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童減少．策解｜3年縮294班　6年少1.9萬學童　政府莫等慢性殺校

繼中華基督教會長洲錦江小學後，黃大仙獻主會溥仁小學也因收生「欠1人」而面臨「殺校」。事件只是本港適齡學童人口持續下降的冰山一角，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上周六（4月29日）公佈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85%受訪學校對縮班殺校感到憂慮。有教育界人士認為，政府應趁機推行小班教學，增加師生比以提高教學質素；也有論者認為，小班教學只是減少殺校風險的應急之舉，長遠仍須面對「少子化」的困局。回望過去20多年基於「生源不足」和「小班教學」的政策討論，面對這個早已預見的「寒冰期」，為何特區政府總是無法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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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將減少1.88萬名學童

教育局數字顯示，過去3個學年，全港公營小學各級合共減少294班，縮班情况嚴重。根據政府統計處在2020年9月發表的香港人口推算（見下圖），預計6歲小學適齡學童人口，將會由2023年的5.73萬人跌至2029年的5萬人；至於香港居住的12歲中一學齡人口，則會由2023年的7.16萬人，下跌至2029年的6.01萬人。這1.88萬人口跌幅，明顯是「結構性」而非「過渡性」的，意味將有更多學校出現收生不足，面臨縮班、殺校。

教聯會副主席、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上周四（4月27日）在港台電節《千禧年代》稱，連同長洲錦江小學和溥仁小學，共有三間學校「獲派0班」（不派學生入讀該校）；坊間盛傳另有兩校同樣「獲派0班」，惟消息有待確認。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於上月中旬向會員發出「關於縮班殺校的問卷調查」，發現84.7%受訪者對縮班殺校表示憂慮；對於教育局有否就應對縮班殺校提供足夠措施，有多達91%受訪者認為並不足夠。

倘若適齡學童不足、學校過剩的供求失衡持續發酵，教育人員的生計固之然受影響。而長遠來看，學生人數的減少將會影響本地勞動人口和經濟結構，損害香港整體競爭力。

「軟著陸」應對「結構性」問題

不過，特區政府政府似乎並未意識到其迫切性。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在3月31日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中，重申即使面對結構性問題，也不會進行大刀闊斧改革，而是會以「軟著陸」為目標，逐步有序調節學校數目，確保教育質素和善用公共資源。

然而，所謂的「善用公共資源」，只是消極地因應不同區情、校情等市場需求（家長和學生的報讀情況），被動地停辦收生不足的學校，再合併和重置較多剩餘學位地區的學校到學位需求較殷切的地區或新發展區。這遠稱不上是「善用」，更加缺乏長遠目光。

多名立法會議員在會上表示失望。朱國強坦言「軟着陸」做法只能換來「慢性殺校」，嚴重打擊學校團體的教學士氣，反而影響教育質素。新思維主席、立法會社福界議員狄志遠也批評教育局缺乏完整教育規劃應對人口下降問題，僅靠調整供求於事無補。

綜合教育界和關注團體的意見，應對這場即將來臨的「寒冬」，不外乎三招：「調節」——降低師生比例，推動小班教學；「增源」——鼓勵生育，或從其他地區輸入學生；「降求」——停辦、合併和重置學校。上述措施可以多重並舉，惟前題是政府要根據人口下降而重整教育規劃；可是，政府往往不願從長計議，更加未能多管齊下，甚至有點捨本逐末，結果兩頭不到岸——小班教學推展進度緩慢，適齡學童人口持續下降。

政策目的「前言不對後語」

以小班教學為例，本來即使學齡人口沒有下降，教育界早有不少聲音建議特區政府大力推行，因為可讓老師有更多空間關心學生，令學生更投入課堂學習，但特區政府一直未有把握先機。直到近年出生人口持續減少，更多人順勢要求當局趁機改革，教育局才努力趕搭尾班車，但多少有點「前言不對後語」，似乎未太清楚小班教學的根本目的。

例如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上月初（4月4日）在教育局網站發表《把握人口變化契機 善用資源優化教育》一文表示，「面對學齡人口結構性下降，我們須把握契機，重新調撥和善用資源，聚焦提升整體教育質素，滿足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有關說法 ，似乎傾向把「人口變化」視為「小班教學」和「提升質素」的前置條件，本末倒置。

奇怪的是，2021年10月12日，時任教育局副秘書長杜潔麗在教育局網站發表《專業有序規劃 落實小班教學》一文時明明指出，「若將小班教學與減少每班人數掛鉤，又或者視小班教學為處理學童人口下降的一項對策的話，實在曲解了小班教學推行的原意、有違初衷，而這想法亦非專業的考量。」該說法和施俊輝不太一致，可見當局思緒混亂。

小班教學支援不足推展緩慢

除此之外，落實小班小學時，也有諸多不足。畢竟小班教學絕非一蹴而就，需要更多資源和時間培訓教師，讓他們學習設計小班教案，熟悉課堂節奏和教學方法，同時減輕他們教學以外的工作，才有更多時間和空間備課和關心學生。如果只是少了部份學生，但老師依然埋首於行政工作，上課照本宣科，即使師生比例達到一比一也是徒勞。

公道點說，港府不是不諳此道。立法會早於2002年11月由時任教育界議員、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張文光提出「小班教學」議員議案辯論時，時任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就已引述外國研究經驗，引證上述說法。例如他提到：「英國有研究指出，教師必須採用適當的教學法，才可令『小班教學』發揮效用。若班級人數少了，老師的教學法沒有改變，則『小班』的優點就不能彰顯出來。」但諷刺的是，當局似乎未能學以致用。

根據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助理教授章月鳳和小班教學學會創會副主席鄧耀南於2014年在《香港教師中心學報》合撰論文〈香港中學推行小班教學的現狀及啟示〉，當時向544間學校發出問卷調查，發現推行小班教學主要面對兩大困難：一是資源配套困難，包括教師人數不足（64%）、教育經費不足（63%）和沒有足夠的校舍設施（52%）；二是教學支援不足，包括缺乏受過小班教學培訓的教師（39%）、缺乏小班教學資源（38%）。可見特區政府的支援相當有限，直到近年仍然為人詬病。

推行24年仍近兩成小學未達標

小班教學進展緩慢，其中一大障礙可能在於，儘管面臨生育率和適齡學童雙雙下降的衝擊，但教育局由始至終都不認同中小學全面推行小班教學是大勢所趨。早在21年前，李國章已經不太認同「未來適齡學童人口不斷下降」的說法，並且引用政府人口推算數字表示在2010年將有回升現象。另外，李國章又多次重申，小班教學對教育質素的影響備受專家爭議，迄今（2002年）並無有力證據證明「小班教學」對教與學的成效。及後，特區政府都以「效能眾說紛紜」和「不符成本效益」為由，對推動小班教學拖拖拉拉；即使終於2009/10學年承諾逐步在公營小學實施小班教學，至今仍近兩成未能達標。

時至今日，蔡若蓮也在上述立法會會議回應指，中學不會實行小班教學，因為班級人數過少的話，不利於學生的群育發展、選科和興趣發展；而目前已有近9成小學實施小班教學，相信也無須調低每班24人的班額標準。蔡若蓮更提到，政府在2009年推行小班教學之前，委託劍橋大學教育學院副研究總監Maurice Galton的研究結果，指出小班教學的成效在小學階段早期重要，但效用會漸次減退，強調中學同學之間互相學習同樣重要。

然而，蔡若蓮所引述的「香港小班教學研究報告」（Study on Small Class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in Hong Kong），距今已有14年之久，學生亦由從小對着電視成長的Y世代被從小接觸互聯網的Z世代取替，社會文化和生活習慣早已天翻地覆，報告能否適用於當下，實在存有疑問。除此，當時研究團隊亦發現，參與小班教學的老師並不充份了解研究團隊提供的教學方法，因此在教授過程中極為掙扎，這無疑影響研究真確性。

一切都是「錢銀作怪」？

另外，研究團隊在背景資料部分寫明，學界對於小班教學的班額大小並不統一，例如1990年在美國田納西州幼稚園至小學三年級進行的師生比例改進研究計劃（Student / Teacher Achievement Ratio），小班班額為13至17人；1996年美國威斯康辛州幼稚園至小學三年級推行的學生教育成就保證計劃（Student Achievement Guarantee in Education），則是每班15人；而香港的小班學額則是在20至25人。如果要跟足研究，政府完全有條件微調班額標準，而非任由學校因收生不足而面臨殺校。

更重要的是，Maurice Galton已於2019年發表全新研究，表明東亞地區實施小班教學政策，促使學校和課堂發生良好的變化，學校使用小班教學作為變革的催化劑，教師嘗試善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策略。不少研究也顯示，學界對於小班教學的討論，已經不在於糾纏有沒有效，而是如何才能更加有效。鄧耀南於2021年也在報章撰寫《小班教學：為誰辛苦？為誰忙？》強調，「小班教學作為一個契機，是讓老師專業發展得到提升的關鍵所在」，而當中少不了建立一個能夠「促使學校領導、中層管理人員和教師擷取、分享、創造、遷移、應用和內化知識及管理小班教學知識資源的重要機制」。

綜觀政府多年理據，本質都是「錢銀作怪」。李國章當年已經一再重申「小班教學耗用龐大資源」，更即場粗略推算公共財政負擔——假設由2003/04學年開始，把小一每班人數減少至25人，並按年推展至其他小學班級，預計至2008/09學年時，小一至小六可以全面實施每班25人教學，屆時「我們共需多開辦約4600班，增加的經常性開支約為每年36億元」。如今看來，當局為了節省那區區數十億元，恐怕賠上的是香港長遠競爭力；更令人擔心的是，今天的官員仍是「以錢為本」，不願投放更多資源。

既然全面落實「小班教學」需時，那麼「增加生源」如何？儘管香港總和生育率已於2021年跌至全球最低的0.77名子女，但負責人口政策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年初曾在立法會回應指「會提供更好的支援但不宜過分干預」，表明不會積極鼓勵生育。教聯會副會長、立法會選委界議員鄧飛接受傳媒訪問時則建議，政府吸納更多內地或其他國家學生，以自資全額方式入讀本地中小學，補充生源。對比起同樣面對「少子化」的新加坡，向外招生並非陌生做法。惟面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生時，教師需要具備一定語言能力、文化適應力和文化敏感度，這又離不開局方投放的教育資源和教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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