後,相關口號仍偶爾出現在示威現場;多次有示威者於各區旗桿拉下國旗,丟到水中或垃圾桶;去年7月21日,有示威者於遊行後一直西進,到西環衝擊中聯辦大樓、塗污國徽,被視為嚴重侮辱國家主權(只是同日晚上的元朗白衣人襲擊事件轉移了公眾視線)。

修例風波至今,多次有人在示威現場舉起港獨旗幟。(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民生政策弊處叢生 為激進主張提供養分

所以我們也必須「追本溯源」,認真了解到底港獨的苗頭是從何而來,才能找出有效的疏導之策。

再激進的政治主張,要是沒有充分的社會土壤,最終都難成氣候。偏偏,現時對中央管治離心最大的本土派,雛型正正是源於特區政府民生政策處理失當,最終為分離思潮提供了滋生的環境。

香港自2003年沙士後經濟蕭條,港府與中央簽訂《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鼓勵兩地資金、經貿、人民、專業人士往來互通,成為中港融合的起點。其中於2003年開放的港澳個人遊(自由行),成功刺激本港消費市道,但同時成為中港矛盾的開端。

例如自由行實施後,大批水貨客湧至本港購買日用品到內地兜售圖利,於「限奶令」實施前,嬰幼兒配方奶粉一度被搶購一空;各區大小街道擠滿旅客和水貨客,滿街旅行篋阻礙居民出行,藥房金舖滿街,平民商店不敵被搶高的租金接連倒閉;有個別旅客在港做出不文明行為,如隨處大小便,影響環境衞生。政府除要求市民「包容」外,什麼也做不出。

港珠澳大橋通車初期,逢周末大批內地旅客湧入東涌民居附近,甚為擾民。(資料圖片)

中港矛盾——由經濟民生擴散至政治體制

中港經濟融合,自是國家政策大勢所趨。然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得益的僅是狹窄界別人士,如業主、零售業老闆、個別旅遊相關行業,背後的民生代價卻要整個社會一起承受。港府在財富「二次分配」上又做得不足,拿不出辦法補償受影響的市民,導致中港融合的經濟收益落不到大部分港人身上,反而令其受到負面影響,引發了一些敵視內地人的不健康情緒。

《香港01》並不認同盲目的排外行為。不過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平衡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是不可能迴避的議題。政府任憑這種對內地人的不滿情緒繼續滋長,先是衝擊市民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再加上原有的政治意識形態分歧,揉合其他激進民主派系,成為一股新的政治勢力。本土派系先後發起屯門、上水等區的「光復行動」,出現「踢篋」等激烈行為。其中,因旺角騷亂案入獄、曾被視為本土派象徵人物的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最初期正正是參與反水貨示威「起家」。

林鄭政府又有沒有糾正過往政府遺留下來的問題呢?至起碼政策層面上看不見。政府於2017年10月發表的《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所提的四大策略全是如何吸引旅客,「將香港發展成為世界級的首選旅遊目的地」,沒有提及如何平衡旅客(內地人佔絕大多數)對民生的影響。

2018年10月港珠澳大橋通車後,大批內地旅客於周末經大橋直入東涌市區,塞爆街道和商場、坐滿餐廳,對區內居民生活構成嚴重影響。部分內地團未有安排本港「地接社」接待,更涉嫌違反本港法例。不過政府起初連這些旅行團有沒有違法,答案也前後不一,要到地區團體群起抗議後,林鄭才如夢初醒,於同年11月底表示會每周審視大橋香港口岸客流及分流等情況。

理順一國兩制 由調節民生政策做起

中港矛盾,是由最落地的民生問題,一步步結合政治意識形態矛盾,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發酵,最終衍生出分離意識,衝擊整個一國兩制的實行。

林鄭月娥於競選特首期間,曾在論壇中表明「港獨沒有空間」,當選後會加重香港及內地的關係,認為港獨思潮難以散播。但她似乎並未意識到,正因為中港融合的過程中,中國內地的利益和本地小市民的權益未能有效對接,導致兩地人民產生隔閡;隔閡再混合政治意識形態的矛盾,最終一發不可收拾。

林鄭較早前因要向中央爭取惠港政策,押後發表施政報告,據報亦爭取到一些在創科、航運、青年就業政策上的便利。固然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中央的支持是不可缺少,但單向支持並未足夠,更為根本之處,是林鄭和其政府團隊必須重新思考中港關係的真貌,在政策上予以疏導,調和中港矛盾。最基本的民生問題處理好,才能讓分離意識再無發展空間,將國安法的效用發揮到最大。任何人傷害到一國兩制的發展,都會是傷害港人最大利益的歷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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