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作為一種在數碼經濟背景下衍生的新興生產組織模式，可以通過互聯網和移動技術配對對人力資源進行分配，這在一方面提升了服務效率，但同時也因為網絡效應而造成壟斷性競爭。香港社會近年初嘗零工經濟帶來的甜頭，但似乎沒有意識到它對傳統經濟的影響，更沒能為此制定相應法規、精準扶植。

談及零工經濟對社會造成的影響，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系副系主任黃健明直言：「我覺得無論如何，選擇增加對於社會而言都是創造了價值。但如何發揮這種價值，政府要非常小心，防止政策上造成不公的競爭。」他說，香港社會初嘗零工經濟帶來的甜頭，如果在這時政府選擇補貼平台，一定程度上會導致不公平的競爭。「在合理的競爭下，結果一定是消費者和服務提供者同時受益。從事零工經濟的人中意這種工作安排的靈活性，消費者獲得更多的選擇機會。」

法規跟不上新經濟發展

這是否意味着政府應該不作為，放任平台發展自生自滅？黃健明認為答案是否定的，他提出，應當意識到零工經濟這種新的組織模式對傳統經濟造成的影響，發展中面臨的現實阻礙等，結合不同行業的特徵制定相關政策，精準扶植。

「首先需要反思，我們的法律法規是否適應科技迅速發展的網絡時代？」黃健明質問道。這一質問其實針對香港Uber至今未合法化的問題。根據《道路交通條例》，如果使用私家車或輕型貨車作非法出租或取酬載客；或招攬或企圖招攬他人乘坐此類汽車的人士皆屬違例。「這條法律有一定的歷史背景。」他解釋道，「在出租車公司成立之初，因為沒有一個固定定價，常常有乘客和司機為價格爭執，影響道路交通。後來因此出台了出租車固定價格的法律安排，避免衝突。」然而在網絡如此發達的今天，乘客乘坐Uber有訂單記錄、有GPS定位，還會因為乘車前後司機出爾反爾、取酬不同而吵架嗎？「顯然是一條落後於時代的法規。」

該條法規對香港的平台經濟與零工經濟都在產生不利影響。「比如我們知道，在世界範圍內零工經濟中佔據大量份額的正是交通出行行業，該條法規的限制導致香港零工經濟在這一行業難以健康發展。」黃健明批評道，「另外，由於Uber處於法律的灰色地帶，公司不願公開在香港的相關數據——這對於學者研究香港零工經濟的發展水平，統計從業人數和企業營收都有影響。我們因此難以衡量香港零工經濟目前究竟走到哪一步。」

而在零工經濟與傳統工業生產模式之間的關係方面，黃健明分析認為可以劃分為兩個類型，其一是相互補充，以外賣為例，過去許多餐廳需聘請專門的外賣員，無形中增加了人力成本；出現外賣平台後，餐廳既無需承擔外賣員的薪資，又能夠擴寬市場，提高銷量，何樂而不為？其二則是相互替代，「比如有些產業本身的特點更適應零工經濟這種靈活的安排，就會替代掉原有的生產，從而挑戰了傳統行業。」例如Uber正在搶奪出租車行業的蛋糕，Airbnb瓜分了酒店行業的份額。「我們看到世界範圍內都有出租車司機發起抗議抵制Uber，從中可以看到零工經濟與傳統行業之間的衝突。」因此，黃健明認為前者能夠繼續發展，甚至發達；而後者發展則有一定阻礙。「我們這麼多年的經驗觀察發現，一旦導致不同既得利益者發生衝突，政府沒有什麼能量能夠平衡，甚至改革相關法規。」黃健明直言。

結合行業特徵制定相關政策

「此外，我們要意識到香港本身具有發展零工經濟的局限性。」就零工經濟的七大行業分類，黃健明指出香港由於市場狹小，導致部份適宜零工經濟安排的行業難以長足發展。「比如KOL、知識付費等行業，需要面對一個比較龐大的市場，然後才能有一個很大的經濟規模效益。但聚焦香港，因為受到文化語言的限制，這一類產品和零工工作面對的都是香港本土市場，而香港本身市場規模較小，因此很難達到一些較大的國家及地區的發展水平。」

而一站式服務配對平台HelloToby在公司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具體問題也折射出香港社會還未對新興經濟產業的發展做足準備。「一個很大的難題是人才不足。」HelloToby成長銷售副總監崔慧妮說，「一家初創企業要發展，需要足夠且合適的人才，對HelloToby來說主要是在IT領域。」但是，HelloToby也發現，由於香港缺乏科技人才，造成市場人才競爭激烈，具有相關能力的人才就更願意去大公司，「初創企業就會比較吃虧。」

「結合市場情況，其實不同行業的服務都不同。出租車行業不同於酒店行業，外賣行業不同於家居清潔，需要政府結合行業特徵思考如何規管。」黃健明強調，「起碼要有這樣的思維和思考方向：有新的合作模式出現了，究竟我們應該如何令法規合乎時宜？然後再逐個行業去檢視。」