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希望的幻滅，令極權主義興起
本書初稿早於1933年希特拉掌權前數星期完成，但觀點遠超當時人們的想像，甚至曾被視為「極端」之說、多次被拒絕出版……作者也有預言，希特拉的反猶主義，會衍生屠殺所有猶太人的「終極方案」，今天這已成為我們熟知的歷史。
研讀歷史往往是深入認識問題本質與根源的不二法門。曾在〈【書評】種族主義是右派專利？反猶的左翼根源〉裡指，歷史之中的右翼崛起，其實與今天站在道德高地的左翼頗有關連；沈旭暉文章〈政治正確之死〉也曾指出，頗受左翼份子排拒的杜林普之崛起，其實與左翼壟斷「政治正確」輿論影響力有關──文章這樣說：
「政治正確」之風席捲全美高校，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這樣的傳統左翼重鎮尤甚，「女權」、「少數族裔權益」等話題，常年成為熱門研究課題，乃至教師授課言論一旦與「政治正確」理念不契合，都被批判。在媒體領域，對「政治正確」的輿論追求，導致變相「自我審查」，任何「可能」讓弱勢群體「覺得」被冒犯的表述，都成禁忌。如「殘疾人」稱呼被認為「政治不正確」，要改為「體能受挑戰者」，這類似乎多此一舉的例子，讓不少美國人愈發認為「政治正確」，成為象牙塔自我感覺良好的離地遊戲……網絡社群是由下而上的，不可能杜絕任何聲音，「反政治正確革命」，就是從互聯網興起，而他們的出發點，恰恰是保障自己的「言論自由」。從杜林普的600萬網軍可見，群眾的反彈，原來已一呼百應。
今次介紹的作品《經濟人的末日：極權主義的起源》，同樣是從歷史脈絡角度探究極權崛起的精品。這部著作在二戰爆發的1939年出版。本書出版後，在歐美一炮而紅，當時仍未成為英國首相的丘吉爾極力推薦這部著作，曾稱《經濟人的末日》為「唯一一本了解並解釋兩次大戰間世界形勢的書」，而且可以「讓世人得以理解19世紀歐洲崩解與極權主義崛起的過程」，後來他於1940年當選為首相後，更將本書列為英國軍官必讀書籍之一。
本書作者是著名管理學大師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他因《經濟人的末日》一書「一夜成名」，期後著有多部重要著作，如管理學「聖經」《管理：任務、責任、實踐》、剖析當代政治、經濟、社會的《後資本主義社會》。作者表示，本書初稿早於1933年希特拉掌權前數星期完成，但觀點遠超當時人們的想像，甚至曾被視為「極端」之說、多次被拒絕出版。在書中，作者曾預言蘇德兩國會合作，及後兩國簽有《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作者也有預言，希特拉的反猶主義，會衍生屠殺所有猶太人的「終極方案」，今天這已成為我們熟知的歷史。
閱讀本書，有助讀者了解極權主義的起源，並找出抗衡方法。作者強調，抵抗法西斯主義的行動所以容易失敗，是因為抵抗者不知道自己在抵抗甚麼──他們只知法西斯主義的表徵，但不了解背後源由與意義，因此抵抗者抵抗的，只是「自己捏造的幻覺」、抵抗者腦海中有如「稻草人」的「法西斯主義」。
現在有說「右翼崛起」，或許也有不少人覺得世界正「山雨欲來風滿樓」，此時閱讀這本著作，頗有溫故知新之效。
馬克思主義的失敗導致極權主義出現？
作者認為，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崛起的關鍵，在於舊秩序崩潰後，新的秩序未能及時出現替代，因而令群眾希望幻滅，在徹底絕望之中、無力感極重之下投向極權主義。
作者斷言，「馬克思主義在歐洲的全盤失敗，才是大眾逃向極權主義絕望的主因」。在馬克思主義出現前，資本主義主導歐洲社會，當時的人相信，自由經濟、私有財產制度能帶來自由、平等的社會，問題是隨著資本主義發展，社會基層勞工被資本家剝削的問題愈加嚴重，這令人們對資本主義的「信仰」破滅。
是以19世紀中後期，馬克思主義興起──這套意識形態承諾以無階級社會取代資本主義社會，實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作者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馬克思主義是「社會政治運動、哲思與激情中的超級巨星」，且也是創造性思想的泉源、啟發了無數思想家與政治領袖，在此時的歐洲，「可以說根本沒有非馬克思主義者存在」。
作者認為，一戰爆發後，曾主導社會主義運動的第二國際無以為繼；1918年一戰結束後，歐洲陷入混亂，社會主義者未能在「發達國家」掌權，馬克思主義因而「失去活力」並「宣告失敗」，群眾此時明白到，馬克斯主義無法戰勝資本主義建立新秩序。問題是，資本與馬克思主義雙雙令群眾希望幻滅後，新的秩序與意識形態沒有及時出現、以舒緩大眾的痛苦感。
作者進一步指，在典型的革命中，舊秩序、舊制度、舊信條崩解之時，新秩序會同時興起──正如資本主義崩解之後出現了馬克思主義──故此一戰後，與以往歷史發展軌跡不同的是，舊秩序（馬克思主義）的崩解，並無新的積極信條作替補。
這個背景解釋了作者以「經濟人的末日」為題有何意涵──群眾（經濟人）失去可依賴的社會秩序，社會公共意識消散、充斥「漫無目的的孤獨流浪者」，世界亦隨之失去理性基礎，群眾最終走向極權主義。
法西斯主義特質
作者強調，法西斯主義著重否定、只破不立，且有三大特點：
一，法西斯主義只重駁斥、否定所有傳統的思想與意識形態，但缺含積極意義的新建議；
二，法西斯主義否定過去政治與社會制度所代表的基本原則，否定一切既有權力機構的正當性；
三，即使群眾支持法西斯主義，亦不完全相信法西斯者提出的承諾。
前兩點令群眾受落，主要原因是群眾不滿傳統、過去的思想、制度和權力機構。群眾表現出第三點的成因則較為複雜：作者指出，人們不願面對現實，所以寧願「相信自己不相信的事」。事實上，二戰前西方社會對德的綏靖政策，亦出於相近邏輯──即使明白與極具野心的獨裁者打交道難以維持真正和平，但相較「發動戰爭」的後果，西方社會領袖仍然希望透過「理性溝通」達致和平。作者認為，希特拉和墨索里尼對其支持者提出的承諾，當中不少其實自相矛盾，例如希特拉政府曾言，農民種植穀物的收入會提升，工人可以買到更便宜的麵包，而麵包店可以得到更高的零售、批發盈餘，事實上三者不可能同時發生，他們的支持者也未必相信，但卻寧願相信奇跡、「相信自己不相信的事」。
這某程度說明了「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法西斯主義建基於群眾痛苦感難除、對當下失去耐性、因而敵視理性、寄望奇跡發生。是以就算群眾不相信法西斯主義所言的「理想國」空頭支票，但也相信法西斯主義者、以此作為他們日常生活之中新的希望來源。
在此背景下，法西斯主義令國家轉向軍國主義，掌權者製造外敵，鼓動國民為此而備戰，以軍事取代經濟、視之為社會發展首要議程，社會變得非經濟化，原因是法西斯主義無法克服、解決國內社會的矛盾，於是輸出內部矛盾、將衝突轉移到外界敵人身上。納粹德國反猶的種族主義，就是透過樹敵確立政治權力的一種方式。
不同時空下的法西斯主義幽靈
作者相信，要對抗極權主義，必須借助強大的社會與道德力量，令群眾對未來願景與新的社會秩序有所期盼，才能抵抗極權主義。同時，作者亦強調領袖在精神層面團結群眾、令他們寄寓希望的重要性。
作者舉例說，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爆發後的英國其實瀕臨「崩潰」──君主制令國民不滿，國家出現工貿經濟危機。不過，當時的政治家伯克（Edmund Burke）發現國家衰退下，反而有發展自由經濟的潛力。他主張自由放任經濟，最終促成英國發展出資產階級民主，令英國「逃過一劫」；作者在1969年本書再版的序中亦指，丘吉爾於1940年出任英國首相，意味「基本的道德和政治價值觀重獲伸張」，而這位象徵了「道德的權威」、「對價值觀的信仰」、「對理性行為正當性的信仰」的領袖，最後帶領英國戰勝了二戰。
這本書對我們閱讀時局，有兩點啟示：
第一， 在香港政治討論之中，「法西斯」已成關鍵用語，但論者甚少從「法西斯主義」歷史發展角度觀察中國。事實上，2015年，馬來西亞媒體《燧火評論》的文章〈專訪吳介民：中國因素與本土意識（上）〉，曾引用台灣學者吳介民的說法，指「目前這個政權越來越趨向法西斯化，它不只本身不民主，還試圖扼殺臺港的民主。」吳介民所指的「法西斯化」意義為何、中國是否趨向「法西斯化」，固然有討論空間，但從另一學者Zheng Wang的著作《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可以看到，中國當年因統治意識形態出現真空、當權者寄望藉樹立外敵輸出國內矛盾而衍生後八九「勿忘國恥」國家歷史教育的發展歷程，卻與Peter F. Drucker在本書述說的歷史場景頗有扣合；
第二， 法西斯主義興起的一大重要原因，是群眾當下痛苦感難除、但既有意識形態與哲學思想無法成為他們新的希望來源，因而群眾急就章、寄望「法西斯主義」能夠創造奇跡。這對知識份子的角色有很重要的警示：如果知識份子只顧站在「道德高地」只破不立、但對群眾的各種艱苦處景無法提出任何實際有效的解困路線圖與時間表，那只會徒增群眾的無力乃至絕望感，以「道德」包裝自身的知識份子終究會成極權崛起的一大助力。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