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紅孩子冠父姓引爆爭議 兩性權力不平等的吶喊（上）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是本港著名歌手張學友1996年演唱的一首單曲，也是兩位音樂界好友作曲人李偲菘與填詞人林夕合作送給其新婚的禮物，歌詞內容飽含了歌者對愛的深情，因而成為當年各大樂壇頒獎禮上的得獎金曲。二十四年後，這句聽上去充滿浪漫氣息的話，最近卻在內地網絡激起不小的波瀾。
先是一名女性網友在微博上公開聲稱，因為丈夫不同意孩子跟她的姓氏而最終決定離婚，事件被廣泛議論；後有網紅「Papi醬」（原名姜逸磊）因孩子隨父姓，而被網友抨擊為「婚驢」、「胎器」*，網民認為她的行為不符合獨立女性的形象。為何讓孩子冠父姓也會引起如此大的波瀾，這背後又折射了什麼？
*注︰「婚驢」、「胎器」是部份女權主義者對適應男權社會婚姻規則的女性的蔑稱。前者指婚後的女性像驢子一樣笨，被剝奪許多還一樣傻樂；後者指生過孩子的女性，暗諷為生育機器。
從歷史的角度看，「姓」首先是區別血緣關係及體現宗族傳承。北京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蘇力在其著作《大國憲制：歷史中國的制度構成》中分析，無論是古代中國「從夫居從父姓」，又或是男方入贅「從妻居」、孩子「隨母姓」的母系氏族部落，都是為了確保同一個氏族具有血緣關係的男女不會結婚生育，保持既有的組織架構和秩序，體現血脈、宗族傳承。
其次，母系社會時，姓氏從母姓；到了父權制社會才從父姓，「冠姓權」亦能反映出對生產資料的佔有和兩性的權力關係。進入父權社會後，「冠姓權」多掌握在男方手中，顯然是當時男性主導生產、兩性不平等的一個典型。因此，隨着女性對生產資料持份的增加，以及社會對兩性平等的呼籲，女性想平等地取得冠姓權亦在情理之中。
解放與壓迫的一線之隔
儘管如此，仍有不少網民認為因為冠姓問題而離婚，又或因為孩子隨父姓就施以語言暴力過於極端。在追求兩性平權的諸多流派中，是否應有一個共同點和邊界，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比如對於部份「激進派」女權主義者來說，由於現實中男女不平等的鴻溝過於巨大，而父權壓迫過於根深柢固，偶爾的矯枉過正難以避免。亦有人質疑，在冠姓權的爭奪中，過於極端、只能容忍孩子隨母姓的人，是在追求兩性平等，還是女尊男卑、新的性別不平等？
又比如有些女權主義者支持事無巨細全面平等，認為每一件事情的背後都是性別角力；亦有一部份人認為過於注重細枝末節有點捨本逐末，像社會學學者兼兩性專家李銀河評論冠姓權事件時說到，「我們判斷一對夫妻關係是否平等，應當把注意力集中到更加重要的方面，如家庭重大事情的決策權、男女人格是否平等上，而不必對細節吹毛求疵。應該看她在社會上、家庭中與男人是否有實質上的平等。」
這些差異需要進一步討論，源於歷史上不乏因方式不對而讓解放本身變成壓迫的先例。比如1927年，廣東省民政廳為效仿「天足運動」（讓女性從纏足中解放），解放女性乳房，發布《禁止婦女束胸的提案》。其原意在於改變民國初年以平胸為美的觀念，讓婦女從束胸中解放出來，故又名「天乳運動」。然而，政府法令一出，街上隨即有女警察檢查婦女束胸放乳情況，更有婦女組織上門查看，一旦束胸，罰款五十大洋。這項本是為了解放婦女身體的運動，卻因為政府的強制介入而變了調，成了政府利用公權強制規管女性身體的「暴行」。
近一點的事件有2018年底在韓國掀起的女性「素顏革命」，又稱「脫掉束身衣運動」，宣揚讓女性擺脫韓國社會加諸在女性外型上，從膚色、身型到妝容等的壓力與規訓。然而，部份女性表示，這個運動發展到後來卻有了一絲變味，讓她們感受到另一重壓力—一旦穿裙裝、梳長髮便會被抨擊為落後、不支持女權等等。
這一次，孩子隨父姓的母親被譏為「婚驢」、「胎器」，用詞本身就有物化、厭女的嫌疑。也讓「女權」再次在網絡上引起了更多人的誤解與不滿。因此，不管是在女性對自我身體的掌控上，還是在孩子的冠姓權上，爭取男女平等的同時，人們必須對最終目標和方式保持警惕與反思。
是哪怕矯枉過正也不可讓步一分，還是溫和循序？是為了男女平等，還是女尊男卑？是為了讓女性完全脫離過去傳統壓迫模樣，變成革命新女性的模型，還是讓女性擁有對等的自主選擇權？這些都是在社會革新、人們不斷爭取女性地位提高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的問題。
但是，相比於陷於斥責他人的言語暴力和偏激，社會更應去理解這種偏激與憤怒具體根植於何物。
冠姓之爭下的生育焦慮
疏理隨母姓支持者對Papi醬的攻擊，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向。一個是Papi醬作為有影響力、且一直以打破傳統形象出現的獨立女性，「屈服」於讓孩子隨父姓，不利於男女平等冠姓，甚至男女平權。這背後反映的焦慮是，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已明確規定父母雙方擁有平等的冠姓權，但在現實社會中，平等卻遠遠未有到來。
北京《中國青年報》在2017年針對「冠姓權」進行調查，發現近半數受訪者不接受孩子隨母姓。在廈門進行、針對二胎家庭冠姓的調查結果亦顯示，二孩跟媽媽姓的僅佔23%。而在採訪中，不少受訪者對隨母姓表達了憂慮，比如別人會誤以為孩子的父母已離婚而產生歧視，又比如這是否會影響孩子對家庭的認同感等。
這些都說明，當下的社會風氣和思潮並沒有人們想像中那麼「前衛」。面對仍有重重阻力的社會現實，不少冠姓平權的支持者容易陷入另一個極端，認為沒有主動去爭取冠姓權就是父權的沉默幫兇，而Papi醬作為一名有逾3,000萬粉絲、且經常傳播獲年輕人認同的新思想的流量代言人，自然更成為了這批人眼中「墮落」、「腐朽」的標誌。由此引發語言暴力固然不值得提倡，但這些憤怒背後的現實焦慮值得關注，在看似開放、有法律保障的社會裏，婦女是否真的感受到了足夠的安全與尊重？
對Papi醬的另一類抨擊，諸如「婚驢」、「胎器」，背後的邏輯是女性明明在婚姻和生育中付出了更多代價，為何卻得不到應有的回報，甚至連冠姓的權力都沒有，豈不只成為社會繁衍的生育工具？這種對生育代價的焦慮是目前中國女性普遍所面臨的困境。
一提到生育代價，最容易想到的便是女性十月懷胎的辛苦。然而，除了生理上的負擔外，女性還承受着心理上的壓迫。女性自懷孕那刻起，身邊人以至整個社會便會把對「母職」的期望加諸其身上，比如會認為對孕婦來說，保護胎兒健康高於一切，如果因為勞累而流產，又或是沒有準時產檢等，便認為是準母親失職；又比如當孕婦與胎兒同時面臨生命危險時，在一些更傳統的地方，會優先選擇保住胎兒的性命。人們認為這是「母親」這一社會角色「應該」承擔的責任，背後其實是社會構建出的維護父權的重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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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15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25日）《網紅冠姓權爭議背後 兩性權力不平等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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