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被指搞「港獨」 田飛龍:最有潛力獲得政治新生命

撰文:黃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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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選舉管理委員會上周五(7月9日)取消6組立法會議員參選名單資格,其中由1992年起擔任立法會議員至今的吳國昌,被當地選管會指控曾於2019年8月3日與「鼓吹『港獨』的『香港民主黨』要員胡志偉會面」。民主黨就此發出聲明,強調該黨及胡志偉從來都不同意亦不支持「港獨」。
眾所周知,民主黨是香港最為老牌及最為溫和的泛民政黨,為何會與「港獨」扯上關係?如果連「民主黨」都被視為「港獨」組織,泛民到底還有哪些組織可以參政?《香港01》早前曾經就此專訪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他從北京視角分析民主黨的存亡,認為儘管民主黨未必支持港獨,但對「一國兩制」的追求存在認知偏差和政治對抗,可能面對「顛覆國家政權」的風險;然而,田飛龍也指,民主黨本身擁有「國家大一統」的傳統基因,相信只要提升對「一國兩制」的思想高度,絕對能夠獲得「政治新生命」。

民主黨是香港最為老牌及最為溫和的泛民政黨。(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以「民主」定義「愛國」隱含政治對抗

民主黨於1994年由「香港民主同盟」及「匯點」合併成立,其《政策總綱》頭三條明確提出:(1)支持香港回歸中國;(2)支持回歸之後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民主治港」;(3)作為中國人民有權利和義務參與及評議國家事務。在香港,民主黨普遍被視為最為溫和的泛民政黨,向來也獲得最多市民支持,在議會政治扮演重要角色;至近年本土思潮活躍,民主黨也多番表明絕不認同「港獨」,堅持「一國兩制」才是香港出路。

然而,這樣一個曾被激進派攻擊為「大中華膠」的泛民中堅,緣何會被當成「港獨」組織?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兼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早前曾向《香港01》分享了他的解讀。田飛龍指出,民主黨有份提出的「民主回歸論」——支持香港回歸,實行民主政制度——存在一個以「民主」定義「愛國」的潛台詞,當中可能隱含一種由價值上升到體制的政治對抗。

「他們設想的民主道路是這樣的,先是在香港實現一人一票選舉,再作為示範對大陸民眾和執政階層提供參考或者施壓——而這恰恰符合美國對於中國民主化的設定。這種邏輯當中,存在一種立足香港、再通過對民主價值的追求,與社會主義體制進行制度競爭甚至政治對抗。」田飛龍解釋,對民主黨而言,由這種民主價值已經獲得西方認證,加上社會主義體制仍然存在各種道德和治理缺陷,所以他們堅信這種政治訴求具有正當性和道德性,急切希望香港可以進行示範;然而,對北京來說,這種訴求並非正確理解「一國兩制」或者認同國家的體現,「因為當中存在一種想要推動或者倒逼國家進行政治改革的意圖,而他們所秉持的是典型的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念,變相沒有維護《中國憲法》所規定的社會主義中國。」

田飛龍認為儘管民主黨未必支持港獨,但對「一國兩制」的追求存在認知偏差和政治對抗。(資料圖片/黃雲娜攝)

真誠接受中共,就能獲得新生?

田飛龍研判,儘管民主黨未必支持「港獨」,但如果按照他們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去推進「民主中國」的話,「就可能對社會主義中國產生顛覆性──這不是『分裂國家』,而是『顛覆國家政權』。」他又提到,自從民主黨「黨鞭」司徒華離世之後,民主黨實際上已經不斷被激進勢力牽著鼻子走,不但失去對整個陣營的主導權,甚至引入暴力路線,本來已經嚴重削弱自身的生存空間和政治影響;而當中央出手確立「愛國者治港」原則,又制訂全新選舉制度,無疑都對民主黨造成擠壓,「可以說,民主黨正在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生死存亡的選擇關頭;不過,民主黨也是最有可能改造成為『忠誠反對派』的政黨,因為他們本身擁有一種『國家大一統』的傳統基因。」

不過,田飛龍也預見,民主黨的「轉型工程」相當困難。首先,必須正確理解和真誠接受「一國兩制」及其背後的主導性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田飛龍說,如果民主黨對「一國兩制」的理解無法達到與國家及其執政黨看齊的思想高度,甚至仍然想以「民主中國」與中國共產黨一較高下的話,可能無法符合「愛國者」的標準。其次,如果民主黨的改造「用力過猛」,可能傷及自身的選民基礎及其信任關係,「而萬一改到變成一個『準建制』政黨的話,相信也會難以生存。」但儘管如此,田飛龍仍然呼籲民主黨把握轉型契機。

「民主黨可以選舉制度已被修改為由,徹底切斷此前與外部勢力的勾結和本土激進勢力的牽連,走上一條立足於『一國兩制』、真誠認同社會主義中國、願意服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道路——這樣的民主黨絕對能夠獲得政治新生命,甚至真正迎來『一國兩制』。」田飛龍續指,民主黨早前成立「內地及政制事務專責委員會」是一種積極求變的表面,他建議該黨可以多看其文章,甚至借鑑中國共產黨的經驗成為「學習型政黨」,而非只關注民意的操縱,但又不懂得拿捏政治鬥爭的分寸。

2019年反修例風波以來,抗爭派抬頭,並且主導去年泛民初選。(李澤彤攝)

香港政黨政治何去何從?

田飛龍亦坦言,當「一國兩制」當中「一國」的主導力量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有了更多展現之後,的確會對香港政黨政治的發展提出一個極大的挑戰性命題──香港政黨政治向何處去?「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已經給了香港人充分表現自治能力的機會了,但如果這些關鍵領域的改造失敗,即香港人始終無法擔當治理要務,那麼最後只能逼着中國共產黨走向前台了。」田飛龍強調,香港政黨應該儘快轉化成為「選舉」與「治理」並重的政黨。

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有別於西方政黨,並非以「選舉」為中心,而是以「治理」為目標,但是「沒有競爭不代表沒有壓力和動力,因為中國共產黨本身就繼承了中國古代賢人政治傳統,既重視精英對於整體利益負責的知識、道德和能力,又強調精英必須獲得民眾的認可。」偏偏,香港經過這些年的民主實踐,令中國共產黨發現當中存在不少問題:第一,選不出真正堅定的愛國者;第二,逐漸變成由外部勢力操縱、可能通向顏色革命的危險渠道;第三,無論是治理社會的能力,還是回應公平正義的能力,當選人的表現都相當有限——「因而需要進行改造。所以,選舉改革不是為了給傳統建制進行政治分肥,而是重新塑造賢能愛國者的管治體系,用以承擔香港在本地、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國家發展當中更加重大的任務。」

「在以前,若要成為港英之下的政務官或者立法會議員,相應的角色規範其實比較單一,也有一定傳統做法可以遵循;但是,若要成為『一國兩制』之下的政治家,無論是視野和目光,或者道德和能力,都要超出兩邊的規範,既要懂『一國』,也要懂『兩制』,既要懂『社會主義』,也要懂『資本主義』,還要時刻追隨國家戰略體制的變化與更新,致力提升自己的管治水平和治理能力。」田飛龍相信,這樣的政治家一旦逐漸催生產生,極有可能為「一國兩制」開闢一種全新功能——為良好治理儲備更多人才,甚至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經濟發展援助」以外的「治理能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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