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減社福撥款．一｜以「共度時艱」應對財赤 只有共苦沒有同甘？
本港經濟面對不少挑戰，過去五個財政年度四度錄得財政赤字，《財政預算案 2024/2025》提出削減政府部門經常開支1%，首當其衝的就是獲社會福利署撥款逾5,000萬資助的58間社福機構，未來兩年分別會被削減2%及3%的開支。然而，受到修例風波、新冠疫情、地緣政治博弈等打擊，普羅大眾生活持續受壓，社會接連發生不少悲劇，當下正是更加需要社福服務承托的時候。可是，自從2001年推行整筆撥款津助制度（LSG）至今，當局合共已經削減近10%的社福開支；如今再以財赤為由向社福機構開刀，有學者指這反映特區政府的財政管理哲學和社福政策定位出現偏差。
「削減社福撥款」專題報道之一
十年削減10%社福開支
香港經濟復甦需時，政府收入未如理想，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的《財政預算案 2024/2025》着重「節流」，提出削減政府部門經常開支1%。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宣布，獲得社會福利署撥款超過5,000萬元的58間中、大型機構，將於2025/26及2026/27年度被削減2%和3%的開支；未達5,000萬元撥款的119間小型機構則不受影響。
事實上，陳茂波早在《財政預算案 2022/2023》削減社福界1%開支，當時立法會社福界議員狄志遠曾為此投下《2022年撥款條例草案》的唯一棄權票。如今政府再向社福界開刀，狄志遠同樣相當失望：「怎麼開源是政府的責任，削減社福資源不能賴到沒有錢上。」他指出，在減少福利開支以外，政府應公布其他增加收入的方法，訂立目標和規劃，並告知市民經濟赤字的暫時性，避免市民對經濟發展持續抱有悲觀心態，「不可以告訴市民我沒有錢就不做福利，政府需要有承擔感，不可以那麼懶、那麼被動。」
贊成削減撥款的聲音則認為，社會福利開支由2018/19年度的794億元飆升至2023/24年度的1210億元，漲幅超過50%。乍看之下，政府投入頗多，但實際上社會福利包含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前者分去7成撥款，並在此次削減資助中不受影響；後者則只獲得3成撥款，實際上是177間機構攤分300多億元的撥款。「1%對於政府來說是很少的一筆錢，為什麼不在其他地方補上呢？」狄志遠指出，從2001年推行整筆撥款津助制度（LSG）至今，政府總共已削減近10%的社福開支，並且在扣減結束翌年依然沿用扣減後的撥款額，而不是回到扣減前的水平，「這對社福界是持續性、永久性的削減！」
基層市民更需社福支援
受到修例風波、新冠疫情、地緣政治博弈等打擊，普羅大眾生活持續受壓，社會接連發生不少悲劇，當下正是更加需要社福服務承托的時候。根據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發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本港有1,080宗自殺死亡個案，即每10萬人中有14.73人自殺身亡，人數和比率創2007年以來新高；根據《香港01》記者向教育局查詢的數據，2013年以來中小學生自殺身亡個案數目持續遞增，去年達到31宗，是十年來最高；教育局數據顯示，2018/19學年全港有600名中小學精神病患者，到2022/23學年迅速上升至共1,980名。
今天社會問題加劇，政府依然連年削減社福撥款，必將影響相關社福機構的服務質量，從而降低社會服務對有需要市民的支援。狄志遠坦言，經過幾次削減，社福機構發展力度明顯較弱。非政府組織（NGO）並非商業盈利機構，收入高度依賴政府撥款，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張志偉分析，其他增加收入的方式並不理想：第一，尋求資本籌款，但只有擁有社會地位和高知名度的大機構能做到；第二，申請公益慈善基金撥款，侷限在於只能資助新計劃，而無法將資源投入現有服務；第三，開展額外收費服務，但會脫離幫助基層市民、弱勢群體的初衷，且其收入帳戶不互通，無法幫補政府資助項目。
社福機構的人手開支佔八成，燈油火蠟及服務開支則只佔兩成。因此，大部分機構會將省錢的目標對準人手開支，或減少崗位，或停止招聘，或降低薪資，而人手不足必然反映在服務上，例如停開新項目，縮短項目年期，減少活動次數，壓縮服務時間，結果最需要幫助的社會弱勢群體變相承擔這個苦果。「福利是我們生活的基本需要，如同生病、吃飯、睡覺一樣重要。」狄志遠擔心削減資源會加劇基層市民的負擔同壓力，產生更多家庭慘劇。張志偉也強調，在經濟低迷的時期，基層市民更需要社會服務的紓緩和支援，「若中產或富有的人有5分的困難，那基層市民就有10分，而這並不能通過個人努力去解決」。
政府亦應釐清社會定位
狄志遠肯定是次削減政策以5,000萬元劃分的做法，得以保障小型機構不受影響；但他也指出，大機構儲備多、規模大、調動性好，承擔的服務卻也更多。他原本預計有8-10間撥款略超5,000萬元的中大型機構會因削減撥款產生困難，但當他在4月集中約見6-7個中大型機構後發現，「實際情況與之前掌握的有點距離。」因為大部分機構坦言並無太多困擾，原來近年NGO人手流失率高企，機構本就難以招足人手，財政儲備水位高，因而能夠勉強撐過這段節流時期。不過，有兩間坦言將會面臨困境的機構，回絕接受訪問。
張志偉同意是次削減開支對業界的影響不會很大，但認為其象徵著政府的管理哲學以及對社會福利政策的定位出現偏差。社會服務包含「預防」、「發展」、「補救」三種功能，是構建社會安全網中不可缺失的一環，但政府卻不認為社會服務可以幫助社會弱勢群體或解決社會問題，而是定義為一種公共服務，將社會服務政策與一般政策混為一談，認為只要有作為安全網最後一道防線的現金津貼就已足夠，把社會福利定性為「餓你不死就行」的補救性手段。用幫助基層的社福資源彌補財政赤字，表面是為了一視同仁「共度時艱」，實際是社會資源的不合理分配，是政府缺失了其應有的長遠承擔感。
此外，人手不足導致的機構儲備高顯然是惡性循環的結果，而追根究底，則需要回到2001年實施的代替當時「實報實銷」撥款制度的「整筆撥款津助制度」（LSG），及後井然有序的社福界成了一團亂麻：無規範的薪酬制度，無年資認證，無合理的晉升體系，「同工不同酬」、「肥上瘦下」問題依然存在，行業吸引力持續降低，人才外流嚴重⋯⋯23年過去，社福界依然在承受着這個被稱為「萬惡之源」的制度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