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解.輸入外勞|是人手不足,還是工不夠好?

撰文:黃舜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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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對「輸入外勞」莫衷一是。通關帶動的旅宿餐飲業復蘇勢頭似乎被人手不足而拖慢,輸入外勞因而被不少商家視為走出困局的不二法門。自由黨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周四(4月20日)的立法會大會上提出「加快輸入人力,補充本港勞動力」的無約束力議案,促請政府「全面」、「盡快」為各行各業輸入人手,包括推出「輸入大灣區人力計劃」,讓獲批工作簽證來港的大灣區內地城市居民即日往返兩地工作和居住。經過4個小時、32位議員參與辯論,議案及修正案獲65票支持而通過,9票反對來自工聯會和勞聯,而狄志遠、梁文廣、劉智鵬和鄧飛則投下棄權票。究竟,本港的勞工短缺實際情況如何?議員們提出的解決方法又是否合理?

立法會議員議案政策分析系列

本港多個行業出現「人手荒」。輸入外勞被不少商家視為走出困局的不二法門。(梁鵬威攝)

行行缺人拖慢經濟復蘇

「加人工也請不到人......易志明(航運交通界議員)說海陸空三個行業缺十萬人,張宇人(飲食界議員)說缺四萬人,零售界缺三四萬人,IT、會計、旅遊更不用說。」邵家輝動議辯論時感慨,受人口老化、少子化、移民潮影響,各行各行出現人手短缺和招聘困難,縱使失業率下降至3.3%的「全民就業」水平,但就業市場仍深陷「人手荒」,「如果這狀況持續下去,香港會怎樣?如果不輸入外來人力,我看不見其他方法。」

根據政府統計處截至去年12月的職位空缺(見下圖),包括醫療、長者住宿、 護養院、 青少年服務中心、兒童日託中心等在內的人類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行業的人手短缺,是21個主要行業之首,達到1.1萬個,空缺率高達5.1%;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業也有逾萬個職位空缺;專業及商用服務、教育、住宿及膳食服務業也分別缺約8000人。

當下的「人手荒」,既有新冠病毒疫情衝擊經濟所形成的近因,也有產業固化所導致的結構性原由。但無論如何,勞工短缺正在拖慢疫後的經濟復蘇進程。

(《香港01》製圖)

加人工都無人做?

不過,支持議案的大部分議員同意,提高工資無法解決結構性的勞工短缺問題,因此會議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討論「怎樣做」——怎樣保障本地勞工優先就業之下輸入外勞。

包括提出修正案的四名議員:科技創新界邱達根建議政府設立「數碼工作簽證」,為科技人才提供即日往返香港內地的便利,並且加快落實大灣區專業資格互認機制。選委界周文港和民建聯九龍東顏汶羽則要求政府調查不同行業人手需求,制訂人才短缺清單,對準人手缺口進行填補。自由黨選委界李鎮強提到防止中介剝削外勞的情況發生,建議政府設計手機應用程式,為來港工作的大灣區內地城市居民提供求職、應聘、法例保障、報稅等一站式服務,同時定期在大灣區不同城市舉辦招聘會。

勞工短缺正在拖慢疫後的經濟復蘇進程。(盧翊銘攝)

工資增幅相當有限

不過,相較於「怎樣做」,有幾位議員更加關注「需不需要」。

工聯會選委界黃國和勞聯勞工界周小松先後反駁「提高工資也請不到人」的論述,質疑資方普遍沒有改善勞方薪酬待遇,即使加薪幅度也很有限。周小松直言:「至少看政府統計處的行業平均工資,與疫前相比,並無太大提升。」

翻查政府統計處資料,對比餐飲及零售等8個行業在2019年至2022年間的每月工資中位數變化情況(見下圖),中式酒樓菜館、清潔服務及安老院舍的工資升幅最高,但也只有700元,目前月薪中位數分別為15,700、10,500及15,200元;不過,零售業的工資中位數不升反跌,由原來的14,000減少200元至13,800元。

當然,不排除政府數據滯後的情況,但暫且看來,資方就工資的提升幅度實在有限。

(《香港01》製圖)

調查需求制定短缺清單

再者,邵家輝提到如今有將近20萬個勞工短缺的數據,也值得商榷。一方面,數據比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函在會上提到本港至2027年缺少17萬勞動力的說法,有過之而無不及。另一方面,如此駭人的數字,如果未加實證,或會扭曲本地勞工結構,影響議會討論和社會判斷。政府統計處顯示,截至2022年12月,所有行業共有7.3萬個空缺。

選委界鄧飛和工聯會九龍東鄧家彪都問及,究竟如何判斷有關行業確實無法聘請本地勞工。顏汶羽、周文港則建議,政府應盡快調查不同行業人手需求情況,制訂人才短缺清單,實事求事地釐清勞動力短缺,再有針對性地調整人才策略,並且配以「評估機制和指標」——讓僱主證明招聘一段時間後仍然無人受聘。除此,政府也應動態評估「輸入大灣區人力計劃」對關口、交通,以及社會可能造成的負擔,從而制訂合適安排。

民建聯九龍東顏汶羽要求政府調查不同行業人手需求,制訂人才短缺清單。(張浩維攝)

還須鼓勵市民就業

不過,輸入外勞只是補充勞動力的方法之一,絕非唯一解方。

正如多名議員在會上提到,香港勞動人口參與率只有58.1%,低於鄰近的台灣(59.1%)、韓國(62.67%)和澳門(68.5%),而女性勞動參與率更只有52.8%,比「男權主義」盛行的韓國的53.3%為低。因此,政府在適當、有規範的輸入人才政策之外,同時要鼓勵市民就業,推動更多例如兒童託管服務、彈性工作制等家庭友善政策,並改善勞工待遇,令更多市民願意投入勞動市場,本港的生產活動才會更有活力。

邵家輝在最後的答辯時間裡,回應黃國就最低階層勞工工資追不上通脹的疑慮時,認為政府應該透過現金或其他方式支援,去幫助這些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仍不夠生活的「基層朋友」。不過,他似乎並未意識到問題的始作俑者,正是資方以最低工資剝削勞動人民的工作成果,踐踏血汗榨出利潤而成,反倒要求政府補貼他們本應承擔的經營成本。

早在1980年代,本港地皮炒賣炙熱,製造業營運成本大幅上漲,大量港商將工廠北移。及至近年,內地勞動力優勢漸漸式微,港商又將工廠遷移至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但仍然維持勞動密集的低技術生產方式,不願升級生產線,未能增加行業附加值。早有論者掫揄,待這批勞工「富起來」,工廠難道要搬到非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