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MeToo風暴背後，不能迴避男女之間的利益關係

文：軸心

#MeToo反性侵風暴因呂麗瑤事件燒至香港，同情當事人者固然不少，但亦有陶傑、林作等知名人士提出質疑，認為不應未審先判、聽信片面之詞云云，當然部分遣詞用字稍為難聽，未必為部分人所接受。雙方論據已相當精彩，Google一下便有，不贅。本文無意評論誰是誰非，只想以另一角度，了解事件為何可以被炒至如今地步。

「女性是弱者」假設已不合時宜

facebook女高層Sheryl Sandberg近日撰文指出，性侵事件源於兩性之間權力不均，直言自己遇過男上司的性挑逗，但自從升任高層後，再無此事發生。她揚言，必須借助今次#MeToo事件的機會，改善兩性權力不對等問題。

然而以上言論有一重要盲點，就是在現代化社會中，女性是否真的如她所言被男性全方位壓制？女性固然在職位上未與男性看齊，但往往可以通過虛假指控，誣指男人性侵，破壞對方事業，即使最後證明指控屬假，男方已身敗名裂，難再立足，傷害既成。美式足球員Brian Banks本是體壇新星，卻因為被女同學指控強姦，在獄中度過近6年時光，最後還是因為原告良心發現承認誣告才可出獄，女方最後只賠錢了事，而Banks雖然及後重投美式足球界，但闊別多年，已再難跟上；男女爭執，女方只須大吵大鬧，即可引來別人相助，旁人不知內情，總會假設女性是受害者，外國早有社會實驗指出，街上男性攻擊女性，旁人大都出手介入，相反女性攻擊男性，旁人卻是隔岸觀火居多。

在政治正確的氛圍下，彷彿只要為所謂「高牆」說一句話，就是原罪。Google前員工James Damore較早前撰文指出男女先天有別，許多人過份放大科技界男女待遇差異，卻忽略兩者各有所長。言論一出即惹來女權分子抨擊，James Damore亦被開除。

筆者花大量篇幅舉出以上例子，並非要對女性作任何抱怨，而是要指出，女性在現代社會中其實並不弱勢，相反，她們擁有男性所沒有的專長，足以克制男性權力，例如擺弄人際關係、操控是非輿論，甚至誣告男人性侵而不須付上相等代價。每當有灰色地帶，女性先天會被當成受保護者，也造就部分女權分子貪得無厭，既想獲得權力，卻又不願承擔相應義務。

男女博弈，問題本質是利益鬥爭

最近《01觀點》提出，香港有許多人誤解女性主義，認為她們只是指出兩性結構上的權力不平等，包括經濟、性、財產等方面。但再好聽的理論，都不能忽略現實操作。女性主義者聲稱同時為了解放男性脫離父權控制，但實際行為卻並非如此。每有女性指出受到性侵，女性主義者當然衝出來關注，但當發現指控屬假後，卻未曾耳聞有女性主義者用同等程度譴責女方。美國著名女權導演Emily Lindin甚至認為，無辜的男人因被誣告性侵而丟掉工作，不須關注，更認為這是「破除父權體制過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以上例子固然極端，但至少反映出部分女性主義者動機不純，僅是以「公義、平權」為口號，行利益鬥爭、公報私仇之實。

歸根究底，還是因為兩性利益無法調和。男性和女性，本身就是兩種核心利益不同的群體，而且不少情況下都是零和關係而非合作雙贏。

資源有限，人類慾望無限。很多事物有利於男則不利於女，反之亦然。資源可包括有形的高層職位、經濟資源，也包括無形的社會光環、公眾信任。每有一個男性因#MeToo指控身敗名裂，女性的聲勢就壯大一分，取代男性擔任高層的機會也高了一分。無論是否以經濟學角度思考，自身利益最大化也是人性不可迴避的一環，道德高尚者只佔少數。大家都希望男女可以減少爭端，互相尊重，但當利益最後無法調和時，常人總是會先顧自己所屬組群的利益，然後才管這是否公平。

尤有甚者，在如今資訊發達的年代，爭端很容易上升至公眾批判的層面。主流媒體為求「juicy」，每有涉及男女爭端的事件，都樂於加上煽情標題，引導某一方的怒火。因為解決問題是漫長而沉悶的，而鼓動情緒是簡單直接的，利字當前，又何以有動力疏導衝突？

問題太多，解決並非一時三刻所能做到，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政府理應從根本防止性侵發生，灌輸足夠性教育，教導遭受性侵時的應對方法；堵塞法律漏洞，解決誣告代價過低的問題，確保男女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誰也不吃誰虧。個人層面亦應提升修養，防止任何一方得寸進尺，濫用性別優勢自利。重申一次，解決問題既漫長又沉悶，而且往往知易行難，但若不立定決心面對，兩性只會愈加撕裂。日後若有大量男性發起「#MeNeither」運動，訴說自己並非性罪犯，卻因虛假指控身敗名裂，這實非筆者所希望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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