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特首找數】官員庸碌禍港 問責方能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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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無善治,路人皆知,惟此實非自反修例始。我們甚至可以說,反修例風波乃香港無善治之果。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兩年前便曾指出,「行政長官及其轄下多位局長的失策和弊政……影響香港這種先進城市的根本及有效的運作」,並以「失治之城」命名其書。

失治之港雖未至於民不聊生,但活於貧窮線以下的市民逾百萬,安居僅為少數人方可享之奢侈,公營醫療系統長期超負荷,種種問題還可以一直數下去。競選時矢言帶來管治新風格的林鄭月娥,在其任內司局長並沒有政治問責,公務員體系的官僚主義未被革新,香港管治猶如一池死水。第四份《施政報告》發表在即,林鄭月娥若仍未能自上而下改革管治團隊,香港社會與她本人之命運無疑已寫在牆上。

林鄭月娥在8月接受傳媒訪問時,自言「不懂政治,只識管治」,此話可堪玩味。香港政治體制固然有別於歐美,行政長官非如英揆約翰遜般駕馭群雄而攀上其位,但將政治與管治截然二分,也是不切實際之說。自2002年高官問責制引入以降,行政長官須帶領其司局長團隊對外面對公眾,對內指揮公務員,箇中既有管治成份,但也不無政治元素,縱然兩者比重有別。

就以《逃犯條例》修訂工作為例,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未能妥善回應社會質疑,過程中甚至側重商界利益,令民怨沸騰。如此表現,本該問責,但結果有目共睹。反修例示威暴露出監警制度之不足,在適當時候改革乃特首應有之義,惟林鄭月娥未能擇善固執,這既負於社會,對警隊本身其實亦有害無益。甚至在各法定和諮詢組織的成員委任上,她亦有政治報酬建制派之嫌,與其競選政綱之「廣納賢能,用人唯才」背道而馳。為政之先在倫理,名正言順方事成,不是顯淺不過之理嗎?

管治封閉且因循

在另一方面,林鄭月娥以「只識管治」自詡,這亦不符事實。加入公務員團隊的市民或為其「鐵飯碗」,縱或抱一絲熱誠,在官僚制度下亦被迅速磨蝕。有前政務主任便曾向報章指出,公務員文化着重檔案處理與跟隨規範,簡單如減省紙張、便條貼位置等也要因循舊法。在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風氣下,不少公務員僅以做至退休為目標。根據《公務員人事統計資料》,被革職公務員從1997/98年度佔離職者的1.7%下跌至近幾年的0.2%。自1980年加入港英政府成為行政主任、至2007年起成為問責官員的林鄭月娥沒有打破官僚主義,要麼是魚不知水為何物而察覺不到問題所在,要麼是知而不改,沒有革新之勇氣。

林鄭月娥出身的政務官為政府骨幹,乃公務員中的精英,惟其職系相當封閉。除了2001年曾公開招聘高級政務主任外,政務職系一直只招聘最低級的政務主任,令外部人才難以中途加入。眾多公務員職系中,亦僅首席貿易主任可內部調職至政務職系,且自2002年引入遴選機制至今,僅七名首席貿易主任加入政務職系。職系封閉,資歷主導,人才流動有限,管治焉能新風?

失治源於行政長官

但歸根結柢,這是林鄭月娥之責任。其作為特首,未能展開公務員體制改革,增加他們的工作積極性,打破因循作風。她作為司局長之首,亦沒有透過有效的領導能力,指導各局與部門上行下效地落實施政,根治房屋供應、公共醫療等問題。以疫下經濟衰退為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卻可以涉及大量行政程序為由,拒絕設立失業救濟金,且不按需分配地向所有行茶發放薪金津貼。本應領導公務員克服行政困難的問責官員,也反過來官僚主義地辦事,實在叫人咋舌。

回看2月疫情之初,本可以展現治理能力的林鄭政府竟狼狽不堪,由口罩供應、檢疫措施到邊境管制都陷入一片混亂。及至7月,政府將食肆堂食禁令延伸至全日時,沒想到不少市民因工作而得流落街頭用膳,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更稱市民可買外賣到郊野公園用膳。林鄭政府若無先例可循便未能有序施政,這就不只是「不懂政治」,也是「不懂管治」,更是末期的官僚主義病。

政治制度的爭拗無疑令香港社會內耗不已,但香港的管治制度本已健全,施政團隊甚至曾經讓市民引以為傲,如今卻也崩壞如斯,林鄭必須正視問題。不但政治任命官員須重拾問責精神,公務員文化也要重塑,向社會福祉負責而非再因循了事。誠如顧汝德所說,「失治源於行政長官」,因此革新而善治也必須由行政長官作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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