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反修例風波帶來社會撕裂，也引起最大規模的「移民潮」，當中有不少是年輕人；然而，特區政府似乎不太重視這些未來社會棟樑的流失。早前有青年民調顯示，近六成七受訪者不認為特區政府信任青年，另有六成四受訪者不認為自己信任特區政府，可見雙方張力。但在被形容為「威權」、「專制」新加坡，當地一項青年研究結果發現，有九成年輕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信任政府，另有68%受訪青年相信政府能夠為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我們不禁又要問，為什麼他們對當地政府的信任程度會如此之高？到底是當地人的追求不一樣，還是當地政府的表現不一樣？背後的答案也許可以為如何凝聚港青民心、重建社會希望帶來一些啟發。

2019年反修例風波後，「移民潮」持續拍打着維港兩岸，根據特區政府統計，過去三年香港淨遷移人口超過13.41萬人，當中有不少是年輕人，有的一窮二白，但更多的是有資本、有學歷、有技術的中產。然而，特區政府似乎不太重視這些未來社會棟樑的流失。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創研庫上月初發布《青年對香港未來的願景》專題研究報告，此前透過網上問卷和個案訪談等方式訪問過千名34歲以下青年，結果顯示近六成七受訪年輕人不認為特區政府信任青年，另有六成四受訪者不認為自己信任特區政府，更有過半數人表示不同意「社會大眾信任青年」。負責是次研究的青年創研庫管治組召集人林景輝提到，不乏青年在訪談中反映，曾嘗試利用分享會等不同渠道向政府表達意見，但與會官員往往已有既定立場，出席活動只是走過場，根本無聆聽青年聲音。

年輕人不信任政府，自然不信服政策成效，就難以看到社會前路。正如上述報告所顯示，有不足四成受訪者對個人未來發展傾向樂觀，持悲觀者有一成八，表示不知道或難講者則佔四成半；另有逾四成半對香港未來發展傾向悲觀，持樂觀者只佔一成八，表示不知道或難講者佔逾三成半。網上問卷的答案或可窺見箇中緣由，例如問及「最期待新政府為青年做些甚麼」時，最多人選擇的項目分別是解決青年住房問題（45%）、聆聽青年聲音（35.3%）、修補關係（27.5%）、促進多元產業（21.2%）。這些不滿又在個案訪談中一一佐證，可見令青年陷於迷霧之中的正是纏繞香港多年的深層次矛盾——樓價高企，缺乏市民可支付的房屋；產業單一，上流階梯狹窄，缺乏經濟發展的前景；社會不公和政見不一引起嚴重撕裂，出現政府信任危機，缺乏改變的希望。

不過，深層次矛盾是難以簡單描述的病根，但反修例帶來的撕裂卻是觸目可見的傷口。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人口健康講座教授葉兆輝早前發表《積極推動社會復和》一文，談及因反修例入獄的年輕人重投社會時可能面對的種種困境，包括被已取錄的學校取消入學資格、無顧主願意聘請、與家人不和、長期承受精神壓力，但政府沒有伸出援手。他就此寫道，「官員和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都有公開提及要着手去修補社會撕裂......若然沒有確實制定任何合適的社會政策去幫助這群年輕人，但表面上尊重，留待社會各階層去自決，其實就是『眼不見為乾淨』，根本懶理這群年輕人的死活。」

政府信任危機、市民自生自滅......但若把場景切換到新加坡，卻又是另一番光景。當地全國青年理事會在7月23日發布一項已經展開六年的青年研究，顯示有九成年輕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信任政府，另有68%受訪青年相信政府能夠為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儘管如此，報告仍然強調青年對政府的信任是該國增強凝聚力的關鍵，因此建議當局與青年展開更多交流，例如在平衡工作與生活、房屋問題、以及為年輕父母提供支援等議題上進行討論，以補足相關政策。文化、社區及青年部政務部長陳聖輝就此回應指：「我希望你們繼續分享這些想法，當中可能會面臨一些困難，有些可能無法付諸現實，但我們會商量，會辯論，會支持你們，讓你們有能力作出改變。」

我們不禁又要問，為什麼在曾被形容為「威權」、「專制」的新加坡，年輕人對當地政府的信任程度會如此之高？到底是當地人的追求不一樣，還是當地政府的表現不一樣？

這又要從人民行動黨（PAP）能夠長期執政說起，而政治人才培訓和社區治理制度，正是兩大「武器」。新加坡政府為發掘最優秀政治人才，主管公務員的政府部門公共服務署每年從2,000名高中畢業生中，選出200人面試，揀出70人，頒授不同獎學金，包括制服服務、公共行政及最高級別的總統獎學金，供他們到國內外攻讀大學，畢業後他們要到政府服務至少五年，之後再和其他公務人員參加政務官（AO）甄選。

對於每名被選中的天之驕子，政府從他們修讀大學開始，就悉心培養他們對服務公職的興趣，以及接觸人民的能力。例如他們獲得獎學金後，首先要接受兩周的政策研習會訓練，討論政策制訂，並且要到社區中心從事社區服務，親身感受新加坡人民日常面對的問題。入讀大學一兩年後，他們又要返回新加坡政府參加為期兩個月的實習工作，同時也要再次落區服務，從各種訓練中摸熟政府的運作程序、管治思維及新加坡面對的問題，並培養他們無私為人民服務的使命感，同時了解市民所需、思考如何為民解困。

公職只是踏上從政階梯的第一步。PAP會從公務員團隊中物色優勢的人才申請入黨，同時進行經智商測驗、1,000題個性測驗等多種測試。當對方順利入黨後，就必須辭去現有公職，再由PAP安排對方到特定選區服務基層，直到對方在國會大選中贏得地區議席，才會任命其出任有關內閣職位；即使已兼任國會議員及內閣部長，每個禮拜仍需抽時間到自己的選區會見市民，為市民解答疑難，直接面對民意的考驗和挑戰。

至於社區治理方面，新加坡通過塔建不同的社區組織網絡，將政策落實地基層的同時，吸納民意。目前新加坡社區工作分別由社會及家庭發展部，文化、社區及青年部負責，制定社區建設相關政策、規劃。當地政府把國家劃分為中部、東北、東南、西南和西北五區，每區設有社區發展委員會的地方性組織，其職權與本港的區議會相若，即規劃和開發新的社區和基礎設施項目、為該區居民管理政府援助計劃、與社會工作者、義工團體和能力較強的人合作，處理社區問題等等，但其成員並非經選舉產生，而是經政府委任，並與市鎮理事會、居民顧問委員會等多個機構合作處理基礎社區工作。

例如，市鎮理事會負責修繕公共住宅及配套設施，改善居住環境，落實住宅翻新計劃；居民顧問委員會負責規劃、領導、協調基層工作，反映居民需求，傳達政策法規。對於各個基礎及諮詢組織，則由人民協會進行管理。這套社區治理制度有助鼓勵居民參與社區事宜，也促進政府與人民互動，增加社區活力，發揮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的作用。

反觀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團隊，儘管和新加坡一樣沿用政務官制度，但早已為人詬病因循、守舊、官僚，而且根本未能時刻以人民為中心。截至2020年6月30日，香港共有17.73萬名公務員，這批公務員曾以「廉潔奉公」、高效著稱，但早已流於技術官僚，被指「少做少錯，不做不錯」、部門之間互相推諉、政策離地萬丈等等，在此不贅。

解決房屋問題、發展多元產業，促進青年上流，都是「重建政府信任」的必要舉措，單政府也要主動釋出善意。「雙方都有誤解，導致信任陷入樽頸，需要通過真誠溝通解決問題。」林景輝援引研究數據指出，有74％的受訪青年人對香港有歸屬感，亦有不少受訪者想參與教育及人才培育（32.4%）、醫療及公共衞生（32.2%）和房屋及城市規劃（29.2%）的工作，建設香港，可見他們只是不信任特區政府，而非不信任香港。

青協在前述報告建議，工聯會麥美娟主理的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應牽頭實踐有利於建立青年「三信」（信任、信心、信念 ）工作，而其中的一個方向，就是推行青年主導的社區建設計劃，從地區起步，鼓勵青年就他們關切的社區問題構思解決方案，並提供實踐機會；透過吸納青年在地區做實事，協助青年實踐心目中可以為社區帶來改善的藍圖。

林景輝及其研究團隊曾訪問中大政治與行政學院副教授黃偉豪，「他提到青年人重視『共創』和『實踐』，青年人親身參與地區推動活動，能夠增進他們對建設香港的投入感和積極性。」他認為，這有助鞏固年輕人對香港社會的歸屬感，也可讓公眾看見年輕人建設性的一面，從而拉近社會與年青一代的距離，逐步消除誤解，修補社會撕裂。

葉兆輝告訴《香港01》記者，一個有活力、有盼望的香港，才是「宜居」的核心。有活力是指年輕人在人口比例上佔有更多的百份比，「而有盼望是指，就算今日好辛苦，如果明天有希望，可以先努力、先撐着，而不是好辛苦，但沒有希望、沒有結果。為什麼有些人比起新加坡，更喜歡來香港，是因為我們有活力，更加多姿多彩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