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漂.二|缺長遠規劃 香港淪為「人才」中轉站

撰文: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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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印有「永久居民」字樣的身份證,Will從不自稱「香港人」。與此同時,他也不認為自己是「港漂」。「我不喜歡用一個群體身份來給自己貼標籤。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時總會出現愚蠢的人。」他戲謔道。Cherry與Will想法相同,「我覺得『港漂』是個圈兒,我不想進入這個圈子。」她說。
客觀地說,「港漂」主要指通過各類「人才入境計劃」來港工作或讀書的內地人士。就其定義而言,Cherry和Will都是標準的「港漂」,但他們對這個身份並不認同。這種認識看似矛盾,實則是因為「港漂」身上凝聚着陸港衝突的縮影,這一身份認同本身就充滿了撕裂。
此為「漂在香港」系列報道四之二

承接上文:港漂.一|說走就走的港漂 留不下的香港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認為,「港漂」不是「移民」,而是社會學意義上的「流動人口」(floating population),「他們學歷高,有能力或者專業技術,與移民來港落地生根的『新移民』不同,他們有更強的流動性,可能隨來隨走。」

周永新的觀點也反映在數字當中。根據入境事務處的統計數據,2003至2012年間共批准57,126宗「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的申請,其中只有7,033名根據該計劃來港的人士在2010至2019年期間取得居留權。由此估算,「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來港的人才中,僅有12%在港居滿七年,且最終成為香港永久居民。透過每年配額1,000人(2020年增至2,000人)、根據計分制評核申請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來港定居的人士不多,當局每年批准的申請僅數百宗。最新推出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在2018年5月實施,截至2019年9月底,當局只接獲291宗配額申請,僅批出86個工作簽證。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認為,「港漂」不是「移民」,而是社會學意義上的「流動人口」。(資料圖片/鄭子峰攝)

至於非本地學生,統計數據顯示,近年內地來港學生數字有所上升,但愈來愈多內地生畢業後選擇離港。2019年,入境事務處向內地學生發出的來港就學簽證達30,707宗,較2015年的18,528宗增加65.7%。但同時期,根據「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留港的內地生人數僅微升2.3%,從9,541人增至9,757人。

2015年,端傳媒估算實際留港的「港漂」人數達到7.98萬人,即每一百個香港人中就有一個是「港漂」。此外,端傳媒的「港漂問卷調查」顯示,八成受訪者是18至30歲的青年,其中18至25歲青年佔總人數近半。過半數受訪「港漂」有研究生學歷,近三成半有本科學歷,7.7%有博士或以上學歷。超過三成受訪「港漂」是在校學生,其餘「港漂」中,有23.8%從事金融、地產、保險行業,人數最多;其次有18%從事文化、教育、傳媒行業,從事科研、技術類行業的僅有7%。

粗略勾勒「港漂」的基本面目:青年、高學歷、流動性強、主要從事「金地保」行業。不過,這不是香港主流輿論對「港漂」的認識。隨着2003年後港府推出各項內地人才輸入計劃,並擴大本港大學招收非本地生比例,「港漂」身上漸漸累積了與本地學生爭奪教育資源、工作機會的污名。2013年,有網民在報章刊登廣告,反對大規模招收內地學生佔用本港大學資源,指摘內地生畢業後留港就業搶飯碗,要求減收內地生,保障港人升學就業機會。2014年佔中事件後,陸港矛盾激化,內地學生與本地學生爆發諸多爭論:小如大學宿位、繁簡體字、學生會費等爭議,大到香港民主政治前途等重大議題上的取態,類似事件不斷加深港人對「港漂」的負面印象。再到2019年反修例社會運動,「港漂」更成為磨心—中大國旗事件、港大校園衝突、種種「私了」都將「港漂」置身於陸港衝突的前線,承受壓力與非議。

「說『港漂』分薄工作機會,其實是一個偽命題。」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人口健康講座教授葉兆輝說。他以「分蛋糕」理論解釋,「如果有四個人分一塊九吋的蛋糕,每人分四分之一。再來兩個人,把蛋糕做大到18吋,每人分六分之一,到手的蛋糕究竟是更大還是更小?」

「說『港漂』分薄工作機會,其實是一個偽命題。」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人口健康講座教授葉兆輝說。(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正如葉兆輝所說,「港漂」實則是助益香港做大蛋糕的人才。在缺乏天然資源的情況下,香港致力於發展為知識型及創新主導的經濟體,因此,競爭力更取決於能否匯聚人力資本,藉此推動經濟增長。人才有助發展創新概念、引進嶄新技術和創作創意內容,這三者恰是關鍵所在。然而,近年來,人力資源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瓶頸,本港的人力資源在質與量兩個層面都面臨嚴峻挑戰。

一方面,香港人口老化嚴重,生育率下降,將直接影響人力供應。周永新分析,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香港曾達到生育高峰,1994年新生嬰兒人口達到71,646人。按照推算,三十年後的今天也應該迎來生育高峰,但近年香港新生嬰兒持續下跌,2020年新生嬰兒人口僅有41,958人。隨着出生人口減少,2020年政府統計數據顯示香港人口的臨時數字是747.4萬,比對2019年下跌0.6%,是2002年以來首次出現跌幅。

根據勞工及福利局公布的《2027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香港人力供應按推算會由2017年的364萬人,上升至2019至2022年間的367萬至368萬人高位,然後下降至2027年的357萬人。(見圖)換言之,在2017至2022年間,推算本地人力供應按年平均增長0.2%,在2022至2027年間則按年平均下降0.6%。在2017至2027年期間,本地人力供應按年平均下降0.2%。如前所述,勞動力是經濟增長的源動力之一,人口萎縮、勞動力見頂後回落,整體經濟發展必然受到影響,因此增加人力的需求日益迫切。周永新指出,未來香港人口及勞動力增長主要依賴移民,因此移民的質量將直接影響香港社會發展。另一方面,「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積極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科技戰」的本質就是「人才戰」,這亦要求香港加入全球愈發白熱化的爭奪人才競賽當中。

香港人口老化嚴重,生育率下降,將直接影響人力供應。(資料圖片)

然而,本港多項人才入境計劃成效不彰,人才流失率頗高。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發布「2020年IMD世界人才競爭力報告」(IMD World Talent Ranking 2020)中指出,在吸引和挽留人才方面,本港的生活成本一向偏高,更排在全球第60位,對海外人才的吸引力不大。

「我們甚至沒有邁出人才政策的第一步。」葉兆輝批評道,「以『港漂』為例,有多少『港漂』留在香港生活?他們是什麼人?有多少『港漂』離開香港?他們為什麼走?港府甚至沒有相關數據,就更別提了解『港漂』群體。」在他看來,人才政策的出發點應是了解人才構成及其所需,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才能把他們留在香港。

「香港產業貧瘠,現實問題複雜」

小程就是香港急需抓住的人才。他在歐洲攻讀「工業流數據高性能計算」博士學位,畢業後投身工業4.0行業,從事智能製造專業。2019年,他通過「科技人才入境計劃」來港,在香港一間大專院校任職助理教授。目前,他在一家製造業公司工作。

在海外漂泊十多年,小程開始懷念家鄉,渴望在熟悉的文化環境中扎根,穩定下來。來到香港之後,他才意識到自己的漂泊並未結束。「儘管是華人社區,但文化上還是有一些隔閡。我會覺得自己還是游離在主流社會之外,沒有歸屬的、安定的感覺。」他剖白,「香港只是我的中轉站,未來應該會回內地。一是因為香港沒有讓我發展專業領域的土壤;二是因為這裏的生活對我來說沒什麼吸引力。」

就職業發展而言,香港的科創產業在小程看來還是一片荒漠。(資料圖片)

就職業發展而言,香港的科創產業在小程看來還是一片荒漠。「我在歐洲時有在高校做研究的經歷和在公司工作的經驗,香港也是同樣。但香港無論是從政策支持、產業發展、產學研一體化,還是公司文化、創新氛圍上來說,都差很遠。」從政策支援的角度出發,小程發現,儘管香港政府口頭上支持創科發展,但並沒有非常具體的發展規劃與扶植安排。「對初創公司來說,香港的創業環境較之歐洲、美洲和內地來說是最差的。」他發現,身邊沒有人能夠在香港做得成高新技術創業,都需依託深圳或內地其他大城市。而在人才引進方面,較諸內地其他城市的優惠政策,香港也少有作為。「歐洲對人才的寬容度更高,合作方式更多元。」例如可以根據需求向學校、政府、企業及歐盟申請項目資金。「也即是說,有多個層面的資金支持,幫助你完成你想做的科研方向。」

歐洲「產學研一體化」的發展較成熟,企業與高校形成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產品。「香港的學校,以我所在的組為例,也有和固定的公司合作。但這些公司往往是科研出身的人自己開一家公司,繼續從事科研。你會發現這種合作是科研和科研,而非把科研轉化成產品,我沒看到後者。」

更使小程困惑的是香港的公司文化和創新氛圍,「沒有人想着去做點新東西。」他略感無奈地說。在歐洲工作時,小程所屬的部門是研發部,一半的時間在做科研。「大家提出一些新的點子時,公司會提供資源和平台,給予時間和人手,助你落實創意。」在公司的鼓勵下,員工願意提出意見並努力實現,形成一個良性循環。但在香港卻沒有這樣的環境。

小程觀察發現,從公司的角度出發,產業創新不是排在首位,所以公司不會提供充裕資源給員工實踐創意構思。「公司高層也想做產業創新,但由於成本高、收益慢,所以推進的過程很緩慢。」他分析道。員工一方面缺乏創新的動力,一方面由於生活及工作壓力較大,首先要考慮的往往是「保住呢份工」,自然也沒有餘力提出新意念。「目前,我們公司還停留在生產線電子化這個非常初級的階段—戰略上是正確的,只有把這個先做好,才能結合科研有產出。」但是,小程和內地的公司交流發現,內地公司的發展效率更高、志向更遠。「他們有更明確的規劃和具體的時間表,不像香港這邊還處於『見步行步』的狀態。對我而言,內地的工作方式更具吸引力。」

此外,香港樓價高企、教育及醫療資源緊絀等現實問題,也使港漂對於在香港定居望而卻步。(資料圖片)

此外,香港樓價高企、教育及醫療資源緊絀等現實問題,也使小程對於在香港定居望而卻步。「在歐洲工作狀態相對輕鬆,買房很便宜,公立醫療和教育資源充足。我放棄了那邊的環境選擇香港這個高難度的地方,讓我感覺有落差。」他說。

2019年社會運動中,學校安排小程居於深圳的青年公寓。「我非常喜歡深圳的生活。走在街上,讓我有一種親切感,覺得自己屬於那裏。」這種感受堅定了他回內地的決心。

(文中Cherry、Will、小程皆為化名。)

上文刊登於第269期《香港01》周報(2021年6月15日)《漂在香港》。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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