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循環.一|國際形勢劇變 中國戰略調整 香港山雨欲來風滿樓

撰文:楊瀅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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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最國際化的開放高地,在當前國際環境危機四伏下,香港不但無法獨善其身,而且早就「腹背受敵」。全國人大會議早前正式通過邁向現代化藍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下稱《十四五規劃》),當中確定了「雙循環」戰略,以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複雜挑戰。於內地而言,雙循環戰略已毫無疑問成為中長期主軸;但對香港來說,雙循環卻依然是個問號。
「雙循環」強調,要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通過發揮中國市場內需潛力,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可見,國家的發展前景開闊,但香港呢?作為中國與世界的「超級聯絡人」,在中美角力的國際政治新常態下,香港的外循環樞紐功能將首當其衝受到外部風險的影響和打擊。香港亟需重新釐定自己在國際上的政治及經濟定位,找準發展方向,做好準備迎接大勢。而當中央提出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國家戰略,着眼於內部經濟改革,香港若不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則會錯失國家戰略轉型過程的重重紅利,在國家頭等大事下被「邊緣化」。這是危機,還是轉機?選擇權還在香港自己。
「雙循環與香港」系列報道四之一

「新疆棉花」一舉成為3月熱詞,折射中美之間就勞工權益、全球產業鏈、消費市場等經濟議題的尖銳交鋒。早在棉花風波之前,壓制中國崛起已成西方國家政治的常態。前有美國總統拜登出台《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稱中國為「唯一有可能結合經濟、外交、軍事和科技力量,持續挑戰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的競爭對手」,是「本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威脅」;後有英國首相約翰遜稱「美國是我們最大的盟友」,「中國毫無疑問將為如英國般的開放社會帶來巨大挑戰」。

「中國發展到這個程度,就算認為自己不夠強壯,不是大國,別人也會認為你是個大國、強國。」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張玉閣一語點破,稱雙循環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大國戰略,以應對劇烈變化的國際形勢。

只是,作為中國最國際化的開放高地、外經濟循環上的「樞紐」,當國際環境危機四伏時,香港應如何應對?當中央提出以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亦意味着中國將經濟重心轉為向內,那過去依賴開放紅利增長的香港,又應如何自處?事實上,香港正面臨着國際體系遽變的外部風險與國家戰略調整的重大轉向。危機逼近,香港不能坐以待斃,要清晰認識危機本質,才能主動求變。

新疆棉事件捲席全球,BCI(良好棉花協會)及BBC研究,指中國在新疆強迫數十萬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勞動生產棉花。(資料圖片/路透社)

–外循環–
外部風險持續加劇 香港面臨政經變化

「壓制中國已是白宮的核心主線,不管是民主黨上台,還是共和黨上台。」張玉閣說。中信銀行(國際) 首席經濟師廖群亦認為,現任美國總統拜登較特朗普理性,正在修復美國的外交關係,「重建以美國為中心的多邊主義,冀借傳統盟友的力量壓制日益崛起的中國。雖然短期內不會像特朗普那麼不可預測,但這種策略對中國的威脅更大。」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鄧希煒同樣預測:「中央政府與美國政府的中長遠看法都是一致的,中美角力應該會持續十年。」

這是中國成長和崛起要面臨的國際政治新常態,亦是開放「前鋒」香港首當其衝面臨的考驗。鄧希煒表示,在政治方面,「美國要制裁中國,亦會當香港是其中一個制裁目標」,「香港傳統的『中間人』角色,包括引進人才、高科技等功能都會比以前更難(發揮)。」而在經濟方面,廖群強調,「外循環受阻力加大,經過外循環樞紐的經濟活動就會變少,香港的功能也會減弱」,這種變化是「自然」及「可想像」的。

政治和經濟交織,香港的長處可能會成為最易被攻擊的弱點,例如香港的金融功能。作為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香港的金融功能對於中國尤其關鍵。」張玉閣說,香港是中國金融開放緩衝區,「是整個國家金融管理體系重要部份。」他從金融開放的外部風險講起,以日本的金融開放作為反面例子。1985年,美、日、英、法及西德五國簽訂《廣場協議》,聯合干預外匯市場。此後,日圓大幅升值,美元大幅貶值;加之日本政府錯判經濟形勢,沿用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令日本經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繁榮後,經濟泡沫破裂,九十年代以來陷入長期困境,如今仍一蹶不振。

拜登上任後正在修復與盟友的關係,雖然短期內不會像特朗普那麼不可預測,但這種策略對中國的威脅更大。(資料圖片/美聯社)

張玉閣把香港比喻為中國金融開放中「有氣孔的通道」:「香港的金融是一個高度開放的體系,恰恰因為國家有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所以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是有彈性的,不會因外部勢力而被迫開放。」正因香港的金融功能有戰略性作用,「美國制裁香港是從金融入手,包括制裁金融機構和金融從業者。」這些考驗早於去年已然出現,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明稱考慮暫停給予香港優惠關稅稅率。其後,美國又宣布制裁多名陸港官員,任何在美國有開設業務的金融機構若再向這些官員提供服務,就會受到懲罰。中方亦不遺餘力反擊,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表示,美國制裁「毫無約束力」,中國銀保監會和整個銀行系統都不會執行美國法律法規,香港的金融機構亦不會執行美國的制裁。但美方制裁之勢只增不減,在中美高層談判前夕,美方又加碼宣布制裁24名陸港官員。

除了政府之間角力,業界也波濤暗湧。不少西方金融機構以「政治」為由撤離香港。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全球第二大資產管理公司領航投資(Vanguard)去年8月宣布撤出香港的ETF業務,亞洲區總部由香港搬至上海。其後,美資金融機構Motley Fool於去年10月直指因《港區國安法》等政治爭議致無法預測業務發展,宣布撤出香港。近日,美國對沖基金Elliott Management也宣布關閉其香港辦事處,轉移到倫敦和東京。這一切只是開始,國際政治變動帶來的政經危機已然顯現,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必須做好準備。

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全球第二大資產管理公司領航投資(Vanguard)去年8月宣布撤出香港的ETF業務,亞洲區總部由香港搬至上海。(資料圖片)

–內循環–
經濟重心向內轉移 香港恐怕被邊緣化

面對未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斷壓制,中方又會如何應對?吉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孫興傑早前在《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中美產業鏈之戰與體系性大國競爭的未來》一文,指出中美之間的競爭進入了體系性競爭的階段,而「產業鏈之爭」是中美體系性競爭的關鍵。雙循環正是中國通過內政手段打造完整產業鏈的手段,通過減低中國經濟的外部依賴,從而規避外部變動帶來的風險。

「雙循環事關國家經濟的總體安全。」張玉閣說,「中國希望通過做大國內大循環,避免『卡脖子』的情況發生。」所謂的「卡脖子」,是指國家主要產業鏈中的核心、尖端技術/產品依賴進口,而一旦進口國家對此實施貿易制裁,將會嚴重削弱主要產業的產能,影響經濟安全。坊間最為熟悉的例子,就是美國在晶片科技上對中國的制裁,嚴重影響中國的智能手機、機械人等高科技產業。

除了出於國際政治的考慮,雙循環亦回應了中國發展模式轉型的需要。之所以會出現「卡脖子」的現象,其實與中國過往出口驅動經濟的發展模式不無關係。以出口拉動的經濟雖能在全球產業鏈中分一杯羹,但長期的「低附加值」勞動模式無法驅動尖端技術的突破,就如深圳市的富士康工廠是蘋果(Apple)手機最大的代工地,但無法研發出蘋果的晶片、傳感器,核心技術依然掌握在美國企業手中。而隨着中國經濟體量不斷增加,在各種新興科技的賽道上不斷超車,中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階段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銀行香港金融研究院高級經濟研究員劉洪亦在《內地「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與香港格局》一文中指出,出口導向模式已不能滿足高質量發展的需要,「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就必須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高質量發展不止要求產業提供更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亦事關這些產品和服務如何打開市場。正因如此,雙循環戰略才會強調「發揮內需潛力」,以內需來拉動市場發展。

中國希望通過做大內循環,避免在晶片等尖端技術產品上受制於人。圖為上月在上海舉行的半導體展。(新華社)

張玉閣指出,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第一次提出「需求側改革」,而落腳點在於「促進消費」,「第一要有好的產品去供給,第二是要人們消費得起。」前者涉及中央多年來的「供給側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而後者則關乎「民生工程」,「解決收入不公問題、住房問題、醫療保障,讓人們對於消費無後顧之憂,這就是『需求側改革』的核心。」

梳理下來不難發現,中國此番改革圍繞着內部經濟結構展開,與香港的關係不大。由於香港長期扮演着外部循環的關鍵角色,與中國內部經濟關係未算密切,這難免令人擔心,當中國的經濟重心日益向內,香港會在中國未來的發展中被「邊緣化」。

香港的發展向來與國運牢牢捆綁在一起。作為最開放的中國特區,香港過去的繁榮很大部份來自於「中國轉型」的開放紅利。「有個好貼地的例子,香港娛樂事業的ups and downs(起跌)。」鄧希煒分析,七、八十年代香港電影和電視行業的蓬勃,是因為內地剛剛允許娛樂事業的發展,「對於那時的中國人民而言,香港製造的娛樂產品不止高質素,還有創意,亦造就了很多明星。」到九十年代和千禧年代,隨着中國逐漸開放,不少香港明星「北上」,一邊「掘金」,一邊對內地的娛樂事業作出貢獻。「現在呢?形勢已經開始『調轉』,可能上一代的明星還能賺錢,但新一代的香港明星有幾個?五隻手指都『數晒』啦!」鄧希煒總結:「其實就是中國大環境的變化和娛樂事業的起跌,驅使香港能扮演什麼角色。」

鄧希煒總結:「其實就是中國大環境的變化和娛樂事業的起跌,驅使香港能扮演什麼角色。」(資料圖片)

雙循環戰略之下,香港必須要解決身為「超級聯絡人」的「角色危機」。一方面,在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中,內需消費的比重將不斷增加,而外需出口的比重將不斷下降。香港依賴中國對外貿易的轉口業務、融資業務等必將承壓。另一方面,中國依然在試點開放,未來將會與香港繼續競爭內地、海外市場,上海試點金融開放、深圳試點市場制度開放、海南試點貿易開放,皆是最好例證。

紅利不再的當下,香港必須重新定位,找到自己的特色和優勢。過度依賴金融這單一產業優勢,只會令香港經濟的抗風險能力日趨低下,最終可能「一失萬無」。「假以時日,(內地)金融完全開放時,香港真的要想清楚自己與上海有什麼分別。」鄧希煒直言過去幾年看不見香港除了金融之外對國家「走出去」有什麼明顯貢獻,「內地愈來愈開放,經濟愈來愈好,對香港這個『中間人』的依賴亦愈來愈小。」

當國際形勢變幻,中國調整國策,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已成「必要之舉」。只是,融入雙循環是否萬利而無一弊?香港在陸港融合的背景下會有什麼副作用?詳細內容請看下篇報道:雙循環.二|陸港融合要找准方向 否則恐致副作用

此為「雙循環與香港」系列報道二之四。想了解雙循環經濟之下,香港有哪些危機,又如何「化危為機」?完整報道請看:

雙循環.一|國際形勢劇變 中國戰略調整 香港山雨欲來風滿樓

雙循環.二|陸港融合要找准方向 否則恐致副作用

雙循環.三 | 多邊主義洗牌 香港如何化險阻為夷途?

雙循環.四|以產業規劃破結構矛盾 港方迎鳳凰涅槃

上文節錄自第260期《香港01》周報(2021年4月12日)《透視國家雙循環策略 直面香港的危與機》。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260期《香港01》周報精選內容:

透視國家雙循環戰略 直面香港的危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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