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漂．一｜說走就走的港漂 留不下的香港
「港漂」群體，與千禧年代流行的「北漂」和「滬漂」群體一樣，都是遠離出生地，在大城市中漂泊謀生的一群，是中國人口流動社會背景下衍生的群體。其中，「漂」這個字生動地勾勒出這群體的生存狀態：沒有戶口，因此不確定能否扎根當地；他們孑然無依，漂泊不定，因為沒有糾葛，可以說走就走。
而具體到「港漂」，更別有意涵—有人會聯想到在中環講普通話、衣着光鮮的金融白領；有人會聯想到每年秋天湧入羅湖口岸，在各大高校周圍哄抬租盤價格的留學生……這些印象都反映出香港社會對「港漂」的認識十分狹隘，局限於他們「分薄」就業與教育資源；在有關香港社會發展的論述中，「港漂」因此淪為「他者」。問題是，在全球激烈競爭人才的今天，「港漂」其實是香港「人才引進政策」的對象，這群高學歷、高技術的青年正在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其他人一起塑造香港的未來。然而，對於他們而言，香港卻遠沒有成為「他們的地方，他們的時間」。
此為「漂在香港」系列報道四之一
對Cherry來說，來香港是替母親圓夢。「我媽媽有朋友年輕時嫁到香港，她一直很羨慕。」Cherry解釋道。因此，高中甫畢業，媽媽立即大包大攬地幫她操辦起香港高校的入學申請。從山東這樣的高考大省拼殺出來的女孩，仍帶着稚氣未脫的懵懂，就這樣孤身一人來到香港讀書；而她也因此成為媽媽的驕傲。
「不是香港問題，是我自己的問題」
不過直到Cherry讀大學三年級時，媽媽接到學院老師的電話，才突然意識到自己似乎並不了解女兒在香港的真實生活。她想不通，讀高中時無論是學習還是生活都從不讓她操心的孩子，怎麼會成為老師口中「缺課、不交作業、聯繫不到、需延期畢業」的問題學生。
「不是香港問題，是我自己的問題。」這句話，Cherry重複許多遍，「我不適合這裏。」
來香港之前，Cherry就讀於內地一所軍事化管理的中學。所謂「軍事化管理」，是內地高中爭相競爭的名號。有了這個名目，等同於給學生和家長「考上好大學」的保證。「那時的生活很簡單。」Cherry回憶道。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背半個小時英語單詞或語文作文，6點吃早餐，6點半到學校上第一堂早課。中午12點有一個小時的午休，吃過飯回學校繼續上課，直到晚上11點。哪怕是課間休息，同學們都安靜地學習，教室裏有着從不間斷的筆尖落在紙張上的聲音。高中的日子都是如出一轍的重複，但Cherry從不覺得這樣的生活是枯燥的。「我覺得自己目標明確，就可以盯着目標一步步走下去。日子很充實。」
她還記得高中時最快樂的時光，晚自修的老師大概晚上10點下班，之後她會溜到操場，躺在人工草皮的足球場上看星星，暢想着自己會上怎樣的大學、過着怎樣的校園生活—那時的幻想與她後來的經歷相去太遠。
大學三年級，Cherry和同學一起在學校附近合租。她會在每天中午醒來，舍友已經回校上課，房間裏空蕩蕩，迴蕩着窗外車流的噪音。隨便吃點東西，Cherry繼續縮在被窩裏打遊戲，如梭日月都被她打發在手機幾吋大的屏幕裏。只有接到老師打來的電話，她才會慌亂地把手機扔在一邊，焦慮地等待震動結束—短短的幾十秒鐘，在Cherry看來漫長而靜謐，她甚至聽到自己的心臟在胸腔裏咚咚作響。拒絕出門，拒絕上課，拒絕與人交流，Cherry躲在自己的小房間裏逃避現實生活，用她的話說，就是成了「徹頭徹尾的網癮少女」。
這種變化在她剛剛來到香港的時候已初露端倪。較之作息規律的高中生活，多姿多采的大學校園生活帶給她許多自由與選擇，身處異鄉的Cherry雖感到有點不適應，但更多的是新鮮感：她興致勃勃地選課、加入社團、操一口蹩腳的粵語參與本地同學的活動。然而，時間久了，她漸感力不從心。不喜歡住宿，沒完沒了的通宵舍堂活動令她感到無聊，需要和本地同學搞好關係才能獲得宿分的制度也令她頭大。因此讀大二時，Cherry搬出了學校宿舍。
更嚴重的問題是學業壓力。大一的課程對Cherry來說，雖然面臨全英文授課的挑戰，但並不困難，加之擺脫了高中嚴苛高壓的學習環境，她很快「放飛了」。
「我沒有花很多精力在學習上。」她坦言，課程學業能拖就拖，期末總能驚險及格，這也讓她產生了僥倖心理。但是到大二下學期時，課程難度陡然上升，她才驚覺自己已經跟不上進度。「學業愈拖延就愈跟不上，愈跟不上就愈不想學習。落下的進度愈來愈多，我就愈來愈感到焦慮、想逃避，像是陷入了惡性循環。」她回憶道。
在這樣的心態下，她的成績一落千丈，「掛科（不合格）不能補考，成績會計入GPA；我很害怕無法畢業，害怕我來香港這些年白費了。有些課程要重修，我也不知道怎麼和父母解釋要多上一年學。我甚至想把我的包都賣了。」說到這，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但是算來算去，錢也不夠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
進入大三，Cherry把自己關在出租屋裏不出門，同時間逃三門課—一門是選修的電腦課程，熱愛遊戲的她出於興趣選了這門課，但是課程愈來愈難，令她望而卻步；一門是必修的英語公共演講，每周當着全班同學作五分鐘英語演說，這對於有心理障礙的她而言簡直是噩夢；還有一門是畢業設計實驗室，每位同學各有自己的崗位做畢業設計，正是這門課的老師發現她從來沒有在自己的位置上出現。
「他是學院的系主任，很關注我的狀態。發現我經常缺席，成績也不好，就聯繫我問問情況。」但這樣的關心，在Cherry看來卻是壓力，「每當看到學校的電話我都特別恐懼。你能理解那種心情嗎？感覺他們都來逼迫你。」聯繫不到Cherry，系主任只好聯繫她的緊急聯絡人，電話就這樣打到了Cherry媽媽那裏。
「和媽媽通電話的那個下午，我崩潰了。」Cherry說。在電話裏，她向媽媽哭訴自己在香港讀書的壓力，得到了媽媽寬容的安慰。那之後，Cherry開始進行心理諮詢，並接受精神科醫生的治療—她一度被確診為抑鬱症。心理狀態漸漸好起來，在重修期間補上了最抗拒的那門英語公共演講課程，電腦課還是放棄了。2019年，Cherry終於順利畢業。
畢業後，Cherry在香港找到活動策劃的工作，一邊着手保險從業考試。但隨着社會運動如火如荼，Cherry感受到與香港社會前所未有的疏離。「我沒有什麼政治立場。」她坦言。但是，住在旺角數次目睹激烈的衝突場面、明明是黃絲的朋友因為內地人身份在Facebook上被網友攻擊、過去交好的本地生同學突然全部切斷聯繫……諸如此類的種種經歷，令Cherry深刻地意識到，無論作出多少努力，自己從來沒有真正融入過這個社會。次年，她選擇了自己熱愛的遊戲設計專業繼續進修。
今年是Cherry來港第七年，9月份她就能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最近，她與朋友聊天的內容主要圍繞「如果回內地，換身份證有沒有必要」。5月底，她已經拿到了內地一家遊戲大廠的聘書，退租住了三年的房子，着手搬家。「離開的原因，一是因為覺得自己從來都不適合這裏，二是因為沒有我想做的工作。」求職期間，Cherry在香港的招聘網站上輸入「遊戲」兩個字，發現搜索結果是些「幼兒遊戲導師」、「遊戲機配件員」之類的職位。「香港沒有很好的互聯網產業，相應的遊戲製作行業很窄，發展空間有限。」她無奈地笑了笑，「我的朋友中，好像只有從事金融行業才能更好地在香港立足。」
「我媽媽想我換身份證，她計劃在香港買一套房子，作為資產儲值。」Cherry說，「但我覺得沒必要。」
「我支持香港，但我不會投票」
Will從事金融行業，中環上班，獨自一人在紅磡租住一間兩室一廳的公寓式酒店套房。這是他在香港的第三處住所—第一處是讀研究生時和同學在上水合租的單位，第二處則是畢業後搬去奧運站。和許多留學生一樣，Will留在香港是因為較之內地，這裏更自由，又是華人社區，不至於有太多隔閡。金融專業出身的他，在香港擁有廣闊的職業發展前景。
來香港九年，Will至今仍不太會講廣東話，只能說些日常用語。入職第一份工作時有兩位香港同事熱心地教他講廣東話，Will半認真半敷衍，學得很慢，結果反倒是兩位香港同事的普通話愈說愈好。「並不一定要說廣東話，才能進入什麼圈子。我沒有這種需要。」他直言。工作以英語和普通話為主，幾句簡單的「唔該」、「多謝」足以應付日常生活，在Will看來已經足夠。「語言只是工具，而非某種身份的標誌。」他說。
看待廣東話的心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Will對待香港的態度：以生活便利為前提，只做有用的事。2019年，Will換取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時，區選已經結束。但他承認，即使擁有投票權，也不會投票—並非出於對政治的漠不關心，而是因為在他看來，投票屬於「沒有用的事」之一。
「我特意去投票站觀察，覺得很有意思。」 他記得當時言之鑿鑿與友人聊天，認為民主派陣營一定大獲全勝，他更預料到後來中央以霹靂手段回應。「我來自內地，了解國內是什麼樣子。」 Will語焉不詳地解釋，「區選民主派成功，一定會讓中央不高興，馬上就會有下一波反彈。」他認為，香港與中央力量懸殊，雙方博弈的結果顯而易見。「就好比玩一個遊戲，我們只是玩家。遊戲規則究竟是誰在制定？頂層決策者是誰？顯然不是香港。」
Will認為，選舉本身就是一個騷，把「香港模式」表演給台灣看。因此，當「香港模式」不僅不能打動台灣，反而助益蔡英文當選時，中央一定會修改遊戲規則。以此認識為前提，Will分析無論是選舉還是遊行、甚至暴力示威，在中央看來都是「小打小鬧」，「按一下開關就可以重啟」，再多的努力都無力扭轉香港未來終究要淪為「普通內地城市」的發展趨勢。
另一方面，不同區議員提出的種種競選綱領，在Will看來難以談得上和自己有關，因而不想花費精力去關心。「什麼增加紅磡到中環的渡輪班次、公車給老人減價等，大多數舉措感覺好像和我沒有什麼關係。那我投票給A或者B又有什麼區別？」他說。
儘管如此，Will卻毫不避諱自己「支持香港」的政治立場。「正是因為對香港未來有這樣的判斷，才會震驚於香港人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解釋道。只不過，他的支持僅限於思想和口頭表達，「我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視角在香港生活。」
之所以會成為一個「旁觀者」，與Will在香港的所見所聞有關。2014年佔中運動爆發，彼時Will剛剛工作，仍是「年輕熱血」，秉持着對社會運動的陌生與好奇，他經常去觀察佔中的學生。「我有一個學長—還是我們那裏的狀元，他非常激進，參與了佔中運動，結果被人拍下來舉報，然後就再也不能回內地。」Will坦言，學長的經歷提醒他不要走進人群當中，「萬一被抓了說不清。」
另一個原因是，Will感到在香港並沒有促使自己扎根的利益糾葛。「如果我在這裏有一套房子，或者有一間公司做生意，可能會更加切身地覺得這個地方與我有關。」而沒有糾葛，就意味着可以說走就走，「如果香港真的變成普通的內地城市，我應該會選擇出國。」
漂泊從未為Will帶來困擾，「走到哪裏就在哪裏生活，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文中Cherry、Will皆為化名。）
上文刊登於第269期《香港01》周報（2021年6月15日）《漂在香港》。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