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2.0｜從選舉制度改革 透視中共治港原則和底線

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２月22日在一場研討會上，以「愛國者治港」為題發表演講，強調香港選舉制度不能背離這個原則，稱「無論是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還是完善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以及我們所做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是在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傳遞出北京將主導香港選舉制度改革，甚至可預見的未來不排除修改香港《基本法》的明確訊息。

隔天，港府公布向立法會提交的《2021公職人員參選及任職條例草案》，擬引入區議員宣誓規定，因宣誓無效、違反宣誓內容者將被取消就任資格，五年內不得參選。北京基於鞏固「一國」秩序和底線對治港政策輪番作出調整，讓習慣於將「一國兩制」理解為「井水不犯河水」的香港社會認知再一次受到衝擊。

站在北京的立場，對於回歸已近24年的香港，「一國兩制」的關鍵是「一國」的事實如何在香港這一制的具體運作上有所體現，而且是作為核心來體現。這是北京治港政策和行事風格發生變化的肇始。

一脈相承的政治文化

基於此，自修例風波之後，北京治港政策發生重要調整，頻繁推出新動作，不論是《港區國安法》，還是全國人大關於香港立法會議員履職資格的決定，即將進行的選舉制度修改，乃至未來可能會發生的對香港《基本法》的修訂，背後能看到中共一脈相承的政治文化和堅守的原則。

香港的從政者，包括公務員和官員，乃至整個香港社會可能需要明白，時代不一樣了。以前區隔式的「一國兩制」，包括大多數官員的港人都不需要和中央接觸，更不需要思考中央想什麼。從現在開始，這種情況不會繼續，香港社會需要全面認識中共的政治文化。

首先，中共對特殊的地區有特別的包容和彈性處理，但也有其需要堅守的邊界和底線。包括施行「一國兩制」的香港和澳門，甚至毗鄰香港的經濟特區深圳等，都是「包容和彈性處理手法」的受益者。從1997年香港迴歸，香港正式施行「一國兩制」，不僅「舞照跳，馬照跑」，而且「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也不是一句空話——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等，香港特首也由香港人選舉產生。

實事求是的說，香港回歸之後，北京並未過多地干涉香港事務。但這並不意味着北京對香港放任不管，不會堅守底線。已故中國領導人鄧小平1987年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有這樣一段著名論述： 「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一國兩制」有其需要堅守的邊界和底線，那就是「一國」。中共可以容許香港存在「罵共產黨」的聲音，也可容忍香港出現街頭政治運動，甚至因為香港人的反對而擱置諸如「23條立法」等，但在事關國家主權的問題上是絕沒有商量的餘地的。

香港修例風波出現街頭暴力以及反「一國」元素，是北京所不能容忍的（詳情請點擊查看大圖）：

漸進改革是最可行的路徑

其次，中共相信穩妥、漸進的改革是最可行的發展路徑，反對在其看來冒進或急於求成的改革。在治港問題上遵循的也是上述原則。比如2003年的「23條立法」，因為所謂「威脅到了《基本法》規定的公民自由」，反對者的示威遊行，讓香港政府擱置至今，北京並未強行推動。再比如在香港政改的問題上，北京即持「循序漸進」立場。2014年3月，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談及香港普選的問題曾表態：中央對香港的政改，持「一個立場、三個符合」，即堅定不移支持香港循序漸進，發展民主的立場不變，普選特首要符合本港實際情況、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規定，行政長官要符合「愛國愛港」標準。

再者，中共具有強烈的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觀念，對地方有起碼的政治忠誠要求。這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忠誠不是微觀的、官僚意義的，而是宏觀的、民族的。但一直以來，很多香港人對於「一國兩制」的認識，集中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權利上，嚴重忽略了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應盡的義務。

香港作為中國的領土，從1841年開始被英國殖民長達156年，1997年根據「一國兩制」政策迴歸中國，中央政府確保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權利。但不少港人特別是參與街頭運動的人，似乎仍然活在殖民地時代，對曾經的殖民者頂禮膜拜，對中國內地的一切都持否定態度。在修例風波中經常出現示威者揮舞美英國旗的景象，在衝擊香港立法會的事件中，激進示威者不僅在立法會主席台上撕毀《基本法》，塗污香港特區區徽，甚至將英國殖民時期香港所使用的旗幟，展示在立法會議事廳的中央。這顯然是北京所不能容忍的。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也不會容忍類似事情的發生。

「一國」是紅線 「兩制」是變通

在「一國兩制」的問題上，「一國」是紅線，「兩制」是變通。這從「一國兩制」提出之時就已經很是明確。「一國兩制」的實施，確實確保了香港以及澳門，繼續保持繁榮穩定的情況下，實現了迴歸。但「一國兩制」的出現，最大的目的是在保持香港、澳門乃至台灣的繁榮穩定前提下，實現國家統一。後者才是根本，因此，當出現威脅這一根本的事態發生之後，北京強硬出手是必然選擇。這一點，很多香港人尤其是走上街頭的人不明白，或者說不願意明白。

在行事作風上，中共要麼不出手，保持忍耐，要麼決定出手不達目的不會輕易罷休。香港現在的情況便是如此，本來作為「兩制」下的特區，香港有很多彈性空間，但過去多年與北京互動過程中的非理性對峙，尤其是修例風波和2019年區議會選舉後本土抗派試圖奪取香港管治權，以癱瘓政府來要挾，深深刺激到北京。中共討厭以西方在野式的對抗、要挾手法和中央政府討價還價。可以想見，即便中國推動選舉，它也不會是那種敵對式、鬥爭式，而是選賢與能，強調誰最能解決問題。北京主導的，以「愛國者治港」作為根本原則香港選舉制度改革，必然不會是一些港人所期待的西方式選舉制度。當然，也不會和內地一樣。

顯而易見，香港社會是時候直面中共和中國過去幾十年的變化，要開始改變對中共的傳統看法——建立在西式民主和自由主義立場，以及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經驗之上的認知。當然，這不是盲目的轉變，而是通過對這段歷史發展和國家的變化，包括內地人民對這個政黨的看法。在現有政治現實下，香港只有轉變觀念，學會與北京溝通，才能有更大空間。這種「學會」，不是「投降」的意思，而是要認清香港的政治現實，認清「一國兩制」，認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香港如何與內地聯結。

溯源歷史，讓香港持續保持繁榮和穩定下回歸和發展，是「一國兩制」的初衷。最直接的體現就是香港《基本法》，在序言中明確：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

鄧小平說：「世界上一系列爭端都面臨着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我們採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的。」這背後其實是對香港社會和香港民眾的負責，讓香港在沒有大動盪，甚至戰火和硝煙下實現迴歸，讓香港在回歸之後持續保持繁榮和穩定，是「一國兩制」制度設計的初衷。

但問題在於，香港日趨變質的街頭政治，已經嚴重影響了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和穩定，已經觸及香港700萬人的核心利益。這是北京多治港政策接連作出調整的源頭。換句話，就是北京要重新釐清：香港到底是誰的香港？不僅是700萬港人的香港，也是中國「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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