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憑試】反修例後遇新冠肺炎 被選中的一群學生？
在政府宣布公開試延期時，中學輔導老師周子恩在社交平台上發表了一個意思相若的帖文：「你們是上帝選中的小朋友。連奧運都停得，你們簡直是萬中無一，你們真是勁啊！」他笑說這樣的「自我安慰」很「左膠」，但「左膠式安慰」的重點在於讓學生了解到老師與他們共同面對這一處境。「我想讓他們知道，連我也會感frustrated（沮喪），我都未見過（現在這種情況），要讓他們知道，連成年人也不懂處理。」
「同感」又比「共感」更進一步，在疫情面前，師生是同一感受，「當我們在同一水平時，當我在極度負面的狀態之下也看到正面的事情，那他們（學生）便不覺得是我『水』（欺騙）他們了。」
因為學校停課，學界捲起「電子教學」風潮。當政府風風火火地宣傳「停課不停學」時，其實不少老師是硬着頭皮接觸以往沒用過的「科技產品」。周子恩說，幸好自己以往曾接觸「電子教學」，但單靠「網絡」與學生溝通還是第一次：「所以我什麼都做，做live（直播）、有聲音效果的PowerPoint，也與其他老師合作拍攝video（影片）。不知道哪樣比較有效，倒不如先藥石亂投，看哪一樣會中，就當是一個教學實驗。」
「我用Zoom時，會誤以為與過去面對面教書一樣，但其實不然，（Zoom）是單向的，感覺像是亞視在台慶時（對着空椅）拋壽包一樣。」
去年的反修例運動中不乏中學生身影，不論是中學生人鏈、罷課靜坐，抑或是示威遊行，期間停課不斷；而今年新冠肺炎肆虐，全港學校自農曆新年假期之後一直停課，中學生的校園生活被迫中斷。作為一直在旁的輔導老師，看到中學生、特別是面對「一試定生死」的公開考試的中六學生有怎樣的心路歷程？周子恩聽罷問題，沒多想便回應道：「我自己真的是幾傷心。真的會有學生走來問：『為什麼是我？』」
停課下的隔閡 老師難接觸學生
一批學生到現在為止仍投入社會運動，外面（局勢）平靜，問題便來了，這群人很frustrated（沮喪），覺得自己回到考試系統內是對不起在外的手足。
在周子恩眼中，幾乎所有學生，不論曾否積極參與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在今次疫情中似乎都出現負面情緒。「有一批是積極投入的，（老師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拉他們回來溫習，好不容易令他們修心養性，然後疫情來到。這段期間，外面局勢因疫情而靜了下來，但也有『721』（意指3月21日有網民發起集會抗議去年7月21日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攻擊事件），而這段時間（停課）我們是接觸不到學生的，只能估計他們是OK，如果你私下與他們聊天，他們一定講『無嘢無嘢』；另外一批學生到現在為止仍投入社會運動，外面（局勢）平靜，問題便來了，這群人很frustrated（沮喪），覺得自己回到考試系統內是對不起在外的手足。」而對於不熱衷社會事件、只有「讀書向」的同學來說，他們像是久經訓練的賽馬，本應一上場便一鼓作氣衝線，怎料衝向終點之際突然被勒住馬頭，同樣受到很大打擊。
對於要好好調整心理狀態面對「一試定生死」的中六生來說，這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極度考驗他們的內心是否足夠強大，能否應對前路的種種變化。
周子恩說，以往會特別照顧一些在班房「spotlight」（鎂光燈）照不到的學生，就是性格較為內向、存在感較低的一群。在正常上課的日子，他最少可以趁路過看到那類型的學生時，走過去聊聊天，但現在要找到他們非常困難。周子恩試過私訊找這群被他形容為「摺了四摺」的學生，「他們不是不應你，而是hea覆你。問他們溫習進度如何，他們會給你一個emoji（表情符號）。」說畢，他舉起「給讚」及「OK」的手勢。
「咁你可以點呢？我們輔導佬，是失去了七成功力。」訪問期間，他常稱呼自己為「輔導佬」，而這個輔導佬最常做的便是「水」學生。與其說他是「水」學生，不如說是用方法讓學生以另一種角度應對眼前的障礙。「以前，我會與中六生切乳豬，然後講年年切完乳豬後考生都順利，這些就是想令他們更有信心。」
「疫症之前是社會事件，是一脈相承的。（社會事件）帶住那個情緒（無力感）到今年，疫症的出現雖然令社會事件暫停了，但影響可持續十年。」聖公會福利協會職志輔導計劃負責社工林浩麟如是說。他所在的機構主要向學校提供到校的生涯規劃輔導，停課之後，其入校服務也隨之暫停。
生涯規劃針對的主要是高中生，透過問卷讓他們了解自己的興趣與志向，也會另外約他們進行單對單訪談，好讓將要離開校園的他們在面對繼續升學抑或投身職場的抉擇時，能盡早思考。自上屆政府提出生涯規劃的概念後，中學亦慢慢重視起來，每星期會加插一堂生涯規劃課。
不過，停課之後，學校的生涯規劃輔導也暫停。學生會不會因此而失去對自己未來的想像？未必，但林浩麟在意的是如何在停課期間仍然可以與他們保持聯絡，讓學生知道在自己需要人幫忙的時候，他這位社工都在。故此，他所在的機構正組建一個網上平台，學生可透過平台預約社工視像見面，進行心理輔導，甚至是大學或就業的模擬面試。
輔導是人對人的工作，隔着話筒和電腦熒幕的交流，自然沒有面對面那麼理想。林浩麟笑說這種模式與老師現在進行的網上教學無異，但難度更加高。「如果是上課，同學會因為怕犯校規而選擇上課。但我們的輔導是自由參加，不會硬性規定……離開了學校，我們便很難接觸到學生。過去在學校是規定去做，老師如果見到有某幾位學生沒方向，就會安排我們去與他們傾。」他頓了頓說：「如果復課，輔導課也未必可以回復。因為學校一定要追（教學）進度，而職志輔導不是很crucial（緊要）的事情，priority（優次）自然不是很高。」
對未來沒希望 談何生涯規劃？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於1月時公布有關反修例運動的調查，發現14.7%的受訪青年出現抑鬱症徵狀。委員陳友凱教授指出，青少年受到反修例事件影響，手機上網行為、個人抗逆能力及家人朋友關係亦同樣影響着他們的情緒。委員會比較其他國家及地區的數據，日本、韓國、新加坡及內地的青少年抑鬱患病率分別為3%至4%，反映香港青少年患抑鬱的情況嚴重。
「（去年）暑假之後9月開學，你會發現雖然同學人在學校，但靈魂不在。上課也不專注，自然影響學習進度。再到10、11月時，眼看身邊的同學被拘捕，或是自己也被捕，要上堂、上庭，就會覺得：自己為何還要想將來？我真的有將來嗎？在香港，我還有發展的可能嗎？」即使林浩麟不是常在學校觀察學生的情況，也感覺到這一群高中生與以往的學生對未來有不同的感受。
以往我會問他們，覺得十年後的今日自己會是怎樣的人、會在做什麼？多數一問完，他們的迷惘便會沒了一半；但現在問，會答你他沒希望。
「以往我會問他們，覺得十年後的今日自己會是怎樣的人、會在做什麼？多數一問完，他們的迷惘便會沒了一半；但現在問，會答你他沒希望。」對未來失去盼望的學生不是少數，作為社工的他只能夠盡力在旁勸導，了解他們是「對自己還是對社會沒希望」，若是後者，「其實更易入手，要令他們覺得可以做到某些事，讓他們找回自己的能力」，或許可以因此更積極思考自己的出路，將失望轉化為動力，當迎來社會的改變，便能調整好自己的心態，這是生涯規劃一個重要的目的。
文憑試是否能於4月24日順利開考，仍是未知之數。但幾可肯定的是，對於一眾應屆考生來說，必然是人生之中難以忘懷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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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於第208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6日）《 反修例之後遇上新冠肺炎 誰解學子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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