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之苦．二】政策失效 源於政府未有正視青年訴求
前文提到，香港青年走上街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這一代青年人公民意識增強的同時，缺乏公民參與的的渠道和權力。這與政府落後、傲慢的青年政策不無關係。
由需照顧群體到政治經濟資源
1949年，香港政府委任了首位青年福利官，為貧困青年提供福利援助，可視為政府關注青年問題的開端。在此之前，青年並不是香港政府施政的聚焦對象。從1949到六七暴動前，政府主要將青年視為需要照顧的群體，「提供救濟式服務」，談不上具體的青年政策。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政策研究的鄭普恩及邱瑞玲博士的研究，若以六七暴動作為分水嶺，自那之後香港政府的青年政策主要可以分為以「問題為本」和以「資源為本」的原則。然而這些政策卻沒有關注青年參與社會事務或政治志向的需求。
1967年，六七暴動的發生促使政府關注「青年政策」。六七暴動後，殖民政府的總結以「青年是問題」作承托，指出暴動的原因是「缺乏適當的康樂活動予青年」，以至於青年用「亢奮刺激和不尋常的方法來消磨閒暇」。可見，青年被標榜為具破壞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需要政府的管教、誘導。故此，當時政府的青年政策目標是「由志願團體提供適當的康樂和非正式教育，及提供穩定的環境培養公民意識」。
隨後，青年服務逐步系統化和規範化，但仍是以「青年是問題」的視角切入，這也是九十年代前香港青年問題的主旋律。比如七十年代初期，政府資助中文大學研究中心探討如何防控青少年暴力犯罪問題，編成《青少年罪案社會成因研究報告》。報告指出青年犯罪與遠離家庭學校、團體等社會系統有關，遂基於此建議政府開展外展、學校及家庭層面的工作教育，為的是防止青年成為社會問題；又比如1977年的《本港青少年個人輔導社會工作之發展》綠皮書，也是在討論如何減少青少年的反社會及犯罪行為；還有1981的《香港青年犯罪暴力罪行社會成因報告書》等等。在這段香港青年政策服務的萌芽期，政府主要用一種管治的眼光，將青年視為社會潛在的問題。
1990年，青年事務委員會成立，其目標在於栽培青年的「國際視野」、「領導才能」，以及正面價值觀和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興趣，標誌着政府對青年政策論調的轉變。在這一時期，政府主要透過青年事務委員會舉辦青年交流計劃、資助制服團體的訓練、支援籌辦義工服務等，對青年實施教化。這一時期，政府在制定青年政策時仍有青年是問題的概念，但手段柔軟不少，更像是從管治轉變為一種教化。這時期可被視為承前啟後的一個過渡階段。
回歸後，政府的青年政策從將青年視為社會潛在問題，轉為將青年視為一種社會發展的資源。首先，政府培養青年作為經濟資產的施政方向十分明確。首任特首董建華便在《施政報告》提到，「確保香港擁有訓練有素、適應力強、兼備多重技能的人才，以配合經濟發展和增強香港的整體競爭力。」回歸後的首份教育文件《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書》也明確提到要以「優質教育促進學生的個人成長，提供人才，推動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增強香港在國際間的競爭力」。
同時，政府亦意圖努力將青年轉化為一種政治資源。回歸之前，殖民政府沒有立場和動機對香港青年進行有關國家和民族的教育，這方面因香港回歸而有所改變。鄭普恩梳理出香港的教育如何逐步加入對中國的認同，試圖將青年轉變為一種政治資源。1996年，香港編訂《學校公民教育指引》，首次提出「促進中國公民身份」的需要，並「鼓勵學生多了解中國歷史政治和社會經濟狀况等」；1998年的《施政報告》亦提到希望青年人能為中華文化感到自豪；2001年教育局發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報告，提出「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成為「德育與公民教育」五個核心價值觀之一；2007年，政府成立國民教育服務中心，以幫助中小學加強對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工作；2009年，當局把「認同國民身份」納入為新高中課程學習宗旨之一。這些密集推動的國民教育措施顯示，把青年視為政治資產，成為回歸後青年政策的主流論調之一。
從鄭普恩及邱瑞玲博士的研究梳理，不難發現在香港青年政策制訂的歷史中，青年不僅較晚才獲政府關注，也缺乏被政府當作獨立個體的傳統。無論是從六七暴動前僅僅將青年視為需要支援的弱勢群體，又或是上世紀後半葉將青年視為社會潛在問題，予以家長式的嚴防管教，再到回歸前後將青年視為一種經濟和政治資本，都沒有正視青年這個群體在社會、政治參與的真正訴求與潛能。而香港社會公民參議公眾事務的整體氛圍近年逐步增加，這就導致了如今青年的這股訴求逐漸突顯，成為政府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
這股矛盾能否解決，青年的公民參與權能否擴充？請繼續閱讀：【青年之苦．三】調整政策 擴充青年的政治參與權
上文節錄自第173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9日）《公民意識增強 政治參與無路 解讀青年的怨與怒》。相關文章：當權精英虛偽離地 年輕人之怒爆發為個人，還是為社會抗爭？反修例示威現場：一個牧師對青年的懺悔反修例示威現場：一個社工對政權的拷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